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日本一直是西方文化普遍性的一个案例。在西方人之外，日本人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他们依靠西方的科学技术建立了强大的经济。但是他们的社会仍然与他们所模仿的西方有很大差别。这些不同并不仅仅是一个正在消逝的传统留下的肤浅的痕迹，它正体现在日本科学技术的结构中。日本的这种不同是否足以使她成为“另一种现代模式”？这是对西方文化普遍性的肯定还是否定？这是日本今天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早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来自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现代哲学的创始人，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提出了一种多元文化现代化的新型理论。在本章中，我将以日本为例介绍西田的卓越理论，这是探究全球化哲学涵义的最早尝试之一。
Ⅰ.技术发展的类型
百货商店是在明治时代晚期由三井家族引入日本的。他们将这些商店称为三井百货商店。百货商店在日本的经营相当成功并一直发展到了和他们所模仿的西方百货商店一样的规模。
但是有一个方面日本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于它们的模仿对象：三井百货商店使用的是榻榻米席垫铺地面。这是针对特殊问题设计的。日本顾客在进入他们所熟悉的小型传统商店购物是通常是不拖鞋的。他们可以走上块石路面或者靠近入口的平台，然后面对柜台进行交易，而售货员则站在柜台后面兜售他们的产品。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这样的商店。虽然三井百货商店的榻榻米席垫地面也不适合穿鞋子走上去，但顾客却必须走进百货商店才能购物。于是他们就走进去了，有时一天的顾客流量高达上千人。
三井百货商店在门口准备了一个接待室专门用来收放顾客的鞋子并为顾客提供了拖鞋方便他们进入商店里易损的地面。但是随着顾客流量的增多，这个方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五百多双鞋子放错了地方，东京历史学家爱德华·赛登斯蒂克(Edward Seidensticker)认为这次灾难事件减缓了日本对西方流通系统的接受，直到1923年日本大地震以后木质地板被最终被引进。
这个例子告诉了我们迄今为止有关技术的知识：技术不仅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一种中性的工具，它还反映了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在这个例子里，两种国家间不同的铺地板技术的冲突却表现为表面上与此毫不相关的消费习惯的变更。不管是木质地板还是榻榻米席垫地面都无所谓优劣，但是其中却包含着“内”与“外”的文化内涵，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当然，也包括购物。在三井百货商店，我们最终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方的流通系统需要西方的地板。
这种关于地面技术引起的冲突早已得到解决，在日本的大多数公共场所都是使用的西方技术，只有传统的饭店，旅馆和神社还保持着需要脱鞋进入的传统。尽管如此，榻榻米席垫在日本人心目中仍然有强大的象征力量，许多家庭既有washitsu-----日式房间，也有yoshitsu-----西式房间。这种二元性正代表了日本文化的折衷主义。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在保留日本传统技术，艺术，手工艺和习俗的同时大量引入西方的同类产物。最初这看起来像是在日本的主干上嫁接上了一个西方的支干。但在今天，我们却要问这难道不是在进口的西方主干上不稳定的生长着一个日本的支干吗？
三井百货商店的例子显示了一个国家间分支发展的思想。分支发展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思想，创造和习俗的流通都很容易，即使是在原始社会之间，但在流通的过程中它们却演变成了各种形式。虽然技术的发展受因果联系的制约，但这个领域的设计创造物并非完全由技术决定，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开各种可能性。每一种设计反映的是不同设计者思想与兴趣的差异。有时候这种差异相当明显，而且几种相互竞争的设计创造物可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并存。但是在现代，市场，政令和垄断集团可以共同决定其中的一种设计优于其他设计，并且决定一旦做出，就盖棺定论，不再更改。
只是这最后一步是最近才出现在国家间分支发展的设计中。交通与通讯手段的贫乏使各国家发展分支之间可以共存成百上千年而不相往来，并由此杜绝了一种技术设计相对于其它设计的优越地位的可能性。全球化是一个国家分支间频繁交往的过程，并由此导致冲突与最终定论，就像我们在三越百货商店的例子里看到的一样。
但是，冲突与最终定论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结局。这里的一个例子就反映了我所称作“层叠式”的全球化发展模式。
在日本向世界开放后不久，Satsuma地区（日本南部鹿儿岛的一个地名）雇佣了一个名叫威廉.芬顿的英国军乐队指挥来训练日本的第一支军乐队。芬顿发现日本还没有国歌，于是就准备创造一首。他找到了一首诗，并为其配上了音乐，这首诗到现在仍然是作为日本国歌的歌词在演唱。芬顿创造的这首非正式国歌在1870年首次亮相，但后来就因为不适合演唱而很快被废弃不用了。
