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白吉尔 著 王菊、赵念国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年6月出版，定价：59.80元）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根据条约规定，上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口岸之一。然而这开埠之举则缓慢持续了二十多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西方人在上海的存在形式被限于特定的模式中，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法规。不久，这些法规又迅速地推广到中国的其他开放口岸。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上海成了“条约制”的实验室，主导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蛮夷”的到来
1843年11月8日晚，一艘小型英国轮船在上海城墙下的黄浦江边下锚。随船而到的是英军驻印炮兵上尉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他被任命为英国驻上海领事，根据15个月前签订的《南京条约》来打开上海对外通商的大门。这位英国军官很年轻，对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言。有限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医生，一名秘书，以及作为翻译的传教士麦华陀（Walte H.Medhurst）。
岸上没有任何人迎接这些英国人，他们只得在船上过夜。晚餐时，他们为“口岸的强盛和辉煌的远景”干杯。次日清早，最高地方官上海道台宫慕久获悉英国人已临城下，遂下令派了几顶陈旧的轿子前往相迎。在人山人海的民众围观下，英国新任领事和他的随从一行进入城市。在上海道衙门里，他们受到地方官员礼貌而冷淡的接待。当炮兵上尉巴富尔提出要租赁一幢房屋以供居住和办公使用时，遭到了拒绝：城中没有任何空房。军人出身的巴富尔断然声称要在庙宇的庭院中搭建帐篷，然而在座官员丝毫不为所动。会晤结束后，英国人离开了衙门。街上爆竹震天，人群拥挤在外国人周围。此时一位衣冠楚楚的有钱人靠近英国领事，建议英国人租赁他的住宅，一幢拥有大小52个房间的房子。这位陌生人姓顾，原籍广东，是上海城里最有钱的商人之一。顾氏在香港经营买卖，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上海的开放来发展他的生意。
住房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英国领事和他的随从们很快就安顿下来。尽管这幢豪宅很宽敞，但并不舒适，尤其是从早到晚都有许多好奇者涌入其间，观看洋人工作、吃饭甚至梳洗。而房主顾氏则以此景观为荣。晚餐时，仆人们鱼贯地穿梭于餐厅，跟随音乐的节奏走路，他们“平托餐盘碗碟，犹如手持丝棉包袱”。不过巴富尔毕竟属于英国殖民地创建者的一员。他不顾地方官员的迟疑和保留，在抑制商人过分积极的同时，开始适应新的特殊环境。11月17日，他正式宣布上海为开放通商口岸，并着手谈判安置英国侨民的租界领地。12月底，英籍侨民的总数为25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
四年后的1847年11月，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1805～1868）承担了在上海设立法国领事馆的任务。这位下不列塔尼省的后裔、移民的儿子和前希腊独立事业的斗士，以他独特的气质和所持的政策，在上海永久地留下了法国的影响和痕迹"。一到上海，这位新领事就把法国领事馆设在上海老城和英租界之间的一座天主教教会的房子里。“房屋很小……但我置身其中，就如人在法国。”敏体尼迫不及待升起的国旗，在一幢“破房子”、一座“不舒适的住宅”、一个“潮湿且有损健康的地方”的上方飘扬。房子的地面经常被夏季的雨水淹没，四周布满了动物的尸体$。这里没有好奇的参观者，只有盗贼在附近窥视游荡，以致为了应付他们，晚上还需要武装警卫。除此以外，连个仆人也没有。领馆内负责文书工作的是领事的太太和孩子们，还有原籍波兰的翻译哥士耆伯爵（Kleczkowski）。哥士耆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但性格令人厌烦。面对英国人社区的兴旺和英领馆的排场，敏体尼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依靠他好斗的性格和丰富的政治想象力。
既然上海还没有法国的商人或侨民需要保护，敏体尼就承担起保护已安顿在上海郊区和邻近省份江苏、浙江的天主教传教团以及教徒们的责任。他的做法被看成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共和者”的离奇的虔诚%，而敏体尼则认为，保护传教团是为了扩大法国在当地的影响。“我向您重申，部长先生，这里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未来法国取得优势和胜利的工具……我为他们说话做事并非出于我的宗教感情……这是国家利益”。
