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至今，40多年过去了。前20年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后20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从援助对象变成对等伙伴，而且不仅作为工厂，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也越发显著。但由于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等政治面的对立，两国间的互补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从1980年至2013年，中国的GDP规模从仅相当于日本的27.9%迅速扩大到1.87倍（参见图1）。而且日本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急剧下降，中国的份额却迅速上升，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见图2）。以此为背景，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大幅下降，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却大幅上升（参见图3）。
在资金方面，中国上升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净债权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对外净资产达到2.0万亿美元，虽然不及日本的3.1万亿美元，但外汇储备达到3.8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3倍左右。而且，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急剧增加，按照流动资金计算，正在接近日本（参见图4）。今后随着资本移动的自由化，预计民间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也将增加，中国资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从援助对象变成对等伙伴
在此背景之下，对日本来说，中国从初级产品供给国转变为出口产品生产基地，进而转变为市场。
1980年代，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是以石油为主的初级产品。但自从1992年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中国作为出口产品的生产基地引起了世界各国企业的关注，日本企业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为主，增加了对华直接投资。以此为契机，工业产品在出口产品中所占比例急剧升高，这种趋势在对日出口中也非常显著。
近年来，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中国不仅作为“工厂”，作为“市场”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海外当地法人季度调查》，从2001年度到2013年度，在中国（包括香港）的日企当地产值从251亿美元增至2265亿美元，其中当地销售额从87亿美元急速升至1446亿美元，当地销售比例也从34.6%升至63.8%。这主要源于以在当地市场销售为目的的汽车生产的扩大。2013年中国的汽车销量达到2198万辆，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仅从乘用车来看，销量达1792万辆，其中日资企业生产的为293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
不仅如此，中日间的资金流也从“日本流向中国”的单向变为包括“中国流向日本”的双向。
日本流入中国的资金，最初是以政府开发援助（ODA）为主，占据其中大部分的日元贷款从1979年开始到2007年结束，累计高达33164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数据）。19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深入，日本民间企业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截至2013年底，对华直接投资余额达10.3万亿日元（日本银行《各地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余额统计》）。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对日投资也在增加。首先是联想集团收购了NEC的个人电脑部门，海尔集团收购了三洋电器的白色家电部门等，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以M&A（并购）为主的趋势十分明显。对中国来说，直接投资是获得技术和品牌等的有效手段，而对于日本企业来说，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还可以得到向迅猛发展的中国市场进军的立足点，获益巨大。此外，中国作为经营管理外汇储备的一个环节，购买了大量的日本国债。截至2013年底，中国持有的日本债券余额达到14.3万亿日元（日本银行《各地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余额统计》），其中大部分为国债，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国债的全球最大持有国。
日本企业面临的商机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然而，虽然GDP规模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2013年的人均GDP还不到7000美元，远不及日本的近40000美元。另外从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人均电力消费量等显示经济发展的指标来看，中国最近的数字大致相当于日本1970年代前半期的水平，中日间的发展阶段相差40年左右（参见表1）（注）。这意味着两国具有的互补关系大于竞争关系，具有充分的合作余地。
这里所说的互补关系，是指“中国的强项是日本的弱项，反过来中国的弱项是日本的强项”，这与“中国的强项也是日本的强项，中国的弱项也是日本的弱项”的竞争关系形成对照。实际上，从“产品间分工”的观点来看，日本和中国的优势领域分别集中于高科技产品和低科技产品，在沿供应链的“工序间分工”中，日本的强项在高附加值的上游（研究开发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和下游（品牌、营销和售后服务）工序，而中国的强项只限于组装等制造工序（参见图5）。竞争关系是一方获益另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而互补关系是双方获益的双赢博弈。
具体来说，日本企业可以期待在中国的下述领域获得较多的商机（日中经济协会《日中经济产业白皮书2013、2014——中国的结构变化加速与重新构筑日中商务》，2014年）。
①城建和基建：智能城市、环保城市、分散型能源、发电设备、城市交通（地铁、城市交通控制系统）、钢铁、污水排放处理设备、垃圾处理设备、废弃物回收和再利用、通讯网络、住房·办公室·商业设施建设、建筑机械
②楼房设备：电梯、空调系统、照明、BEMS（楼房能源管理系统）
③交通：电动汽车（EV：乘用车、公交车）、EV用电池·发动机
④一般消费商品：住房用品（家具、家电产品等）、办公用品（电脑、复印机等办公机器）
⑤服务、流通
⑥健康护理（预防、诊断、治疗、疗后管理等）
⑦食品安全（植物工厂、无农药·有机种植、物流系统等）
⑧护理、养老（设施：硬件和软件、养老院经营管理、社会福利护理服务等）
⑨环境保护（空气、水、土壤的污染对策）、节能
⑩娱乐（动漫、电影等）
⑪其他（饮食、人才培养和派遣、学校、课外补习班、医院、公寓管理、便利店、养殖、牲畜、金融服务等）
改善政治关系是双赢的前提条件
非常遗憾，受中日两国紧张的政治关系影响，这些商机没有得以充分发挥。来势凶猛的各种中国威胁论也不断给对华商务泼冷水（参阅BOX）。这种影响在2012年9月中国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日游行后更为显著。
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2013年11月公布的《关于日本制造业企业海外事业发展的调查报告—2013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第25次）》，作为中期内（今后3年左右）最有发展业务机会的国家和地区，从开始调查以来一直保持第一位的中国下降到继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之后的第四位，得票率（可选多项回答）也从2012年的62.1%骤降至37.5%。
实际上，由于中日关系恶化，许多企业为了分散风险，在避免对中国进行集中投资的同时，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投资，也就是“中国+1”战略。受此影响，2013年的日本对华投资同比减少了17.6%(按日元计算，日本财务省《国际收支状况》）。日本对华出口于2009年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但2013再次逆转，在中国进口占世界进口的份额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占日本出口的份额却在2011年达到峰值19.7%之后，于2013年下降至18.5%（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另一方面，中国远离日本的趋势比日本远离中国的趋势更明显，与欧美相比，日本在中国的存在感不断减弱。
今后，经济合作与政治对立这两个力量将继续同时对中日关系产生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关系的深化有助于政治关系的改善。但是短期内，政治关系的恶化已经对经济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两国正在摸索打破这一僵局，今年11月将在北京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届时如能实现自2012年5月时任首相的野田佳彦访华以来中断的中日首脑会谈，两国关系将会向前迈出一大步。
注：
^笔者在大约10年前也曾经以同一指标为基础，做出了中日间差距40年的结论（关志雄《为日本人而写的中国经济再入门》，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其后尽管中国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差距却一直没有缩小，这是因为比较的对象是1960年代高速增长期的日本，而不是最近的日本。不过，今后比较的对象将会转移至高速增长期已结束的1970年代后，所以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但预计与日本的差距将会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