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能否寻找到方法降低冲突风险，阻止可能持续数十年的敌对延续下去？在新的时代，两国能否同时作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而和平共处？
如果不能直面源自日本率先实现现代化的19世纪末、目前仍未解决的历史问题所激发出的强烈情绪，现在两国间围绕领土争端并因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进一步升级的紧张局势是无法被化解的。很多中国人由于本国曾被小小的岛国日本超越而一直深感耻辱，也因为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深重苦难而愤怒，这种愤怒帮助毛泽东在1949年统一了中国。日本依然在努力，希望将对本国历史的骄傲，与因过去给邻国带来劫难而做出的追悔结合在一起。现在，中国领导人要应对尚未解决的中日历史问题，以及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忧虑，而日本领导人则面对着一个反日情绪上升、经济和军事规模已经超过日本，且还在快速发展的中国。
目前，中日关系的难题集中在岛屿领土争议，即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或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上。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危险确实存在。一旦意外情况发生，中日之间要再次和解可能要推迟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对于日本、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不利的。一些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荒凉的岛礁成为紧张局势的焦点：周边海域的海洋资源有一定价值，两国渔民为满足全球渔业市场的需求，已将本国近海捕捞殆尽，转而将目标投向远洋，因此就产生了利益争夺。在中国大陆联手台湾、方便舰船进出太平洋的背景下，这些岛礁的地理位置具有了军事战略价值。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解释北京和东京之间情绪化的、充斥着历史记忆因素的相互反应。
两国各有将近九成的民众都对对方国家持负面看法。在中国，电视台经常播放关于二战中日本士兵暴行的影视节目，互联网上则有很多对日本人的仇恨言论。一些中国军方将领公开放出自信言论，称如果爆发战争，中方会成为胜利者。在日本，电视节目中敌视中国的言论稍少一些，但是中方飞机和舰船逼近日本、威胁尖阁列岛(钓鱼岛)，以及中国一些民众由于愤怒而攻击在华日本人、打砸日货的报道画面也会反复出现，刺激日本民众加深恐惧和厌恶感。日方的军方高官们不会公开提及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但私下里他们相信，如果发生冲突，日本会取得胜利，而且必要的时候，美国也会向日本施以援手。
中国领导人确实担忧日本军国主义会死灰复燃。美国人在二战期间也和日本人打过仗，但和日本人之间建立最为紧密的联系不是源自发动侵略的日本军人，而是二战后与日本平民建立的私人交往。1958～1960年间，我首次访日并居住在那里，此后每年我都要访日。我和其他1945年后在日本居住过的美国人都了解到日本人民是如何彻底抛弃了军国主义的。中国和日本打交道最密切的时候是二战时期，而且中国媒体一直渲染这段历史记忆。中国领导人警告日本不要复活军国主义，但与此同时，中国增强军备，对日本施压，这使得日本更加坚信应该解除对扩张军备的自我限制。
上世纪80年代，由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采取了积极行动，中日两国间似乎可能建立起面向21世纪的和睦关系。邓小平1978年访日时曾说，中日之间有2500年的交往历史，其中仅有50年是不幸的时期。他主张重新发展中日关系，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日本，邓小平会见了天皇、福田赳夫首相和日本经济界领袖，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邓小平后来说，天皇就二战时日本的行为进行了道歉，表示不会让这样的事情重演。邓小平在东京记者俱乐部演讲时，现场听众的掌声响亮而经久不息。在日本，中国领导人还历史第一次登上了高速列车。在邓小平访日后，日本经济界的领袖们纷纷协助中国建设起电子、钢铁、汽车等工业的现代化工厂。为发展两国关系，邓小平将日本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带回中国。在邓小平主政时期，中日之间青年交流项目也得以启动。
邓小平的努力在中日两国都得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提供给中国的经济援助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给予中国的。日本企业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工厂，日本游客大量涌入中国，遍及日本各地的数百个地方团体与中国的地方团体结成姐妹友好关系。日方民间团体前往中国，就二战时给中国带来的苦难表示道歉。进入90年代，中国领导人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而在中国，没有比讨论日本在二战时的暴行更能够刺激爱国主义情感的了。
在中国，批评日本没有详细记述自己侵略历史的声音非常普遍，而且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有这样的声音。很多中国人担忧，如果日本的年轻一代对日本过去侵略其他国家，给它们带来苦难的历史缺乏了解，会导致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之路。当日本青年们访问中国时，中方东道主看到他们对日本过去制造的灾难所知甚少，因而感到不满。他们质问道：为什么日本的教科书不向本国年轻人讲授这些内容？为什么日本的纪念馆不能多展示一些过去战争的恐怖？为什么日本人要去参拜那些颂扬美化自己战争历史的纪念设施？不仅是中国人，连西方人也有疑问，为什么日本不能像德国一样继续表达自己的忏悔。
