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就是主权在民、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掌握在人民手中。协商民主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民主的真实性，它使民主成为一个持续性的、创造性的过程，并为人类的民主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虽然中西方都存在协商民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历史文化与传统的不同，协商民主在中西方的实践仍然存在诸多差异。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定位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指明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协商，就是决策前各种观点相互比较的过程。协商能够通过思考、对话、讨论等方式进行交流，注意倾听并理解他人，进而利用批判性思考和理性观点就公共政策做出决定。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在满足公民参与需求、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为完善和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指出了重要方向。
(一)从代议民主，到协商民主，既是民主本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是现代民主政治逐步走向完善的必然趋势
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民主总是在理想与现实，价值与制度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中开辟自身的发展道路。古典民主是人类赖以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原始版本，但直接民主导致的多数对少数权利的侵害，参与无序导致的混乱、冲突和动荡，以及更大规模人口和广阔疆域导致直接民主的非现实性，使现代民主选择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人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是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政治最为稳定的治理形式。但是，在人民投票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之后，民主理论不再集中关注“人民”的参与，不再关注普通人的参与活动。民主实践更多的是关注促进个人自由，而不是保障公平正义，关注增进利益而不是发现善，进而颠倒了个人自由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①。协商民主在批判既有民主模式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公民有能力参与政治过程。只有在大众普遍参与的氛围中，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只有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协商共识为特征，以促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的，才能真正落实民主精神。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
(二)协商民主能够不断扩大政治参与渠道，有效地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从而使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协商渠道得到反映和解决
稳定的公共生活和繁荣的民主政治是以社会中多数人的积极参与为前提的。公民参与既是我们公共生活的晴雨表，又是我们改善它时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随着世界范围内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政治参与的领域已经从传统的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具体生活领域。人们更加关注自身权益、关心公共事务。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政治环境，更加关心政治、投身改革、参政议政。公民政治参与诉求的日趋强烈，如果缺乏有效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渠道，缺乏构建共识的机制，那么，这种不断扩大的参与就会因为缺乏社会安全阀而对既有体制形成巨大的冲击。协商民主能够建构起理性解决政治参与诉求、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使个别的、分散的意见通过协商渠道得到反映和解决。
(三)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提高决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性、合理性，增强决策制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使现代民主更加具有广泛性和兼容性
决策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核心环节，科学民主的决策，能够有效克服经验决策所带来的不足和负面影响。政治决策只有获得广大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即在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上才能够有效地加以实施②。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各国普遍面临着利益结构调整、权力滥用与腐败、环境恶化和生态保护、贫富分化严重与权利保障等各种严峻的挑战。许多重大决策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利益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大、公共决策利益相关方更加多元，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也更加全面。这些都对完善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提出了迫切要求。因为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过充分的讨论、论证和协商，协商民主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利益、立场和价值，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从而形成普遍的共识；能够使决策程序更规范，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决策结果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止或消除了决策的随意性、短期性、盲目性；协商民主能够通过协商过程使政策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从而保证政策实施过程更为顺利。
(四)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冲突、推动社会建设，充分体现了作为现代民主发展方向的实践价值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国家、地区、领域和社会群体之间因为自然禀赋的不同、知识能力的差异、环境机会的区别而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并由此产生了多样性的利益诉求。协商民主的核心就是以承认利益多元化为前提，主张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更多地包容不同利益需要、更好地开展协商对话、更主动地寻求共识，能够在建设社会公共协商机制、平衡整合各阶层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③
(五)协商民主包容差异与多元，能够积极有效地推进全球治理的发展
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的发展，使民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区域或全球性的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历史、传统、种族、宗教的差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既是稳定的，也是随历史而变化的，并且日益产生新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产生了普遍的冲突和分歧，从而使既有的民主体制无法应对其面临的挑战。协商民主承认多样性并鼓励政治生活参与者利用理性，鼓励包容、参与、倾听、尊重、理解，为分歧和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共同合作的方法。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转型国家的发展、经济贸易纠纷、国际新秩序的构建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在遵从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就各方利益进行公开的沟通、交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广泛共识，从而化解暴力、冲突与战争。解决环境、安全、恐怖主义等问题，协商民主是最为恰当的选择。
(六)协商民主超越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中心主义”的片面认知，形成了一种既尊重人类，也尊重自然，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尊重的生态治理模式，从而推动着生态文明建设