日本的海军尤其需要一支国歌。海军的军官们因为不能在海上升旗仪式上演唱自己的国歌感到十分尴尬，。于是他们请来了日本皇家乐队的乐师们专门用传统的日本音乐训练海军的军乐队，希望能在演奏着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作曲家。但是这一过程实在太慢，最后他们只好请这些皇家乐师们为国歌适当地谱曲。结果同样令人失望。这些皇家乐师们制作的传统音乐只适合由传统乐团以传统方式演出，根本不是那种可以在海军军舰的特等客舱里欣赏的音乐！
正在这时，一个名叫弗朗茨·埃克特(Franz Eckert)的德国军乐队指挥接替了芬顿的位置。 弗朗茨临危受命，不负众望，将日本皇家乐师们提供的传统音乐改为由西式乐队演奏，并根据演出需要做了适当修改。1880年，日本终于有了现在的国歌。
这个例子与三越百货商店的例子完全不同。音乐和地面技术一样都在日本和西方有着不同的分支发展形式；但是日本的国歌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兼收了两种传统。这两种传统间的关系在这个例子中是相当复杂的。国歌的含义是西方的。一首国歌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确认，是在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的前提下对一个本民族自我的优越地位的认同。但是在日本长达250年的封闭生活中没有其他民族的存在。对外开放随之带来了自我确认的问题，国歌也因此变得必需。但是一首对日本进行自我确认的国歌怎能不使用日本的音乐风格呢？因此作曲的风格当然应该是日本式的。但是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因为国歌是要用西方乐器进行演奏并西方化的升旗仪式上演奏的。因此，日本本土作曲音乐风格的层面就最终要被西方的层面所掩盖。
这里我们讨论的并非风格的并行，而是一种真正的综合。文化传统间的层叠发展是许多社会，文化和技术发展的特征。通常我们可以通过层层覆盖不同设计主体的需要将不同的分支发展模式结合于一个单一的设计中。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冲突的观念融合了。日本的国歌由铜管乐队演奏，听起来却是日本式的。与此类似，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的政治，文学，绘画，建筑和哲学都融合了本土与西方的技术和理念。
虽然层叠发展在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联合，但我们不应当将它简单理解为政治妥协的一种。政治妥协意味着一种均衡，在其中每一方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一定牺牲。但是在技术发展中，就像在音乐作曲中一样，只要创造性活动具有了某种技术基础，联合就不一定意味着简单的势力均衡。在理想的状态下，卓越的创造可以克服障碍将不同的功能结合起来，使层叠之后的主体优于任何一个单一的组成部分，效率不仅没有因为联合而丧失反而达到了更高。这就是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所称的“具体化。”正是这种层叠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技术，将各国的技术成就结合在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创造物中。
Ⅱ.发展的全球化
分支和层叠是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他们的关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变化。我在其他地方曾描述过两种针对不同全球化发展阶段的设计类型。我所称的“调节主导型设计”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早期，各国独立发展自己的技术。当然，思想仍在传播，只是特殊民族传统的强大力量迫使思想被整合进了不同的文化环境。这些差异主要源于民族间不同的伦理和美学的差异，他们塑造了不同的设计构思类别。因此，每一种设计都“体现”了它所产生的民族背景。
全球化带了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即我所称的“系统主导型设计”。全球化的经济围绕一个国际间的资本货物市场运转，每个国家都利用市场中的原料构建自己所需的技术。在这个市场中流通着传动装置，轮轴，电线，计算机芯片等基本技术元件。这些元件可以被组装成不同的形式。
这个资本货物市场贮存着如此巨大的资源，一旦国家间的交往频繁起来，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要避开它。但是一项设计是由不同的预制零件合成的，单独的一项设计不可能容纳如此多元的民族文化。所以国际市场的产品设计越来越倾向于灵活利用资本货物市场上已有的零部件和设备，而不是着眼于体现不同的民族文化。当然，各民族文化的彼此适应仍然存在，但它必须与一个超越国界的系统要求共存。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可以通过各国对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更新所做的贡献而间接地表达自身。接下来我将分别讨论全球化的这两种发展模式。