在发生饥荒或抢劫案件时，法国领事馆从不袖手旁观。一旦事发，领事立即坐着轿子或小船启程前往，唯一的随从就是哥士耆。他组织保护忠于职守的神父，训斥掠夺抢劫行为，告诫当地行政官员，“一半靠讲理，一半靠恐吓”，基本上每次都能达到目的。他令无数民众敬畏，“人挤他，他挤人”，“用步枪的枪托开路，这里拨开一只手，那里拨开一只脚”。这支步枪的外观往往就足以使盗匪们害怕了。但在一次出征宁波的归途中，领事在海上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他当场开枪击毙了八个攻击者*。1851年春季，在获知一艘法国捕鲸船在朝鲜外海遇难后，他毫不迟疑地登上一艘葡萄牙籍的小船，出发寻找遇难船员。最终，他战胜了暴风雨的狂澜和朝鲜当局的敌视，把水手们解救了出来。
敏体尼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同样的果断坚定。1848年6月，第一个期望在上海安家的法国人来到他的面前。这位年轻人名叫多米尼克·雷米（Dominique Rémi），出生在法国贝藏松地区，经营钟表业。敏体尼利用这个机会，立即向中国当局提出租界领地的要求，理由是以便安置几十个大批发商。他的长官对其行为颇有微词，指责他不受束缚的性格和经常出现的随机性举措。敏体尼则不断地为自己辩解：“距离把我们隔绝了，通讯和联络也不正常……任何细小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处理紧急公务时，这些客观困难总是妨碍上海和公使团之间的整体行动（遗憾的是这里所有的事务几乎都如此）。”他终于在争执中获胜了。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许多在上海担任公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为自己做这样的辩护。上海，这座设有租界分界线的城市，地处清朝统治的边缘，和欧洲地区又相距遥远，所有的冒险家，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都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正是他们注定了这座城市的未来。上海的命运，这属于地缘政治新秩序历史中的一部分，当时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1843年后出现的外国人并不是首批到沪者。1832年，广东的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扩展贸易，曾派遣胡夏米（HughH.Lindsay）乘坐“阿美士德号”船（Lord Amberst）前往上海，同行的除了货物外还有传教士。其他的传教士也跟随而来。其后，英国商船和军队陆续到达：在鸦片战争期间，1842年6月19日，上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四千名英国士兵占领。英军大肆掠夺了四天后，才继续北上。但从1843年起，来上海的外国人不再是为了贸易勘探或军事入侵，而是为了长久居住。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结果。
从纳贡制到条约制
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间的交流还十分有限。这并非仅仅由于引起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强烈不满的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周边的亚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根据纳贡制来运行的，而西方人则无法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多少世纪以来，支配决定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念建立在儒家学说上。宇宙被视为清一色的整体，其间万事万物都按照精确的强制性的等级顺序排列。天子乃上天之子，施行必要的礼仪以维护天下之和睦。凌驾于文明社会顶峰的帝国君主，对其他国家也承担着家长的角色。在中国的传统上，对内和对外政策没有区别。同样的礼仪确定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国家内部或国际社会间的关系。
既然皇帝统治整个世界，他的权力也就遍及文明社会和“蛮夷”地区。然而，“蛮族”的定义与其说是依据其种族或宗教的从属而确立，不如说更取决于其文化教养程度。不懂文明，尤其是不懂中国文明的就是“蛮夷”。只有采用中国的礼仪礼乐和习俗惯例，蛮族才能够融入中华世界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华帝国和邻邦民族的关系由纳贡制支配。
这些纳贡国家对优越的中华文明的承认，体现在他们定期向北京朝廷派遣使节，赠送礼品。而中国皇帝表示对纳贡国的仁慈关爱和维持各民族和平的方式，就是赐予礼物。就纳贡制的实质而言，这是和逐渐进化的异族蛮人之间礼节性、象征性的交往方式。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制度有可能打开征服和控制的道路，同时也有利于贸易、文化等范围内的多种和平交流。它始终含有对“蛮族”的高度警惕，限制他们与中国百姓直接交往，以免中华文明美德受到污染的危险，以便维护和平和天朝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西方的“蛮夷”遵循的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逻辑，来华的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他们对世界和国际关系持有与中国人不同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基础是承认各国之间的平等，以法律和条约主导国家间关系，以及确信通过相互间密切的接触能够避免可能出现的冲突。这些西方“蛮族”并不准备接受汉化，所以中华帝国也和他们保持着距离。