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已经给人类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灾难，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森林减少、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衰退等。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人类必须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对生态文明、对绿色政治的探索，也就包括了对越来越偏离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形式的探寻。“不仅在人类之间存在民主，而且在人类与自然界的交往过程中也存在民主，尽管并不是在自然世界，或者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任何简单模式中存在民主。”④“建立生态社会的战略必须依靠合作型生态地区的方式，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以一种重新唤起的与社群利益休戚相关的意识替代对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与此相关，也应调动参与型民主制的政治艺术，因为这种民主制既力求平均分割权力、化解彼此冲突，又努力维护公民社群内的多样性。”⑤生态文明预示着人类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这种治理形式，就是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政治。只有经由广泛参与的协商政治之路，通过生态治理，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飞跃。
建设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国家的共同选择。与其它民主形式相比，协商民主为人类的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虽然到目前为止，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发现的较为成熟的政治形式。但政治家和理论家始终没有停止对其他民主形式的探索。20世纪中西方提出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及对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为人类的这种努力提供了坚实的经验支撑。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中都存在着协商民主的要素，但是中西方协商民主形成的历史基础、发展路径和基本特征则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历史基础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当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是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基础上，为应对当代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而提出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三三制”政权鼓励不同意见的表达，照顾和维护各方利益，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初实践。“三三制”政权成为一种民主施政、政治协商的政权形式，既体现了民主的形式，更体现了民主的实质⑥。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⑦。1948年4月底，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⑧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协商民主的实践。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第一次较为正式地提出协商民主的思想。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总要求，同时，就“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定位、发展目标、制度形式、实践平台、具体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规划和部署。
事实表明，中国的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等观念奠定了中国协商民主形成的文化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中国的协商民主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⑩周恩来也说：“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11)这些观念既指导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在西方社会中，对协商的重视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就存在着协商民主的实践。古代雅典的民主，崇尚公民积极参与、直接民主、广场辩论和对话，雅典的公民大会就是通过全体公民的讨论、协商决定政策。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为了警惕和克服直接民主的局限，美国的开国元勋在1787-1789年制宪过程中，力图设计一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美国十三个州的代表集中在一起，就美国宪政建设和国家构建进行了长时间慎重的协商讨论。美国制宪过程是典型的西方协商民主的个案实践。20世纪后期，自由民主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为有效应对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西方国家开始在基本制度框架内逐步尝试协商民主实践，例如通过共识会议实践决策民主，通过市镇大会和协商大会等形式容纳广泛的参与等。
(二)发展路径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在系统总结自身民主政治实践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与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紧密相联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是为了应对自由民主的困境、力图恢复直接民主、公民美德和理性之治而提出的。
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协商民主始终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实践为中国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经验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通过体制机制和程序建设，有力推动了协商民主的实践，但是，“三三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民主政治，选举第一”。谢觉哉曾明确指出：“民主，就必得有选举，有真的选举与民意机关。忽视它，是不可以的。”(12)毛泽东也明确提出：“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13)在政治实践过程中鼓励对话、沟通和协商，其前提依然是自由公开平等的选举。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之后，人民政协就不再行使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党派性的联合组织仍继续发挥作用。毛泽东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的政协进行政治协商”，“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14)。从组织机构角度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构成了我国人民民主的组织形式。从《宪法》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定位、人民政协的制度建设都逐步发展和完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实践也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实践的深入和发展同时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从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第一次提出协商民主的思想，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以及各项制度建设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内容愈益丰富起来。从性质定位上看，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从实现路径上看，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制度渠道上看，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民主四个层面；从重点领域来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中国的协商民主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西方的协商民主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应对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日益表现出“碎片化”、“边缘化”、“两极化”趋势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198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在学术意义上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其目的是为了反驳将美国政治视为“精英政治”、“贵族政治”的各种质疑和指责，从而为“美国宪法的民主特性”进行辩护。毕塞特认为，美国的宪政既体现了多数原则，同时也是对多数的制衡，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体现在美国制宪者建立“协商民主”的明确意图之中(15)。1987年起，美国学者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从合法性角度进一步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内涵，他们认为，任何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都需要一种确定性的正义原则和稳定的制度，协商民主为人类回答什么样的原则是合理的、什么样的制度是合法的，通过什么方式来作出决策等问题提供了条件和支撑。此外，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美国的艾丽丝·M.扬和澳大利亚的约翰·德雷泽克等著名学者还提出了几种不同于“协商民主”的概念，如吉登斯的“对话民主”、德雷泽克的“话语民主”、扬的“沟通民主”等(16)，这些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于协商民主的理解和认识。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一种为了共同的善而诉诸主体间对话、讨论与沟通的共识形成机制与治理形式。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和产生具有深刻的哲学文化背景，它是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和交往哲学转向的背景下兴起的。根据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的协商民主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如以本杰明·巴伯或查尔斯·泰勒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协商民主，他们更多地强调公共利益；以乔舒亚·科恩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协商民主，强调公民权利和公共协商对于促进共同体团结的作用；以哈贝马斯和本哈比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协商民主，强调协商“秉承理想作用”的过程，更多主张主体间的沟通和解放政治。从本质上讲，西方的协商民主是为了克服既有体制的不足，补充和完善既有体制，而并非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机构成部分。西方的协商民主力图在一个强调多元、尊重差异和多样的时代，重新恢复传统政治理论和实践中对于直接民主、公民美德、理性之治的重视。
