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访问越南,并将访越视为职业生涯中的亮点;作为朝鲜公布绑架日本受害者报告的回报,朝鲜要求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进一步放松对朝制裁,朝日关系快速回暖。 这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关,但是却凸显了一个事实:东亚冷战的意识形态阵线已经彻底成为历史遗产,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小国”再次成为撬动东亚格局的支点,这就可能会像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一样。
在阵营已经瓦解的东亚,中国的周边外交原则与美国的机会主义的“补漏”政策为小国外交提供了回旋空间,而小国的有效回旋则会让地区局势充满更多变数。
那么对于中美日这样在东亚格局中仍在角力的大国,朝鲜和越南是谁的支点国家?
朝鲜与越南分居东亚的南北两端,欧亚大陆伸向太平洋板块的两个支点,其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分别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一场战争,尤其是越南战争,成为撕裂美国社会共识的导火线。而美国打这两场都有共同的诱因,即遏制共产主义主义向南扩张,防止在东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此后东亚的发展则证明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要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美国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美苏的核军备谈判逐渐展开。
意识形态的纽带的牢固性还是有限的,冷战结束之前,中越就爆发战争,而“敌我”的概念已经重组,中朝关系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也是波折起伏不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越南并不是中国的支点国家,反倒消耗了中国大量的战略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 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反思历史,或可得出以下教训:
其一,朝鲜与越南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家,朝鲜直到近代一直是中国铁杆的朝贡国(至于朝贡是为贸易而来,另当别论),从朝贡的等级关系向现代的同盟体系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那就是责任取代友谊,不计成本的朋友之情终归抵不过利益的算计。同盟体系的主体是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权国家,需要划定各自的责任与权利,但是等级式(家长式)的关系中并没有这种责任的划分,大国与小国之间毋宁是一种购买忠诚与服从的关系。
其二,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以及政党关系的纽带在形式上超越了国家关系, 但是这些国家都需要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而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合法性资源,民族主义是对等级式国际关系的否定,尤其是曾经的帝国征服的历史都会被重新钩沉出来,作为民族认同的资源,无论越南还是朝鲜都对中国保持戒心,甚至敌意。
其三,朝鲜、越南虽然是“小国”,但是一直心怀强国之志,并不甘于做大国的棋子,也在事实上抗拒“支点国家”的身份,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棋手国家,参与大国的博弈之中。
但朝鲜和越南的近况反差则甚大,访越的美国高官络绎不绝,而朝鲜则仍处于被制裁和孤立之中。美越关系在最近两三年内突然热络起来,2012年时任防长的帕内塔访问越南,并且到金兰湾一游,2013年国务卿克里到访,今年则是军事主官邓普西到越南,次一级的官员、议员到越南也是家常便饭。美国政府也在考虑放开对越南的致命性武器出口,这使得两军合作已经推进到破冰的前夜,越南大有成为美国的“支点国家”的架势。原因大体有两点:越南可以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有力棋子,而越南可以以美国为靠山增强对华博弈的筹码;而越南政治改革的进程以及承诺“感动”了美国,尤其是越南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美国倡导的民主、法治靠拢的时候,“敌友”的阵线会很快模糊化。
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朝鲜却没有越南那么游刃有余,几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彻底成为东北亚的孤儿,近期日朝接近应该是非常态下的权宜之计,日本安倍政府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与中韩不和,东北亚的外交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朝鲜就成为安倍的突破口,同样处于孤立之中的朝鲜,就有了抱团取暖的需求。在目前的制裁框架之下,日本只能解除对朝鲜的单独制裁作为朝鲜在人质事件“合作”的回报。至于因朝鲜发射导弹、进行核试验而采取的国际制裁,日本很难有所突破,而朝鲜希望从日本打开制裁的缺口,声称发射导弹并不是针对日本。换句话说,朝鲜还会继续发射导弹,但不是以日本作为威慑的目标,那朝鲜的目标是谁呢?朝鲜的中短程导弹根本到不了美国,那它的目标是韩国,中国?最近中国政府将11名“脱北者”转交给韩国,而中国也是对朝国际制裁中的关键一员,扎紧制裁的铁桶,迫使朝鲜弃核。假定朝鲜最后就范,中朝关系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步中越关系的后尘。显然,朝鲜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支点。
