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非自由的民主制
欧洲人喜欢搞周年庆，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二战爆发75周年和柏林墙倒塌25周年。这些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使大家感受到欧洲统一的好处。10年前，8个东欧国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3年后也加入。欧洲似乎不仅超越了冷战分野，也克服了深刻的历史分歧。欧盟使东西欧联合到一起，吸纳了那些民主脆弱的东欧国家。然而，这种所谓的胜利如今存在很大问题。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几乎所有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过去10年都经历了深刻的政治危机。西欧领导人呼吁限制欧洲内部的自由流动，又导致新的裂痕。欧盟领导人应该从东扩时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执行更清晰的边界限制政治精英逃离本国，而不是煽动对普通东欧民众到西欧寻找美好生活的憎恨。
2004年，观察者欢呼欧盟的“改革力量”和“看不见的手”对成员国改革所起的作用。那时，美国以残暴的军事干预方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广民主，欧盟却用提供成员国资格的“软手段”追求同样的目标。一旦各国政府屈从于欧盟的吸引力，欧盟的制约性便开始起作用。1993年，欧盟12国制定了“哥本哈根标准”，要求入盟候选国达到自由民主制的要求。他们还必须证明能够融入欧盟的共同市场，与欧盟成员国开展自由贸易，并遵守欧盟法规。
新千年以来的三次扩容表明，欧盟仍按照原来的模式发展是有好处的。1998年，斯洛伐克人意识到其民族主义总理弗拉基米尔·麦恰尔不可能带领他们走向欧盟式的繁荣，于是民众果断放弃了他。即使在腐败横行和共产主义遗产丰厚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人们最终也决定按照布鲁塞尔的规则行事，改革其司法制度。在克罗地亚，亲欧盟的政治家迅速开启了创建独立司法机构的程序。但许多证据表明，上述成功故事是某些欧盟内部人员一厢情愿的谎言。对于他们来说，不断扩大的欧盟似乎可以证明欧盟的世界意义，而如今，除了极度乐观的坚信者之外，这种故事已经没人相信了。尽管欧盟对许多非成员国仍具有吸引力，但东欧成员国的问题十分严重，而他们绝不可能像扔掉几个烂苹果那样被赶出欧盟。
然而，东欧国家当前的问题并非道德上的小瑕疵，也不是重回先前的威权主义形式。东欧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状况：非自由的民主制度，即政党出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收益等目的，极力把持国家政权。有些东欧国家正滑向一种类似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统治模式，他们以定期选举的方式小心地维持民主的外表，但领导人却竭力废除制度上的相互制衡，使政权轮换变得越来越困难。
合法期待的意识消失了
匈牙利已经走在前头。2010年，经过“改革社会主义”政府的糟糕统治后，维克多·欧尔班及其右翼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简称青民盟)重新上台。由于匈牙利独特的选举制度，青民盟虽然只获得全国53%的选票，却赢得议会2/3的席位，使该党在2012年毫不费力地通过了一部新宪法。青民盟宣称2010年大选胜利是“投票站革命”，并以其政党纲领塑造了民族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形象。该党还打着“全民合作制度”的维克多式旗帜，肃清司法部门、官僚机构和媒体中的不忠诚者，其潜在的道德标准是只有青民盟才能真正代表整个匈牙利民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匈牙利曾经是欧盟主导的民主过渡的典范。上世纪90年代，许多匈牙利人认为布达佩斯能变得像维也纳一样。在那之前的民主过渡时期，此类希望甚至一度成为现实。但随着2007年东欧国家大规模投资繁荣的终结，该国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如其经济一样直线下降。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很久以前所说，导致一国产生严重政治危机的并非其客观的经济状况，而是合法期待的意识消失了。
当然，并非所有新入盟的东欧国家都走同一条路，各国的差异很大。但是，多数国家都遭受政治体制深度分裂之苦，至少有一方宣传其他派别为非法或不适合执政。例如，捷克富翁安德烈·巴比斯(Andrej Babis)领导的政党在2013年大选中排名第二，他一再宣称该国现存政治体制违背道德，应该被推翻。甚至在不太注重意识形态或更关注攫取国家资源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一种有害的文化战争和宪政危机的混合物也成为新标准。曾经的民主过渡典型捷克，突然变得像魏玛德国。该国去年首次直选总统之后，新任总统米洛什·泽曼公然违背议会意愿，任命自己的亲信出任总理，以此增强总统权力。
唯一的例外是波兰。该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深受打击，却成为唯一在2008年之后避免经济衰退的欧盟国家。除了与德国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之外，波兰还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在财政上负责任的北部欧洲国家的领导者。在2011年大选中，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获得连任，证明他是替代前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的最佳人选，后者在2006-2007年的任期内实行反民主的民粹主义政治。
维护“根本的欧洲价值观”
并非只有右翼民族主义者采取这种方式，左翼似乎也很重视欧尔班的经验。泽曼在对捷克议会采取措施之前显然研究了欧尔班的策略，罗马尼亚总理维克多·蓬塔亦不例外。他在2012年赢得议会2/3席位后，一直致力于出台一部新宪法，以便严格限制法院的独立性和作用，将权力由司法部门向议会倾斜。尽管该地区的民主制度持续受到破坏，欧盟却未采取任何措施。问题可能与“哥本哈根标准”有关，因为它从未产生布鲁塞尔声称的那种作用。该标准过于笼统，实际执行也不一致。
欧盟的精英假定，如果新成员国能够遵守欧盟管理共同市场的规则，就证明他们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当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尚未做好入盟准备的国家也被批准入盟时，所有人都希望加入欧盟俱乐部能将野蛮人转变成素质良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种愿望是毫无根据的。这些国家已经入盟，布鲁塞尔对其施加影响的手段就更少了。欧盟委员会偶尔会严词批评欧尔班，司法专员也时常呼吁布达佩斯坚持“根本的欧洲价值观”，但欧盟缺少可干涉的法律和政治手段。欧盟委员会的确有制裁权，但前提是成员国不遵守欧盟共同市场法规。因此，布鲁塞尔只能间接地应对这些政治问题。
从理论上看，如果欧盟成员国持续破坏民主和法治等“根本的欧洲价值观”，欧盟可以暂停其成员权利。但这必须由成员国政府最终决定，而他们不可能在如今的艰难时刻使用这种权力，因为他们害怕开此先河。另一种方式是欧盟领导人私下施加压力，但效果不佳。公开的指责和羞辱更加无济于事，因为当事国政府会利用这种评判煽动选民的反欧盟情绪。
然而，欧盟并未失去其规范性权力。去年12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基辅街头。尽管匈牙利总理曾戏称要将投靠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未来的另一种选择，但他和邻国领导人并不真心希望离开欧盟俱乐部。因此，欧盟官员需要讨论如何制定新文件，限制成员国改变宪法。关于限制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的讨论应该停止。政治学家格里格尔·博普-伊里奇(Grigore Pop-Eleches)曾指出，即使在最糟糕的欧盟国家，如果坚持法治，允许民众在欧盟内部流动也能使其受益，因为移民将带来对政府更高的期待，他们也更愿意采取行动来反对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