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该书记录了我在欧洲三十余年的政治生涯。在书中，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均与选择相关，所有的社会亦同样面临着各式选择。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家们需遵从选择，并以自己的选择为导向。我将大部分精力奉献于欧洲左翼事业的发展，目的在于努力推动欧洲政策跟上时代需求，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这与中国并无二致，在过去二十余年里，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在为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懈努力。2004—2008年，我身为欧盟政策决策者也面临同样的处境。从政二十年来，我第一次在欧盟框架内解决真正的全球政策问题，第一次感到欧洲需要认真了解中国。随着亚洲和中国的崛起、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力量的斗转星移，欧洲面临两个重大选择，这关乎欧洲希望被塑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社会。我个人认为，选择产生的后果对中国至关重要。21世纪是亚洲世纪，这已大体形成共识，但欧洲的选择仍将在塑造亚洲世纪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解决欧元区危机做出的选择
欧洲正处于关键时期，其爆发经济危机源于欧盟建立了单一货币的“欧元区”。欧盟将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市场和货币政策加以整合，这样在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内部，成员国较容易开展贸易交往和流通、有效抑制汇率浮动、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贸合作。
上海和四川，或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使用统一的市场流通货币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上海和四川是单一政体国家的一部分，而欧元区国家则不是。中国可集全国之力支持四川，如果四川债务或银行体系出现问题时，则整个中国需要承担相应风险。同样的道理却不适合欧元区，这是问题的核心。希腊的债务就是希腊的，西班牙的银行系统若瘫痪了，就是西班牙自身的问题。但这些国家又在同一个货币联盟中，从市场角度看，希腊的经济萧条或西班牙的问题应是整个欧元区的问题。尽管欧元区可利用掌控的财政资源解决这些问题，但背后缺少政治支撑，因为在如何分配这些资源上各国有分歧。这涉及一个政治份额分配的问题。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上海纳税人的钱被挪用到武汉或者用于救助广东的银行，他们对此不会持有异议，甚至都不会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然而，这不可能出现在德国或希腊，或者到目前为止是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向一些成员国提供救助及拯救西班牙银行系统的举动会导致激烈的政治争论。
因此，欧洲首先要对如何救市作出选择。欧元区已经开启建立银行联盟的程序，这将为欧洲银行分担债务。这是重要的一步，但要花费多年时间方能完成。当前，欧盟已建立了较为严格的财政协调制度，防止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陷入债务漩涡，从而避免威胁整个欧元区的信誉。但是，制度的建立面临着政治阻力，让德国和希腊的纳税人如同中国或美国纳税人一样，执行一个政治和财政政策，是很困难的。在过去六十年里，尽管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欧盟成员国自我认同仍旧很强，如让德国为其他较弱的欧洲国家承担财政责任，难免会心生芥蒂，特别是当德国认为这些国家犯下的错误给自己带来麻烦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将会逐一解决。但是欧盟成员国政治认同和内部团结仍旧非常困难。中国用了数百年时间发展成今天的模式，欧洲精英总是期望欧洲以一般欧洲国家发展无法企及的速度向前推进。但在深入一体化过程中，欧洲又要作出抉择：与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或者意大利人相较，欧洲人应是什么样？这种选择对像英国——虽为欧盟成员国，但非欧元区国家和银行联盟国家——这类国家的影响更为深远。如果欧元区国家结成紧密的政治共同体，欧盟将会结为牢固的区域集团，其性质将会发生变化。欧元区将同现在的美国一样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国际行为体，并对整个欧洲产生主导性影响。在欧盟成员国中，英国对欧盟的认同感最低。在过去三十年里，欧盟一直是较为松散的区域组织，从未面临过真正的认同考验。随着欧元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后危机时代欧元区2.0版将不会持久。欧盟成员国将对深化一体化作出选择，但显然英国面临的困难将是最大的。
为恢复欧洲经济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欧洲的第二大选择与令人担忧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及未来的欧洲竞争力相关。过去五年，我经常听到中国政策制定者表示，欧洲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和经济的高福利酿成的恶果，并且已非常严重，欧洲民众消费超前，这些削弱了欧洲经济竞争力。这种说法有对有错。
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推动了20世纪最深刻的经济变革。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经济繁荣增长可能是最快的经济变革。但与美国、中国相比，以市场资本主义和强大的社会福利体系为主的欧洲模式，创造了富裕和相对平等的社会。在民众失业或生病时，欧盟国家具有强大的实力创造高价值的就业岗位，健全的修复功能为民众提供经济安全。