越南与朝鲜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也是冷战在东亚的“热战场”,而现在越南已经变成了中美博弈的风向标,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楔子,拥核的朝鲜并不是中国可靠的朋友,越南的经验似乎证实,朋友一夜之间可以成为敌人。在中美博弈的格局之下,越南和朝鲜可以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小国玩弄大国也并非不可能。美越关系热络,朝日关系趋缓,人们第一反应或许就是“围堵中国”,但在东亚目前的权力结构之中,围堵有相当的难度,就像卡尔•施密特所言,政治首先要划清敌友,现在的东亚很难出现阵线分明的敌友。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东亚地区既有的意识形态阵营已经彻底瓦解,此前东亚地区的敌友也出现转换,比如中越战争、中苏冲突,但是那都是在两大阵营尚存的情况下出现的调整。但美越在1995年建交之后,关系一直不温不火,既有的意识形态依然影响着美国对中国、越南等国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的褪色意味着地区合作缺少了理念的支撑,东亚地区尚未出现一个可以界定地区特质和未来图景的国家,就像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一样。东亚地区的合作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稳固的地区合作需要共识与理念的支撑。在儒家文化、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后,东亚地区缺少主导性的共识。经济合作成为为数不多的具有持久性的纽带,但经济合作终归是有限的,深入到金融货币领域还是要依靠价值观念的认同才能推进下去。
冷战曾将东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出现了多次内部冲突,多边安全机制根本没有可能;而资本主义阵营一边,美国采取了双边结盟的方式,与欧洲那种多边安全机制大有不同, 双边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庇护与附庸关系,不像美欧之间更多的基于一套透明的程序建立同盟关系。东亚这种破碎的双边同盟安全体系使美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也鼓励了美国的机会主义做法。自希拉里在东亚外长论坛中提出重返亚洲之后,美国的机会主义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纠纷之际,美国便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美越关系在几年内急剧升温就是证明。
美国这种补漏与钻空子的做法并不能重塑东亚秩序,因为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已经分层且互相交错,敌友难分,这显然也是美国机会主义的产物。首先,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朝鲜除外),在产业连接上相互依赖程度很深,虽然中日、中越关系时有紧张,但是产业的合作依然继续,越南在南海与中国有纷争,但是其进口极大依赖中国,尤其是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越南很难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其次,经济增长一直是东亚的亮点,而现在中国已经展现出重构东亚经济合作网络意愿,亚洲投资银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远景规划都将为周边国家带来红利,在这一点上,美国并不占优势。相比于TPP的高大上,RCEP可能更适合东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在领土争端方面,美国试图与越南、菲律宾等国“构建敌人”,但是又不愿意为这些小弟的“冒进”、“鲁莽”买单,乌克兰、中东的危机已经显示出奥巴马在外交的笨拙,最近他不得不承认,美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依然无法掌控一切。1993年的时候,布热津斯基已经断言,在21世纪美国当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了全球银行家,甚至连全球道德家都不算。20年前的断言现在尤为恰切。奥巴马坚定地相信美国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责任,但是“领导”并不意味在已经漏洞百出的东亚安全百衲衣上再挖洞,而是要做一件新衣服。
中国与周边关系也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此期间出现的种种纷争也是这种变革的不适应症,而周边小国同样也有不适应症。去年中国历史性地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这既是对目前周边局势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既往外交欠账的弥补。
一定程度上,在机会主义的美国重返亚太和中国周边外交调整之下,东亚格局中的小国不再是无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