(三)基本特征不同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实践性、广泛性、规范性和程序性特征，并且不断地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加以发展和完善；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是西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
中国的协商民主既遵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律，也随着我国民主实践发展而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有着独特而鲜明的特征。
1.协商理论的实践性
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源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中国的协商民主始终走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框架内，中国协商民主的各种设计与安排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始终是一个实践呼唤理论、实践丰富理论的过程，同时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
2.协商主体的广泛性
中国的协商民主，涵盖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群众、人民团体与群众、群众与群众、执政党与参政党、中央与地方等各个方面，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和拥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汇集了统一战线各方面的人士，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发展各方面重大事项进行充分协商。
3.协商形式的多样性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从政党到国家、从国家到社会、从中央到基层的全方位的协商机制。在执政党的重大决策方面，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在立法机构，则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立法机构自身的立法听证等协商实践；在人民政协，有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各种协商形式；在社会生活领域，有社会协商对话、居民议事会、公民评议会、社区论坛、网络论坛等多样化实践；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则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协商实践发展和丰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样性。
4.协商目的的公共性
中国的协商民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根本出发点，其目的是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诉诸公共利益，兼顾各方利益，达成一致共识，更好地推动决策制定和落实。中国的协商民主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更全面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扩大了民意基础，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有效保障。
5.协商制度的规范性
中国协商民主是制度化的协商民主，是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在国家层面开展协商民主提供了根本制度基础；我国立法机构先后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立法法》，地方各省市立法机构相继出台《立法听证办法》或《立法听证规则》等，明确规定了重大决策实行听证制度；国务院还建立了参事制度，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也建立起了日常的协商对话制度。中国协商民主在不同层面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整套保证民众意见表达、达成广泛共识和做出合法决策的体制机制，保证了协商民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西方的协商民主则不同，它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是对既有民主制度的一种完善和补充。第一，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是自由资本主义，它不可能孤立于资本主义制度现实的价值取向。就像美国总统奥巴马所说，“美国宪法所有精致的设计，例如权力分立与制衡、联邦主义和权利法案等，都是为了让我们进行充分的讨论，施行‘协商民主’，通过它，所有的公民都需要参与一种政治过程，检验其关于现实的各种观念，说服他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以及形成共识联盟”(17)。第二，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学者的探讨阶段，理想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社会的复杂性、不平等的存在、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利益集团的操控，使西方的协商民主依然是真正的“未竟的现代性工程”，西方的协商民主仍然没有摆脱精英主义的窠臼。第三，由于“派系的危害”，以及纯粹“多数原则”的限制，西方的协商民主经常会遭遇到失败。由于缺乏对公共利益的统一认识，以及自由民主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崇尚，协商过程更多的是对各自利益的追求，而无法在公共利益基础上形成共识，协商失败和无效是西方协商民主最为常态的特征。第四，虽然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指出了西方自由民主面临的困境，但其提出的解决方案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和长期性，依然局限于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修修补补。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对协商民主既有理论上的思考，也有实践领域的探索。与西方的协商民主实践相比，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更丰富、实践效果更明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更符合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一)中国的协商民主有效地拓展了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并把它作为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国的协商民主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能够使社会各群体中个别、分散的意见、愿望和要求通过不同的协商渠道得到系统、综合的反映，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例如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有着广泛的代表性，2237名委员中，有258名少数民族委员，56个民族都有代表性人士进入全国政协。正如李瑞环同志指出的：“这种协商，已经成为我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8)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2987名代表中，农民工代表有31位，妇女代表有699人，非公有经济代表人数达到225人。因为开拓了公民参与的新渠道，搭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新机制，协商民主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在西方的协商民主中，因为自身制度的局限，其包容性无法满足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在欧盟政治生活中，虽然通过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等形式也照顾到了不同国家、区域和公民个人的代表，但其广泛性、普遍性依然存在明显的不足。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即使是20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虽然选民增加了800万，但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却减少了500万，投票率仅为57.5%。