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即从主要依赖出口增长向扩大内需转型。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欧洲模式实现转变，将经济安全转变为广泛的消费需求，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所谓欧洲模式导致欧洲慵懒、缺乏进取心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这是否意味着欧洲模式是完美的而不需要变革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模式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欧洲福利制度对劳动力市场之内群体的保护超过市场之外的群体，这样一来创造新就业岗位或减少旧就业岗位的成本升高，社会灵性和活力下降；二是用扼杀竞争力的方式来保护商品市场；三是社会老龄化给欧洲医疗和补助改革带来巨大压力；四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努力提高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而如在希腊等一些国家，公共部门的职能正在失效。
危机迫使接受救助的国家特别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深刻改革，大幅削减公共开支。2012年，西班牙砍掉了相当于GDP2.5%的公共开支，这是西班牙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缩支计划。2013年，希腊计划削减相当于GDP5%的公共开支。这些调整需辅之以更高的税收政策，特别是对意大利和希腊而言。过去的十年里，新的投资主要是面向年轻人的教育和技能培训。特别是在西班牙，蓬勃发展的建筑行业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进入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市场。
但这些均无法削弱欧洲模式的基本理念和竞争潜力。将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相比较是一个谬误，但是西方投资者却总是乐此不疲。欧洲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具有成熟市场的优势。毕竟，以进口需求形式存在的欧洲巨额财富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即使在2012年经济低迷时期，中国仍每天出口十亿欧元的商品。在很多中国工厂都可以看到欧洲资本的影子，中国销往世界的商品，如汽车、服饰、化工品和生物技术等，成为全世界奢侈品、时尚、品质的标志，欧洲成功享受到了品质，同时避免了美国的不公平和经济生活的不稳定带来的影响。但是，中国向欧洲不断施加的压力迫使欧洲要提升比较优势，更新社会模式，增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出口市场中的实力，吸引更多投资。欧洲的第二个选择是如何利用危机以及未来数年出现的机遇，进行必要的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改革，而这种改革还不能削弱欧洲模式的优势。
选择的结果
正如我曾经提到的，只要欧洲不采取与世界隔离的孤立主义政策，分析欧洲国家的选择便具有实际意义。欧洲的选择是对亚洲世纪的回应，将有助于塑造亚洲世纪。
当前欧洲与新兴国家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争夺资本的竞赛，与亚洲国家和金砖其他国家在供应链和制造业领域进行博弈。欧洲模式的压力来自诸多方面：人口数量和寿命、医疗成本的上升、移民因素、一视同仁基础上构建社会福利制度出现的社会异质性。另外，还有外在压力，包括来自亚洲和中国，特别在成本和投资回报方面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诸如欧盟贸易委员卡洛·德古赫特（KareldeGucht）等一些欧洲经济改革者、自由贸易推崇者和政治家，坚定批评中国的不公平经济竞争。
但是，欧洲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塑造亚洲世纪。很明显，欧洲长期的经济停滞对中国来说不是好消息，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欧元的地位如衰落甚至消失将成为商业灾难，尤其若以无序的方式发生。碎片化、孤立的欧洲势必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的平衡，这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利益。
欧洲对多边主义的偏好有助于诸如WTO等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体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对中国开放。欧洲与美国不同，尽管有时将中国看做经济竞争对手，但欧洲从未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军事对手。这个事实反映了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态度。
如果欧元区成员国重启加深政治联盟的进程，这个联盟的属性、构成以及实行的政策将对中国意义重大。过去三十年，英国是欧盟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心，其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欧盟。如果英国疏远欧盟，力量将发生转移，这显然对中国不利。
21世纪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力量再平衡的世纪，国际力量将向东倾斜，这意味着在全球政治平衡力量转移将比以往更复杂。重要的是，所谓的亚洲世纪不仅是关于亚洲的选择。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一百年前中国和欧洲做出的选择，对美国塑造和定义地缘政治现实中产生的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20世纪为什么是美国世纪。未来十年，中国的治理要多举并进：努力向更为成熟的增长方式过渡、扩大内需水平、解决银行体系问题、合理掌控国内政治方向和复杂的周边区域政治。欧洲的选择值得中国了解和借鉴。
作者介绍：
彼得·班杰明·曼德尔森，英国工党政治家，他与托尼·布莱尔及戈登·布朗等人被视为把工党在1990年代重新塑造成“新工党”（New Labour）的关键人物之一，曾于2004年-2008年担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并自1998年来四次在英国政府内阁任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