然而，自18世纪末起中英贸易还是有所发展的，不过这和两国政府间的接触无关，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定制度，英国商人被限制在广州这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内。各种商品交易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公行之间进行。公行的商人持有清政府赋予的特权，处理所有入港的外国船只的有关事务。把外国人隔离和限制在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实行监督管制和集体责任制：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纳贡制结构的痕迹。
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以中华传统为主体的秩序还能在欧洲资本主义在华前哨阵地上维持，尽管“广州模式”已经逐渐受到日益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侵蚀，受到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代理商和走私者的挑战，同时也因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削弱。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的取消引发了危机，因为英国方面为商人设置的在华贸易“通行证”需要中方也取消其对贸易的垄断。在航运、武器和工业生产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科技进步的西方人认为他们有能力逼迫清王朝开放中国市场。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其主要目的就是迫使中国承认和接受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秩序。
英国独自对华发动了这场战争。不久，当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法国也加入了英国的行列。但是欧洲其他主要列强以及美国，都是1840和1850年代接连签订的中外协议和条约的受益者。虽然这些都是双边协议，但由于条约的增加，尤其是在任何一个租界实施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会牵涉到所有的列强，实际上是设立了一种多边条约制。
在近一个世纪中，这种条约制度一直左右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从1842年起，所有重要的条约都在南京签订。因此，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口岸都对英国商人开放，他们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口岸，“贸易通商无碍”。根据条约，经商贸易自由必须受到尊重。英商不必再与清朝政府部门和指定的代理人打交道，不再受到不公强办，但一律要按规定缴纳适量的货物税，大量有关这项税款的信息资料由此而生。英国侨民享有治外法权，而且只受英国领事的司法管辖。奇怪的是，《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到鸦片走私问题，尽管这是引发1839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中国当局已经通过非正式的协议解决这问题，但鸦片走私仍旧猖獗。在开放口岸外的海面上，外国商船总是出现在那里：他们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抛锚，筑起了“浮动码头”，以确保向当地的中间商交付毒品。与其他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都重复着同样的条款。1844年签订的中法条约中还特别加入了有关传教士的条款，即清政府从此要接受来华的传教士。清廷因此取消了驱逐传教士的法令，同时还开始归还上个世纪没收的教堂财产。
双重误解
《南京条约》达成的协议是建立在双重误解的基础上的。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建立更为广泛的外交经贸关系的开端，犹如欧洲国家间的关系或与海外其他国家的交往。而对于中国人，这涉及到以租让零星土地来平息新到“蛮夷”的喧嚣和欲望：牺牲局部以保全局。
当中国对西方开放时，中西双方仍互不了解。由于18世纪初清廷的法令，传教士被驱逐离华，因而中止了其文化传播者的角色。19世纪之交，伦敦皇家曾向北京派遣使团，也遭到拒绝接见的待遇。因此英国人只得从他们在广东的经验，从一些商业和宗教勘察结果以及最新的军事远征中获取情报。而清朝则不仅对西方主要列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一无所知，而且连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甚至经常连国名都不知道。