向系统主导型设计的转变包含了在现代技术全球化的世界里价值的调节作用。传统技术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日本的榻榻米席垫地面，传统建筑，寝食习惯，鞋子，所有这一切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共同体现了一种确定的生活方式，一个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中的价值判断系统。但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这些人造物品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虽然住所确实需要入口通道来放鞋，榻榻米席垫上应该有蒲团，但是把这些人造物品联系起来理解的纽带却是松散的。大量的选择空间使文化很容易根据技术设计发挥调节作用。并且在传统的手工技艺里就没有明确区分文化和技术的要求。但是当时所谓的制造物品的“正确方法”却正好包含了两者。
技术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当设计以技术为基础主导时，它就必须按照严格的技术要求来生产。电线和插座不能独立于用电装置进行设计。车轮，齿轮，滑轮等等在尺寸和类型上必须符合安装地点的要求。使用它们的设备必须能容纳这些考虑的内容。
系统主导型的设计在设计初期就必须遵循由世界系统的核心国家提出的要求。这些要求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强加到参与设计的边缘国家身上，而没有考虑她们的民族文化。另外，在资本货物市场上流通的资本货物类型反映的是核心国家而不是那些后来的参与者和接受者的技术演变过程和优先性。因此，全球化即使没有将民族文化完全根除，至少也是将它的要求暂时搁置一边。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最初看起来是文化“中立”的，但是它们事实上还是隐含在其中的某些文化因素的反映，这一点在这些产品广泛的边缘应用中可见一斑。
计算机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我们西方人来说，键盘似乎是技术中立的。但是如果计算机产生于日本或者其他使用表意文字的国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键盘都不会被选定为文字输入设备。就像传真机最早在日本兴起一样，计算机可能最早会被设计为图解或传声输入。西方的计算机进入日本是日本与西方文化一次陌生的碰撞，是对日本民族语言的挑战。为了将键盘的使用本土化，日本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智慧。
这个现象反映了文化在面对全球化的技术系统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那些非核心国家，正如从前的日本，在全球性技术中也许不如核心国家的贡献那样显著，但她们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带有她们本民族文化背景的痕迹。在日本这个例子里，她对全球性技术的贡献已经达到了使那些最初的核心国家不容忽视的程度。全球性的技术有了日本的一份，才真正显示出了全球性的特征，而不仅仅是边缘国家对核心国家的依赖关系。
要给出民族文化对资本货物市场影响的例子是困难的。一个带有文化印记的技术产品也只是和其它的技术产品相差无几。但是文化阐释仍然应该能够在技术领域发现文化的痕迹。
也许小型化可以被用作显示日本文化特殊贡献的一个例子。O-Young Lee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在他的著作《越小越好：日本小型化的精道》中指出日本微电子技术的成功植根于他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小型化的倾向明显的表现在日本的盆景，俳句诗（haiku）和其它文化特征中，也表现在技术设计中。李先生引用了早期折扇的一个例子。平扇是由中国发明并很早传入日本的。折扇似乎是日本在中世纪发明以后出口到中国，并在那里引起了一种类似的样式。晶体管收音机和磁带录象机的基本技术都来自美国，但是对它们取得商业成功至关重要的小型化却发生在日本，并在此之后从那里再次出口回到美国。
当然，当资本货物市场充斥着小型化产品时，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就都可以不经文化思索的制造出小型产品。但是如果李先生是对的，那么这一趋势的根源就是一个特定国家的民族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通过产品的技术得到实现并在世界流通。
Ⅲ.西田的全球世界理论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以日本为例提出了技术全球化的一个论题。接下来我将深入讨论这个论题的内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哲学对理解全球化所做的贡献，即西田的全球世界理论。
西田的理论产生的背景是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日益膨胀的自我主张。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国家扩张的问题，但是对于像西田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的野心更高-----世界文化的领导权。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扩张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可以等同。一方面，日本已经强大到足以征服自己的邻国。另一方面，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日本作为一个亚洲的国家已经完成了文化的现代化，并可以将西方的成就为自己所用。西田在这个基础上指出亚洲在现代世界中可以最终取得与西方平起平坐，甚至更优越的地位。