(二)中国的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了各种利益诉求，有效地推动了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民主决策主要解决权力的运行问题，即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能为所欲为地使用其手中的权力，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协商民主能够利用制度化的渠道，广泛吸收决策信息，听取利益相关者意见表达，从而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党的十八大报告形成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扬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共中央组织了46家单位就15个重点课题进行调研，形成57份调研报告；报告起草组组成7个调研组，分赴12个省区市进行专题调研；中共中央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目前一些地方的立法机构也积极尝试协商的形式，如公开征集立法建议项目，将法律法规草案登报、上网，举行座谈会、听证会等征求专家学者和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取得了良好效果。
而西方的协商民主虽然在体制定位上规范了民主决策的要求，但是其实践却不能令人满意。2007年5月《时代》周刊刊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著作《对理性的侵犯》中的有关内容。戈尔在讨论伊拉克战争时，引述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的话：“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因此，戈尔说，我们的民主正面临被掏空的危险。
(三)中国的协商民主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有效地促进了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执政能力的提高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民主，而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就是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广泛深入的协商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诉求多元分化，利益矛盾时有激化。协商民主则能够积极构建责任机制、回应机制、服务机制，促进不同利益之间的协调和协商对话，能够促进政府官员重新评价自己的公共政策观念和措施。例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变革就是政府积极回应民众共识的结果。协商民主不仅仅局限于通过参与解决问题，它同时还推动着民主制度化的水平。它提供了公民与政府官员可以在日常活动和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是出现危机和僵局时加强合作的途径，也提供了党政机构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的转变。
而在西方的协商民主实践中，政府的回应性、执行力面临着严重的不足。美国2002年2月开始的围绕纽约世贸大厦重建的“倾听城市”的市镇会议实验，目的就是要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让市民参与世贸中心重建规划。超过上千名市民参加了“倾听城市”论坛。然而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完成，世贸中心大厦重建的讨论仍在进行中。最近美国接连发生的枪击案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和辩论，但枪支管制的具体措施依然不见调整和修改。金钱政治和资本的影响既左右了政党政治，也限制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执行力。
(四)中国的协商民主能够更好地开展协商对话、更主动地寻求共识，从而有效地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公正、团结与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团结和谐面临严峻挑战。而协商民主能够最广泛地包容差异，平等、公正地对待社会的异质性，能够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能够使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能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沟通和互信，通过协商对话、沟通和交流，释疑解惑、拉近距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建设。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协商民主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有益探索，充分体现了其实践价值。
而西方的协商民主则无法积极有效地应对社会冲突和危机。例如，法国因为民族冲突而爆发的骚乱，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但协商民主作为共同利益的多元诉求、偏好表达与共识达成的有效机制却难以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强调同化而激化了民族之间的冲突。
四、结论
协商民主是提高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方面，代表着现代民主发展的方向。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民主的真实性，即民主控制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而且公民有能力参与其中。人们现在更多地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当前民主制度面临的各种弊病，也只有实行一种不同类型的民主才能够得到救治。协商民主对民主本质的再思考激发了政治参与和理性之治的理想。中国的协商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对于完善民主制度，推动民主发展起到巨大作用；西方的协商民主主要是为了应对其民主制度面临的危机，力图缓解体制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西方协商民主对于破解其自由民主的困境存在很大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并将协商民主定位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一方面肯定了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独特成就，另一方面指明了我国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协商民主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区别和联系是怎样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渊源是什么?如何在选举和协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等等问题，都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只是一个开始，不管是理论研究和探索，还是实践改革和创新，都需要花大力气去努力推进。总体上讲，在进一步推进竞争性民主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既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也是开拓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路径。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充分实现其人民民主重要形式的定位，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美]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彭斌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③Jorge M.Valadez,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USA Westview Press,2001,p32、30.
④[澳]约翰·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⑤[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⑥曾鹿平：《略论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中的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http：//www.yasrd.gov.cn/Item/show.asp?m=1&d=1047。
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⑧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2007年。
⑩(13)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12)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北京：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第636-637页。
(14)毛泽东：《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15)Joseph Besset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 in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ed. Robert Goldwin and William Shambra,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1.
(16)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2页。
(17)巴拉克·奥巴马：《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罗选民、王璟、尹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18)李瑞环：《遇事多商量》，2000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中共组讨论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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