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态势转变，发达经济体经济总体回升，尤其是美国经济增长提速，或将引发全球经济大洗牌。当前，新兴经济体增长普遍面临严峻的转型挑战，研究和借鉴美国创造新增长点的经验教训，极具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6年后，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增强，失业率下降，房地产收复失地，银行恢复健康，公司盈利提高，股市不断创新纪录。未来一个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有望“提档”加速，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和实力格局将出现新变化，这主要归因于美国经济四大新增长点。
（一）美国引领非常规能源革命
所谓非常规能源革命，系指美国能源公司利用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等先进技术，开采出深埋岩层之中或是海底的能源矿藏，如页岩气、致密油、深水油气、油砂及重油等。这场油气领域的非常规能源革命来得并不算快，水力压裂法1947年即已存在，将这种方法用于开发页岩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但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专门针对页岩的水力压裂法才与水平钻井技术一起日臻成熟。[1]这场能源革命发端于美国，是技术和政策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是一系列技术创新和应用。美国能源企业综合运用水力压裂、水平钻探及与地震预测预防等相关的技术，推动了非常规能源开发。二是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推动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规定能源部负责协调促进页岩油气资源的商业开发；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加快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的计划；2012年6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开放更多的阿拉斯加和墨西哥湾海域，进行海上石油开发。三是州政府出台了适宜的土地使用政策，使能源开发商和所有者均得到合理回报。四是美国资本市场“给力”，为非常规油气开发的主力军——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和风险资本。五是油价持续居高不下，使非常规能源开采有利可图，吸引了众多能源企业参与。
尽管这场能源革命面临不少问题，但美国非常规能源发展仍然游刃有余。首先，美国非常规能源储量极为丰富。据估计，美国探明的天然气资源（其中页岩气占70%以上）为2000万亿至2500万亿立方英尺，若按目前美国每年250万亿立方英尺的消费量推算，天然气储存可供美国使用90年到100年。[2]其次，美国促进页岩油气发展政策仍有提升空间。一是美国政府未来可能改进资源开发准入和开发政策，美国许多非常规能源富集地区的开发受联邦法规限制，如适时开禁将大大推进相关州的页岩油气开发；二是联邦政府应用补贴及其他激励举措刺激了燃料多样化供应和需求；三是酝酿调整液化气出口政策，拓展天然气海外新市场；四是加强和改善运输、管道、物流等能源基础设施，为能源繁荣“铺路搭桥”。此外，美国页岩能源革命有可能向全球扩展，其他地区的非常规能源开采可借鉴美国的经验。
这场非常规能源革命可与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相媲美。随着先进技术的应用，美国非常规能源获得了井喷式发展，这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乃至全球能源版图与经济态势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改变了美国能源供给格局，挑战石油生产“峰值论”。曾有专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美国产油量将逐步递减，而这场非常规能源革命逆转了这一趋势。2008年－2013年，美国原油产量增长50%，天然气增产20%以上。美国页岩气日产量从2007年的30亿立方英尺增至2012年的240亿立方英尺，即年均增长51%。同期，页岩气产量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比重从5%提高到36%。得益于非常规天然气尤其是页岩气开发技术的突破，美国天然气产量已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自1970年—2008年，美国石油生产持续减少，石油日产量从960万桶降至500万桶。但在2008年之后，由于致密油增产，美国石油产量开始大逆转。据国际能源署（IEA）推测，2014年美国产油量将达860万桶/日，2019年产油量有望恢复到960万桶/日的峰值水平，到2020年将超过1000万桶/日，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3]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预测，自2008年以来，美国致密油产量增长了3倍，占原油总产量比重从12%提高到2012年的35%；2019年将达480万桶/日，占原油产量的50%。[4]
二是降低能源价格。美国天然气价格从2008年的13美元/百万英热单位（MMBtu）降至2012年的2.75美元/MMBtu，目前美气价约为4美元/MMBtu，相当于欧洲进口价的三分之一和日本进口价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原油产量增加，造成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油（WTI）价格比英国布伦特（Brent）价格每桶低8至10美元。[5]
三是提高美国能源自给和能源安全，节省进口费用。如今，美国不需进口液化天然气（LNG），每年可减少1000亿美元的进口费用，2018年美国将成为LNG净出口国，2022年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6]美国原油及其他液体燃料进口占其石油消费总量的比重从2005年的60%降至2012年的41%，每年节省1000亿美元进口费用。据预计，2020年美原油等进口比重将降至25%，每年节省的进口费用可达1500亿至3000亿美元。到2030年，美国可能成为原油净出口国。[7]
四是促进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估计，由于非常规油气生产扩大、对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以及制造业竞争力提高等，到2020年，美国GDP每年将增加3800亿美元至6900亿美元，新增就业岗位达100万至170万个。其中，油气部门每年将贡献1150亿至2250亿美元增值，并提供11万至21.5万个岗位；化学等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将贡献550亿至850亿美元增值，提供16.5万至27万个就业岗位。[8]
五是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和家庭消费能力。据IHS全球观察公司预测，到2020年，美国非常规能源部门向联邦、州及地方政府的纳税额将从2012年的620亿美元增至1110亿美元，在2012年－2025年间这些部门向美各级政府纳税总额将达1.6万亿美元，即每年缴纳1150亿美元；2012年－2020年，能源增产将使每个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1200美元至3500美元。[9]
六是有助于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页岩气属化石能源，虽不能完全避免气体排放，但可减少排放量。据美国高盛公司估计，以天然气取代石油等作为发电和交通工具的燃料，到2025年将使美国减排5%以上。[10]
