——由此看负责任大国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应有态度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思考未来世界秩序问题时，需要认真反思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遗产。如果许多理论问题没想清楚，或者不能独立自主地从中走出来，就必定成为我们探索更好的世界秩序的思想负担。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叙利亚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关系反思样本。这个问题不仅是叙利亚内部问题和地区问题，也不简单就是“保护的责任”[1]的分歧问题；由小观大、小中见大，可以看到它其实涉及到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许多基本问题，考验着人们看待建设良好国际关系的态度。
国际关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战争问题，另外一个是大国不欺负小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自西方的“国际关系”扩张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西方特色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始终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这也为我们展开对未来世界秩序探索提供了很大的理论空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一个多世纪前曾反思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国际关系必须要解决大国不欺负小国的问题。孙中山先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目睹帝国主义内部战争和对外战争给弱小国家带来的灾难，感叹国际关系是列强“吃人的”、“灭人的”关系，没有仁义道德可言。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相比，在中国与东亚经过漫长时期构建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在东亚实现了大国与小国共生的局面。这不是说中国做得很好，但是与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相比，东亚共生的国际体系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多讲强者基础上的法，中国在东亚的国际体系中多讲为大者的德，这是两种国际体系的差异。
将叙利亚问题放在“大国不欺负小国”的简单逻辑上，才能摆正我们反思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和基础。叙利亚问题为什么会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在目睹叙利亚问题以来死伤的无辜平民，都会为之产生同情和怜悯。当人们看到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面对电视镜头以“人道主义”和“保护的责任”名义要求巴沙尔下台时，人们立刻想到这样做是否是在破坏联合国宪章主权国家及其领导人正当性的法则；当美国以化学武器事件为由要对叙利亚实施干预时，人们马上想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拥有核武器名义推翻伊拉克政权的事件，但事后伊拉克被证明并没有核武器；当外部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造成当地政局动荡，进而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人们从心底里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产生怀疑。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坚持，叙利亚问题至今还没有从政治解决的框架中滑出。每当国际关系处于动荡或者历史转折关口的时候，世界需要坚定的国家和政治家将国际关系发展拉回到历史发展的正确轨道上。叙利亚问题看似国内问题，但是大国对叙利亚问题持有的态度，其实反映了它们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态度：一种是强权政治和黩武主义的态度，将军事干涉和欺凌肢解小国视为当然；一种则认为强权政治和军事干涉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各国政治及其发展道路应当由其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
没有“公道”就没有“人道”
大国在看待叙利亚问题的态度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从人道主义干涉概念中改头换面而来的“保护的责任”的概念引起很多的批评。对“保护中的责任”和“负责任的保护”[2]的讨论，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学者对实施“保护的责任”进程和进程后出现的许多消极后果的担忧。强调“负责任的保护”和“保护中的责任”是必要的，但是这样还不够，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层次的政治学思考。
换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管是利比亚问题，还是叙利亚问题，撇开其国内政治不说，就国际关系而言，关键不在于这些国家的“人道”主义灾难问题，而在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大国在对待这类问题上缺乏“公道”。
中国和世界上所有具有同理心的国家一样，对世界各地发生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内战冲突等，均怀有同情和怜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洛杉矶和巴黎种族骚乱对平民造成的伤害所产生的同情和怜悯，同对利比亚、叙利亚内战中伤亡的平民的同情和怜悯是一样的。外来干预在不违背联合国宪章前提下对人道主义问题而言固然有必要，但如果脱离“公道”的轨道，受“私道”支配，就必然无益于当地问题的解决，通常还会加剧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就如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所揭示的一样。这就是西方国家对外干预经常被人以双重标准诟病的原因之一。所谓的双重标准，或者有选择的干预，本身就说明干预的起点和进程是以私道而不是以公道来进行的。
中国人历来有“天下为公”而不是“天下为私”的情怀。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世界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中国人认为，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若没有“公道”是不可能实现“人道”的。当今的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之所以说叙利亚问题不是人道而是公道问题，是因为一些大国在破坏公道，一直试图以私道来支配和改变叙利亚的国内政治进程。这是叙利亚在外界干预下或者“保护的责任”名义下出现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简言之，叙利亚问题不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的自由—专制和民主—独裁的问题，而是公道与否的问题。