西田的观点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既复杂又有争议。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将在本文结束时再次简单回顾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的兴趣在于，我发现在我前面所讨论的技术全球化发展的结构和西田的“全球性世界”（sekaiteki sekai）概念是并行不悖的。我将说明隐藏在西田这个概念之下的分支与层叠发展的差异，尽管西田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理论中的技术内涵。
西田指出，直到现代，世界是他所称的“水平”结构，地球将并列生活于其中的各国分离，而不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世界”在现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西田的意思是说当时的“世界”只是一个定义，并没有真正介入各民族的生活。这个阶段在日本被延长了，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日本一直隔绝在不断发展的商业和通讯世界之外。
国际商业改变了这种水平世界的状况，各国间开始密切交往。这就出现了西田所称的“垂直”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其中追求卓越。每个国家都真正参与到其邻国的生活中-----即使是最遥远偏僻的国家，也通过战争，贸易，人口与思想的流动而被卷入其中。但是这不仅不是一种和谐的融合，各国反而在其中为了身份的确认而最终引发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生存抗争出现了，用以对抗外族侵略的威胁。
为了说明这个从水平到垂直结构的过渡，西田另外使用了一些在今天听起来有些怪异的术语，但它们是极富深意的。也许理解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好办法是将它看成一个概念系统的辩证运动，每个概念都不足以单独描述这个社会事实，但是它们结合起来作为相互作用的概念系统可以做出完整的解释。因此，西田观点的复杂性也是与考察全球社会的困难本身相一致的。
西田进一步通过由“多”到“一”的时空关系探究水平世界和垂直世界的关系。从前分散在时空中的各国在现代世界开始相互交往。历史上各国的交往并不仅仅是外部相关的事物之间机械的相互作用。每个国家都要通过建立自己的文化内涵在这个世界中“表达”自己。当一个国家试图将自己的视角强加于其它国家时，冲突就会产生。但是交往也意味着共性。两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是无法相互交往的。在现代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并强加于其它国家。这种统一意味着各个特定的国家都在一种强制的普遍形式下求生存。西田举例说十九世纪的英国将世界市场强加于其它国家（西田 1991，24）。这样，原本相互冲突的国家也在一个更深的层次被结合成了同一个世界。
这种从多到一的过渡也反映在时空的关系中。分散在空间中的各国，他们的“多”，因为在一个相同的时间维度里共存而得到统一。各国的相互竞争带来了这个统一。因此在现代，地理是从属于历史的。统一的各国代表着这个统一世界的时间，它们也因此在这个自我设定的统一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英国也加入了她所创造的世界市场中，并成了全球经济运行的背景。英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已经被她所创立和代表的世界体系所超越。
机械形式和有机形式是西田运用的另一对术语。机械的世界由分散在空间中表面上相联系的事物组成。这些相互联系的事物可以被适当地称作个体。它们的大量存在形成了“多个个体”(kobutsuteki ta) (西田 1991,29-31)。有机世界是由不断向时间终端的运行的整体所构成。这个整体是一个行动主体，一个“全体的一”(zentaiteki ichi)(西田，1991,37-38)。社会不是完全机械的，因为它组成了一个整体，但它也不是完全有机的，因为它的成员仍然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群体。这种机械与有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社会的更新过程，这一过程是两者的结合，因而不能由任何一方单独表示。
西田引入了“场所”（basho）这个概念来尝试着解释这个“自相矛盾”的全球化世界。场所，在西田的技术术语里，是主体之外的“第三种”元素或主体在“其中”相互交往的媒介。如果主体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们也不可能相互作用。但究竟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一个单独的实体本身就需要一个场所来与其主体相互作用。因此场所不是交往之外的另一个实体，而正是交往的结构本身。但是一个主体“否定自身”并成为对方的“世界”时，这个结构就形成了，即主体交往的场所(西田，1991,30)。
要解释这种晦涩的形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似乎表示在交往行为中，自我变成了他者的对象；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中才完成了自身。但自我并不只是个随机的对象，而是他者在肯定自身的主体地位时必须与之相互作用的环境。他者由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重新定义了自身，因此他者的身份认同也是建立在自我的行为基础上的。但是自我对他者的决定作用还只是整个过程的一半；他者对于自我也有着相同的决定作用。主体间的交往是一个角色不断转换的永恒循环，一个通过自我间的不断接触而实现自我转变的循环。