日本人清楚，在二战结束后，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署和约，放弃了对日赔款要求。而在上世纪80年代，相比其他国家，日本给予了中国更多的经济援助。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这是他们反省二战历史的一种方式。日本人不满的是，现在很少有中国人知道日本的领导人和日本民众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曾经道过歉，也很少知道日本在80年代时给予中国的巨大援助。很多日本年轻人则质疑说，为什么他们要为了自己出生之前就发生了的事情道歉。一些日本历史学家在研究了有关日方暴行的中方文献后坚称，其中很多内容被夸大了。同时，中国却对本国内战和“文革”期间对自己人的残酷行为采取了忽略态度。
但是事实是，不仅中国人，而且西方人也认为，日本某个派别、个别领导人的道歉不足以体现一直延续下去的反省。为了维持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对于日本人而言，继续对过去几代日本人所制造的问题表示悔恨是明智之举。
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希望以自己的国家为骄傲。因自己的国家在19世纪现代化步履缓慢而羞耻的中国人，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因他们近年来非凡的经济发展而自豪。因自己的国家在二战中的暴行而羞耻的日本人，现在也可以因自己在战后对和平的卓越贡献而自豪——他们为世界各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援助，将自己的军费压低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维持小规模的军事力量，拒绝发展核武器。
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对外显示自己的强力。对于习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来说，他们都很难主动行动以争取对方的合作。日本领导人坚信，对中国软弱只会导致中方要求升级并继续发展军备，因此，坚决表示日本绝不会被胁迫。
改善中日关系会非常艰难，但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去启动这一进程。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执政权力基础，他将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领导这个国家。安倍也是近年来第一位能够连续执政至少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日本首相。习近平和安倍都被认为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有着强大的支持基础，可以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采取难度更大的举措。
作为一个研究了中日两国半个世纪、在两国都结交了好朋友的人，我深切地希望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相互合作。我的建议是，如果两国领导人希望改善关系，可以考虑以下的做法：
(一)现在开始行动
日本应当避免采取在中国看来富有挑衅性的举动。日本的政治领袖们不应当参拜靖国神社，应当为日本过去侵略所制造的悲剧重申道歉。
中国不以武力施压、尝试控制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并重申决心避免国内出现反日游行。
中日两国代表应当寻求一种方案，使得双方能够体面地从关于尖阁列岛(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对峙中后退，并且确认双方决心在稍后时间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中日双方应当选定一小部分高级别的、在将来数年可能在各自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分别代表自己的国家，经常性地会面，就一系列广泛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以增强相互理解与合作。日本方面应选派代表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这样无论任何党派执政，都可以保证这一联系不会中断。
(二)在以后几年里
日本领导人应准备一份公开声明(篇幅大约几十页)，重点阐述他们战后以来在和平方面的贡献。日本可以强调，他们放弃了战争行动，对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均提供了援助，将军费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放弃生产核武器并拒绝向海外派遣军队参与军事行动。日本还应当准备一份相似篇幅的声明，总结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包括对二战时侵略中国台湾、朝鲜以及中国大陆，给当地造成的劫难进行客观陈述。日本应增加学校关于明治时代以来历史必修课的课时，为必修课所用的历史教科书编撰教学指导，使得日本的学生们在了解日本战前和战后现代化的成就，以及对亚洲其他国家贡献的同时，也能够全面地理解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批评声。
中国应当减少本国电影、书刊和电视节目中会招致对日敌视情绪的文化表演，使民众更多地了解日本自1978年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援助，宣传日本自1945年以来作出的和平承诺。中国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代的做法，大规模地将日本文学、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日本文化产品引介到国内。
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项目应当得到广泛的扩大。
作者介绍：
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男，1930年7月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精通汉语和日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2013年3月23日上午，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