中西政治文化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政治文化将干预作为一种责任，而中国政治文化则将避免干预作为一种美德，这种政治文化美德同时体现在中国外交原则和实践中。公道和公理是中国人理想的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尺度。一百多年前，晚清海关的掌管者英国人赫德，在就义和团运动而为英国撰写的中国政策报告中，有段对中国人的公道公理观较中肯的评价，认为中国人在内部形成了一套比强权更为可行的公理守则：“中国人是一个很高傲的民族……他们是非常讲理的人，当发生争端时，解决的办法就是诉诸公理。三千多年来，这种公理崇拜已经形成共识，或说代代承袭下来，并一直在增强，他们这方面的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听到公理必须有强权做后盾的告诫时，激起的反响就不是用惊讶可以形容的了。”[3]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提出的关于以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的主张，恰恰是其站在“公道”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体现。西亚北非地区的一些国家至今对中国的立场还不理解。中国认为，问题不完全在于叙利亚内政，而在于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频繁试探和突破主权国际秩序的底线，其危险性不仅波及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主权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有可能是更多的小国(包括那些至今还不理解中国投票行为的小国)。小国今天对待叙利亚的态度，可能是自己明天所遭遇的态度，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叙利亚问题凸显了建设世界秩序的重要性。世界秩序演变史及其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出世和登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人类以往所有的政治文明成果，而是以往一些国际政治文明被“私道私理”支配得太多，亟需“公道公理”来扶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国人都把“公道”作为实践判断的准则和立法精神的来源，凡事只要偏离公道，就会埋下祸根与不和。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和谐不共生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才凸显出和谐共生的价值和意义。叙利亚问题虽然降低了一些西方国家宣扬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的地位，但是突出了中国人在“公道”支配下的和谐共生秩序观的意义。
小国如何避免大国政治下的悲剧
国际社会只要坚持按照“公道”办事，就可以解决大国不欺负小国这个问题，但仅有此也还不够。叙利亚问题包含很多国际关系信息。“保护的责任”所隐含的旧的国际政治的信息，就是一些国家天然是有伦理、道德责任权利，对他国实施保护。这种思维将小国命运与大国政治紧紧地拴在一起。要避免国际关系中更多的大国欺负小国的现象，除了需要大国抛弃这种“保护”的思维，相信小国具有解决自身政治问题的智慧以外，小国自身也要摆正自己的国际关系位置，或者说，需要小国整体性地反思其如何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这也是新型国际关系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小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小国。小国也是主权国家，有自己的尊严。小国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它们唯一不能选择和改变的就是居住的地理位置。它们很多生活在大国的夹缝中，或者处于重要的战略要冲地带，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大国政治中，很难超然于大国政治之外。一旦大国之间起纷争，首当其冲的往往都是小国。
中国古人说：“以小事大讲智”。历史和当代国际关系中，小国处理与大国的关系大致有以下模式：第一，结盟或依附于大国，求得生存；第二，小国利用大国政治的矛盾操纵大国政治，甚至大国内部政治；第三，小国通过自强不息在某些领域成为地区中心；第四，小国奉行中立或不结盟政策；第五，联合自强。
今天，世界上许多小国采取的是与大国结盟或者依附大国军事保护的方式，有些小国精于此道，因此而操纵大国政治及个别大国内部政治生活的也不少。但由于大国政治的变化，小国为了维系与大国关系的这种处理模式，所遭受的国家悲剧和民族悲剧也举不胜举。“保护伞”式的关系不是一种好方式，被大国保护与被大国利用总是无法分开的，也不能分开。小国的政治自觉就是减少与大国的结盟，从已有的军事结盟体系中走出来，走不结盟、中立、自强的外交道路。
小国一直有更好的选择的机会。二战结束以后，一大批新兴独立的中小国家试图在美苏冷战之外，走不结盟的道路。不结盟运动沉重打击了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前后，不结盟运动陷入低谷，在一些国家宣扬和巩固结盟以对抗国际政治文化的时候，国际社会有必要倡导不结盟理念和实践。不结盟思想在新时期的表现为结伴不结盟。作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潮流，结伴不结盟成为与结盟政治并存的两个状态，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模式，小国能否跟上前一种潮流，脱离后一种潮流，取决于其政治自觉。世界上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如果认识到并认同本国领土不得被外人驻军或者被他国用于借道打击第三国，那么危害国际安全的结盟政治就自然会被削弱。
叙利亚危机中的媒体和舆论