西田以两种方式讨论了场所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有时他似乎是说全球化的国家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交往的“场所”，一个交往实现的背景。这个场所或者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强加的，或者是通过文化的优越性被普遍接受的，西田认为这两者的差异正是从前的英国和未来的日本之间的不同(西田,1991,99,77；1965c,373,349)。有时候他又声称现代就是一个全球性场所的产生，它以各民族交往产生的世界文化的形式出现。西田并没有认识到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因为他假定日本文化是一种能容纳所有文化的“空”。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论证的模糊性在后来变得十分重要。
在这个基础上，西田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重要的。西方主导世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它最终会被亚洲的自我肯定所取代。人类注定要将东西方文化有效地结合在一个“自相矛盾的自我认同”里。这个概念意味着未来世界文化所应该包含的个体（民族的）和全体（世界的）的综合。
全球性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单一的存在，通过自身的内在动力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世界是“自我决定的”。但是特定国家的自我并没有在这个统一体中迷失。世界文化并没有取代原先的民族文化。这里隐含着更微妙的关系。西田写道：“真正的世界文化是由不同的民族文化组成的，这些民族文化在保留自己独特视角的同时也将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获得发展” (西田，1970,254)。世界文化是一个纯粹的形式，一个交往的“场所”或领域，而不是现存的民族文化之外的另一种文化选择。它们是自身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这个自我决定的过程从内在创造的角度来说是不受束缚的；它不受任何外在力量或永恒定律的制约。在这个世界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或控制它。即使是自然科学定律也必须作为特定历史情况下的思想行为存在于这个世界(西田 1991,36)。
这里的一段话包含了西田所预想的全球世界：“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建立在特定的历史根基之上，并由此获得了一定的世界历史使命，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生活。各民族或国家要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建立起一个全球性世界就必须先建立起适应地区传统需要的特定世界。这些建立在自己历史根基之上的特定世界共同组成了全球性世界。各民族或国家在拥有属于自己的历史生活的同时通过履行它们特定的历史使命参与了这个统一的全球性世界” (西田 1965a, 428;Arisaka 1996,101-102)。
但是，这种世界主义理论居然以一种奇怪的观点达到高潮，宣称日本文化为渐趋统一的全球文化的中心。英国在功利的个人主义的精神下以世界市场统一了全球，并导致了无休止的冲突与纷争，而日本将以其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统领世界，并带来一个和平的时代。日本将成为世界发展的“场所”，并使世界突破西方的局限真正成为全球的世界。日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的精神领袖是因为她独特的文化正好与全球性世界的真实结构相一致：“正是在我们发现处于历史发展核心的这个矛盾的自我认同的世界自我组成的支配性原则时，我们应该对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这就是实行帝国统治（Imperial Way），这才是真正的‘八肱一宇’”(hakkoo ichiu)（西田 1991,70)。
这种摸棱两可的结论令人不安。西田明确的指责帝国主义并宣称如果日本成为国家间冲突的“主体”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统一的主体。相反的，她应该“否定自身”并成为其他国家的“世界”（西田，1991，70，77）。但是他同时也承认了世界冲突的不可避免并接受了日本在这个冲突的环境中的角色，正如他在与天皇的谈话中所表示的：“当各民族进入世界历史(sekaishiteki)以后，冲突就会产生，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样，这是自然的。一个真正的世界历史国家应该成为平息动乱的中心。”并且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一样，他放任的使用极端民族主义的口号，明显地是想赋予其新的意义。至少我们可以说虽然他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但却间接地支持了与他自己的哲学前提有根本冲突的帝国主义系统。