在相互接触中，中英双方官员依据各自积累的经验和政治观念，选择他们认为比较容易处理未知事务的方法，同时试图把陌生的局势重新纳入熟悉的程序中。对于英国人来说，最辉煌的成功标志就是他们在印度建立的垄断地位。大部分派往中国的英国外交官员和军事人员都在印度逗留过，在那里他们磨炼各自的性格和思想，培养充满自信的精英素质，即要把权威建立在个人的威望上，要具有杰出的军事能力和荣誉，并在必要时能够迅速发挥这种能力。
在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John Rutherford Alcock）的行为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策略。1846年，阿礼国接替了巴富尔。与前任不同的是，他不是驻印英军的军官，而是由军医改行成为职业外交官。阿礼国依赖的是对条约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同时把黄浦江上停泊的英国军舰作为自己的后盾。首次发生的由传教士引起一系列冲突的青浦事件，使他的“大炮外交政策”享有盛誉，以致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成为外国列强在华的外交方式。1848年，三名英国传教士前往距离上海西南40公里的青浦传教，遭到了一群失业水手和民众的攻击和痛打。青浦知县闻讯后，及时派员前去制止相救。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善后处理和赔偿，上海当局则给予拒绝，并指出外国教士无权前往位于外侨居住地以外的青浦县城，而且不应该到超出一日往返距离之外的地方去冒险。但是阿礼国坚持青浦县城就是在约定的距离之内，他下令英国军舰“奇尔德”号（Childers）阻止准备出海运送皇粮的1400艘船只离港。此后两周内，上海港在英军十门大炮的威胁下瘫痪了，一小撮英国士兵和数千名中国水手相互对峙着。英国领事的举措确实不乏勇气。他最终到南京两江总督处寻求辩解和仲裁，两江总督断然置中国地方当局于不顾，满足了阿礼国所提的一切要求。
英国领事借助的军事力量具有其象征性的一面。如此令人生畏的“奇尔德”号水兵的背后，显示的是大英帝国的国力，由此也解释了英国外交部对阿礼国的行为的某些保留意见：他被指责犯有超越权限的行为，只有在他成功后才得到上级的嘉奖。这里可以看到：一种冲突开始形成，它使得赞同“大炮政策”的移居国外人员多次反对本国行政当局处理问题时经常出现的迟疑不决。
迫于武力威胁下让步的中国当局，试图在领土谈判和操纵方面重新掌握优势。在和中亚各国的长期交往中，清政府认为，当“蛮夷”在军事上占优势时，平息冲突的方式是租让部分土地，以善待安抚他们，挑动他们相互争斗以耗其能量，或者干脆把他们收编纳入清朝行政机构中。这项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被称为“羁縻”的怀柔政策，正是开放条约的谈判主持者所遵循的。从国际法观点来看，条约中的某些条款显然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尤其是治外法权，它剥夺了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上一部分居民的司法管辖权，还有一贯执行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也剥夺了中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调节外交的所有可能性。
如今看来是出格的特权，当年的中国官僚却并不如此认为。在缔结条约时，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被认为是习惯做法的延续。在中国，各行其事的概念超越了领土管辖权，所有居民或边境蛮族从来有权根据各自的习俗处理其内部事务。在执行“羁縻”政策的同时，清王朝竭力避免介入与它的直接利益无关的冲突。授权英、法领事让他们负责对各自侨民行使司法管辖的做法，使人联想到在中国当局面前对其社团成员的举止负责的部落首领。开放五口通商，可以理解为是限制中外经贸发展的策略。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则是对所有的“蛮夷”展示皇恩浩荡和平等相待，同时也是分化这些民族的手段，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这些被外国人看作是“特权的宪章”，中国人却当成是“一系列限制性的措施”。
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为止，清政府对西方人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定居没有过度的忧虑，只把它看成是维护海疆权益的小问题。在武力无法解决时，就把洋人放到地方领导精英中以挫其锐气。根据这种通行的政策，开放口岸内有关西洋人的管理事宜都由地方官员处理，并由他们负责和外国领事谈判协议，寻求和解。不过中西双方对此的政策观点截然不同：中国人认为这关系到如何治理那些惹是生非的外国人的隔离居住区，而欧洲人想的却是如何建立一个正在成为征服者的帝国主义的据点。正是在这种误解中，开放口岸开始发展。
为什么是上海？