世界上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国际新闻报道很值得思考，不同的报道方式反映了不同的国际新闻价值观。西方主流媒体从一开始就将叙利亚问题定调为民主、人权、人道主义灾难问题，从而步调一致地为军事干预提供舆论与舆情支持；但凡不是从普世价值新闻观而是从公道新闻观角度报道叙利亚的，都会被断然定义为反民主、反人权、反人道的报道，并被视为走在错误的历史道路上，这几乎成为西方历次军事干预不变的新闻报道规律和模式，也是其媒体高度讲政治的一面的体现。巴沙尔在叙利亚局势极不确定的时候宣称叙利亚在舆论战中输掉了，此非虚言；中央电视台驻叙利亚记者王微微在2014年初采访巴沙尔之前，叙利亚新闻部门就曾向其抱怨西方记者之前采访巴沙尔的内容被断章取义地加工了。叙利亚问题的国际新闻报道现象并非是孤立的，它存在于今天许多的地区热点和国别问题的报道上。国际舆论市场中的“一言堂”和专制格局值得省思，它提出了建设公道的国际舆论格局的重要意义。[4]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学术界围绕北约武装干涉科索沃危机问题，曾经对罗尔斯政治哲学中所谓“自由”国家(引号为笔者所加)有权利和责任对非自由国家进行干涉的观点，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评。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思潮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自由、民主这些词语被有的媒体、学者、个别国家塑造成神灵和神话一般，霸权国家掌握了对这两个词语的随意解释权和终极解释权，而其他国家和人民是不能对此解释内容进行任何质疑的，稍有质疑和不同意见，就会被定义为异端，而异端就是应该被讨伐的对象。缅甸国史《琉璃宫史》记载其古人论述克敌制胜的五因，其中首要的因素就是诵经念咒。[5]对自由民主的“诵经念咒”，已然成为霸权政治的统治术，对不合其意的国家开动国际舆论机器将其诵经念咒到不自由、不民主的行列。诵经念咒只对那些迷信诵经念咒者的经咒的人才有作用。在2012年叙利亚危机和俄罗斯总统选举叠加的时期，当美国指责俄罗斯总统选举不民主的时候，普京以“我的选举比你还民主”来回应美国。
国际新闻报道历来是有价值观的，叙利亚危机中的国际舆论场再次揭示了这一点。叙利亚问题之复杂性，已经不是西方媒体用所谓“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叙事框架所能说清楚的了。虽然把它放在自由民主的框架下讲不清，但放在“公道”的框架下就会很容易讲清楚。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国际舆论场，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极为重要，新兴国家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并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其和平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必会受影响。
制造出来的分裂与实现政治团结的艰难
有人说叙利亚问题反映了安理会五大国的分裂，更有甚者，有人以“新冷战”一词看待叙利亚问题背后的大国关系。同样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要求上，会产生不同的解释和叙事方式。如果我们的观察方向和思维被别人“分裂”的叙事逻辑所牵引，那么立场和政策就容易被误导。
笔者认为，如果存在分裂的话，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媒体和政策制造出来的。在叙利亚战场上，军事斗争与政治谈判紧密相关，军事始终服务于政治。政治谈判总是与叙利亚战场上政府军与反政府军力量的对比消长联系在一起，这是问题的关键之一。而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美英法急于将不成熟的草案或者肯定不会得到联合国通过的草案，拿到联合国大会上去表决，试图将叙利亚混乱局势的责任推卸给中俄，人为地制造出大国之间的分裂。
与分裂叙事逻辑相对的是政治团结或者达成共识的叙事逻辑。中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既重视叙利亚国内包容性政治进程，也强调国际上的大国要以团结协商的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在每次国际关系处于关键转折的时刻，维护大国团结而不是鼓动大国分裂，对国际关系的和平发展都是绝对重要和必要的；当中小国家国内出现政治对立的时候，像叙利亚以及现在的乌克兰和埃及一样，大国究竟是鼓励在合法政权主导下解决国内政治分歧，还是鼓励反对派坐大生乱，有时会对该国政治走势具有决定性意义。避免干预或者减少干预的冲动和对干预的节制，就成为衡量大国政治美德的一个标准。叙利亚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有的大国的领导人面对媒体公开要求巴沙尔下台的行为让人吃惊，因为这在外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现象。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中国在联合国关于叙利亚问题上的三次否决权的使用都是正确的。中国行使否决权不是像西方有的媒体说的那样是在制造或制造了分裂，而恰恰是在维护国际团结。叙利亚问题的解决在向中国所理解的正确方向演变，英美的国内政治形势使得对其动武形成了制约，这不是像有的学说(例如民主和平论)所宣扬的那样——是其制度的优点；实际上，美国的国内政治僵局暂时使其力不从心，英国2014年9月的苏格兰独立公投、维护国内政治团结是其国内政治大事之一。此外，外界将其简单解读为中俄联手也不完全确切，而是一种牵强的联想。中国只是基于公道的独立自主理念来判断是非曲直，按照中国的国际规矩——也是和平发展的新型国际关系基本规矩——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自己的利益，如果一定要说有利益的话，那么唯一的利益的就是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有责任捍卫国际公道的基本价值观。
注释：
[1]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学术圈学者提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瓶装旧酒，与旧的“人道主义干涉”没有多大区别，并无多少新意；学者们发明了这一概念，是为了替换先前名声不好、争议较多的“人道主义干涉”概念。名称换了，但本质没有多大变化。
[2]“保护中的责任”是巴西人提出的概念，“负责任的保护”是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阮宗泽研究员所提出的概念，用以代替“保护的责任”概念，后一个概念是中国式的创新。在国际话语竞争中，在他人概念基础上演变发展他人提出的概念的方式，不失为一种话语权提高战略，但其风险是，有的时候一旦接了别人的概念，往往就不得不在别人的体系中论证问题；最高明的办法是用自己政治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阐述问题，逐步引导别人在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下看问题，这也是本文认为叙利亚问题不是“人道”问题，而从根本上来说是“公道”问题的原因。“公道”是理解中国政治以及外交的一个关键词。在国际场合，即使我们在别人“人道”叙事逻辑下辩论这个问题，辩论的立意应该着力于“正因为中国坚持‘公道’，叙利亚才避免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因为有的国家不坚持‘公道’，叙利亚才出现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上。
[3][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4]关于媒体在各国国民国际关系教育上扮演的正反作用，参见苏长和：《论国际关系教育》，《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
[5]参见《琉璃宫史》上卷，李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0～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