但是正如我们应当严肃地质问纳粹主义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联系的深刻性，如果不是因为西田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对西田的民族主义提出相同的疑问。在他对于日本的结论与他的全球性统一概念之间没有逻辑联系。英国至少为全球性统一提供了世界市场。日本能提供什么？它凭什么统一的媒介能使自己成为新时代的中心？
就我所知，西田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他应该如此。他认为日本通过融合东西方文化能成为全球统一的象征，尽管这很值得赞美，但是它并不足以使日本成为全球统一的场所。如果日本真能成为这样的场所，那它就不仅仅应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模型存在，而应该在世界舞台上做出更积极的贡献。西田的确宣告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巨大历史意义。但是这是不能与世界市场统一世界的力量相提并论的。直到最后，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答。
Ⅳ.技术与场所
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仍然不认为这应该成为对西田全球化理论的最终定论。一旦除去这个民族主义的肿瘤，整个理论的结构是很有意思的。西田理论的主要思想在于世界的结构由水平发展到垂直，由空间中互不相关的共存发展到时间上的相互交错的融合，这是一个矛盾且不断更新的全球统一过程。统一的出现并没有抹杀民族间的差异，而是将他们融入了一个不断演变的世界文化中，成为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与对话的“场所”。各民族间的共同结构使冲突中的民族交往成为可能。
这一论断正好与本文第一部分所阐述的从分支发展到层叠发展的演变相一致。空间中分散的各种技术发展分支最终在现代化的全球世界里被结合起来。在那里他们肯定自身并相互冲突，但在那里他们也互相交流源于不同民族传统的创造与思想。全球性技术作为这一过程的产物是一个西田意义上的“场所”，一个各民族之间交往和全球文化产生的背景，但其中仍然保留了其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差异。因此一个各民族在表达自身的同时共同为一个单一的创造物服务的层叠式发展过程与西田的世界文化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西田理解这种联系。他知道历史行为是和技术创造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将它解释为“文化中的技术” (西田 1991,61)。技术是与特定环境相互作用的人精神的表达，人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创造了自身(西田 1991,57;西田，1965c,328)。“我们通过技术创造事物也在创造事物的同时创造了我们自身” (西田，1991,33,西田，1965c,297)。虽然西田本人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并将这种关于技术的社会考察与二十世纪全球文化交往的观点联系起来。
西田自己见证了这一过程在日本的展开。他被迅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和技术变革所包围，他真诚地欢迎它们，并认为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日本精神的表达。他反对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所谓日本应该在全球交往的时代保持纯洁性的主张，并坚持认为日本应该进入全球性的世界并与它一道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在那个时代日本似乎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成功地融合了东西方的风格。西田将自己完全沉浸在其中。他也许在三井百货商店丢失过鞋子。他也唱着国歌，并和他那一代人一起投身于日本的政府，城市，学校和文化产品的整体现代化中。我猜想正是这种生活背景造就了他关于全球性世界的理论和他对未来的信心。但他要是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全球性技术的力量相比有多么微不足道就好了！
致谢
我要感谢Yoko Arisaka和Mayuko Uehara在翻译和解释西田思想方面对我的慷慨帮助。他们澄清了我的许多误解。如果仍有不足之处，那只是我个人的。
作者介绍：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又译安德鲁·费因伯格,1943年9月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等高校任教,现为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技术研究所主任。芬伯格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代表,以技术批判理论成名,其主要著作已在国内出版,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被我国哲学界详细介绍,朱春艳博士还写了相关的博士论文《费因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