乍一看，上海是五个开放口岸中最微不足道最不起眼的地方。为什么宁愿选择上海，而不是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为什么这个被第一批西方移民描绘成积满污垢的城镇会成为条约制度的试验地？上海仅仅是县府所在地，而不是广州那样的省会。上海港也不是厦门和宁波那样位于海湾深处、有诸多岛屿保护的港口，她位于黄浦江左岸，距黄浦江和长江汇合口约有18公里。上海四周的土地仅仅高出海平面，遍布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水道，水流随着潮汐变化而涨落，经常酿成水患。除了农业资源外，这片三角洲呈现出一片平淡无奇的景象，使得法国船长格拉维埃尔（Julien de la Gravière）产生了忧郁的情感和奇怪的政治联想：“我们丝毫不能想象还有比这块巨大的冲积平原更平坦更乏味的地方，在这里，河流（黄浦江）的水经常涌出曲折的河道。和这片半淹的一望无际的空间相比，卡马尔格（法国罗纳河三角洲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和夏朗德省地区（法国西南部海边—译者注）算得上是风景优美了……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民主（格拉维埃尔船长持有当时的一种观点，把民主理解为绝对平等，没有突出点—译者注）：农作物丰茂却没有树木，田野肥沃却毫无起伏，在农夫眼中这是最可靠的收获保证，而对诗人的灵魂却不能激发任何灵感。”
这座城市其貌不扬，然而也不是历来传说中的“渔村”。位于黄浦江边的上海拥有20～30万居民，城市和周边地区商贾活跃，环城修筑的城墙濒临坍塌，已有300年历史了。城中街巷纵横，最主要的街道有三四米宽，砖石铺成，破损累累。道路和水沟的网络相互交错，上涨的河水周期性地清洗这些积有泥浆和垃圾的污水沟。几处有棱有角的庙宇的屋顶高高耸立，俯视着四周用茅草、芦苇和瓦片搭建的低矮民居。这里和中国北方城市排列有序的四方布局截然不同，找不到丝毫体现政治意愿的城市规划的影子，也没有象征传统礼仪或意识形态的痕迹。
直到19世纪初，上海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注意，不论是利玛窦时代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后来的东印度公司的经纪人。一直要等到1832年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货船远征考察后，有关上海的信息才开始在西方商人和传教士间传开。胡夏米吹嘘他的观察结果道，一周内从北方驶入上海港的装载豆类和面粉的漕运船就有400多艘。15年后，首任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也称赞这座城市的战略地理位置，她扼守着辽阔的长江流域的出海口，是连接内地各省市场的通道。
在选择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人查顿（William Jardine）。这位在1841年成为伦敦国会议员的鸦片批发商的所作所为，提示人们必须对当时的上海港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的前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作为致力于港脚贸易和鸦片贩卖的洋行老板，查顿早就在清朝官僚懵然不知的情况下，与一些商人和私人企业主达成了贸易上的默契，而这都是些经常被定罪为海盗和走私犯的人。查顿充分评定了社会的能动性，这种活力就是利用清朝官员在控制整体经济机构上的无能而造成的失控点，而上海的命运将被这些失控的自治领域的发展所左右。
上海商贸的发展和她所属的江南地区的整体经济情况密切相关。自15世纪起，上海就已成为一座市场城市。她的兴起得益于长江下游各省的经济发展，这些省份专门从事棉花种植，农产品丰富，手工业发达，有利于当地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上海很早就开始向其他省份输出原棉、棉纱、棉布和丝绸，输入大米、茶叶和豆渣饼（做肥料用）。当1684年清朝皇帝下诏解除已实行了两世纪之久的禁海令后，上海的城市功能中又加入了主要的沿海港口这一项。当时广州垄断着与西方的贸易，而上海则开始了和日本、南洋（东南亚国家）的商贸往来。不过，上海生产的部分产品，如丝绸和南京紫花布（染成蓝色的厚棉布）仍然要经过广州口岸输往欧美市场。
上海贸易的扩展经历了整个18世纪，直至19世纪初叶。那时，大运河航行的困难使得漕运船只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的龙头，沙船业主和船商也开始建造大型航海船只。上海的发展需要庞大的资金，银钱业就竭尽全力满足这种需求。18世纪末，上海已经拥有125家钱庄。根据在宁波商033人中运行了几十年的信贷体系，钱庄发行的票据已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信用货币。在中国开埠之前，许多钱庄已经接受鸦片作为抵押品，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非法贸易。
在某种程度上，上海行政当局的地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加强。1725年，江苏巡抚上奏,请委苏松道监收上海的海关税。1730年，苏松道迁上海，上海由原先的县府升格为道台所在地。道台直属江苏巡抚管辖，控制二十来个县，此外还承担管理江海关的重任，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从苏松道移驻上海，到事理漕运的海运总局的设立，这些措施显示了上海港在国内外贸易上的作用，并且促使其进一步发挥作用。实际上，清朝官僚更加关心的似乎是征收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利润税，他们的贡献可能就是在整个18世纪中执行了和平政策和维持了公共秩序。
本文摘自《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