（二）先进制造业强势回归
美国制造业在经历二战后的20年鼎盛期后一直走下坡路，但近几年出现重振迹象。一是制造业引领美国经济复苏，2009年第二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美国制造业产值增长超过20%，约为同期GDP增速（9%）的2.2倍；二是美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比重长期下降的趋势有所好转，近几年回稳至20%左右；[11]三是近三年来美国制造业新增52万个工作岗位，初步扭转了近20年来制造业就业持续萎缩的趋势；[12] 四是美国再次成为全球跨国公司主要投资目的地，不少在海外的美国制造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将部分生产业务回迁本土。
美国制造业东山再起与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政策举措息息相关。一是支持技术创新。奥巴马政府投资先进制造业研发及其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税收优惠，特别是加快设备折旧和研发活动永久性税收减免等，支持制造业科技研发和应用。二是改善美国投资经营环境，鼓励和促进制造业“内包”。奥巴马政府通过对美国公司税制进行改革，终结了企业外包海外的税收优惠，通过改革投资美国的审批制度，吸引美国海外企业回流本土；通过实施“选择美国计划”，吸引全球企业赴美投资。三是为美国制造业创造公平竞争和开拓海外市场的条件。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五年内“出口倍增计划”，近年来着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谈判，为美国企业进一步拓展亚欧市场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四是改革教育、签证制度，确保制造业获得人才通道畅通。在增加对中小学、社区学院和高校教育投资的同时，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为美国先进制造业培养适用对路的科技人员和熟练劳动力。通过改革H-1B签证等，为企业雇用海外人才提供方便。
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培育发展高端制造业，以抢占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制高点。为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整合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资源，构建全国先进制造业创新网络，“确保新一轮产业革命首先发生在美国”。2012年，奥巴马政府出台建立全国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倡议，提出由联邦政府出资10亿美元，在10年内创建15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2013年，提出将制造业创新研究所增至45个的倡议。迄今为止，奥巴马政府已宣布建立4个制造业创新研究所。[13]
2012年8月，美国在俄亥俄州扬斯顿设立增材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着重研发和推广3D打印技术等。其中，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航空航天署等政府部门承诺共同出资4500万美元，由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企业、学校和非营利性组织组成的联合团体出资4000万美元。目前，该研究所参与出资单体共94个，包括企业、大学及非营利组织。迄今为止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超过20个。
2014年1月15日，美国宣布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建立新一代电力电子制造业创新研究所，旨在打造更加智能化、可靠安全、低成本、节能环保的21世纪电力网络。美国能源部牵头并承诺在5年内出资7000万美元。此外，还有包括25个企业、大学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等出资者，将为研究所提供7000万美元的配套资金。
2014年2月，美国宣布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建立数字制造和设计技术创新研究所，旨在进行数字化设计、工程和制造等过程的技术和流程研发与应用。美国商务部等计划提供7000万美元基金，并融资2.5亿美元，整个研究所资金规模有望达到3.2亿美元。该研究所的参与单位包括70多家来自全美顶尖制造商和软件设计商、23所大学或社区学院及9个非营利组织。
2014年2月，美国还宣布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建立轻质和现代合金制造业研究所，旨在加快轻质合金生产规模化，使其应用于风力涡轮机、军民两用汽车、机器设备、船舶、飞机制造等。美国国防部主导并承诺出资7000万美元基金，非联邦机构的配套资金为7800万美元，研究所资金规模将达1.48亿美元，参与研发并出资的非联邦政府单位包括34家大公司、9所大学和17个非营利组织。
前不久，奥巴马政府表示将设立第五个，即先进复合材料制造创新研究所，研发比钢更轻更强的材料，用于飞机、军用车辆、卫星及豪华轿车制造，达到低成本、高速、节能制造目标。美国能源部计划出资7000万美元，并通过竞标由被选中的参与研究所的企业、大学等单位提供7000万美元的配套基金。此外，不少州和市政府也纷纷推出了加强本地区先进制造业的战略，如科罗拉多州政府及其他公私利益攸关方制订了建立州航空航天产业基地计划；田纳西、马萨诸塞等州也分别提出了加强先进节能汽车制造、建立先进制造业合作等计划。
美国先进制造业布局逐步到位，将有助于其产业升级换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首先，先进制造业发展将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技术密集型产业占美制造业附加值的50%和就业的40%，随着先进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的相继建立，美国中西部传统制造业的“铁锈带”将转变为“科技带”，直接扩大生产和就业。同时，先进制造业提高出口竞争力并扩大制成品出口，也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据估计，如果知识型制成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2%降至2020年的1.3%，美国GDP每年将增加2000亿美元，创造60万个就业岗位；如制成品贸易逆差降至1990年的水平，到2020年美国GDP每年将增加5900亿美元，创造180万个就业岗位。[14]
其次，制造业回流本土将持续对美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回流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公司已超过200家，除卡特彼勒、通用电器、福特汽车等传统企业外，谷歌、苹果、摩托罗拉等高新技术产业公司也已经或计划将其部分业务回迁母国。随着经营环境改善和非常规能源革命影响的深化，美国已成为生产成本最低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期，美国经济将获得新的增长源泉。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由于制造业回流，2016年－2020年美国年出口额将增加700亿至115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是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回流的结果；制造业回流还将使美国GDP年均增加1000亿美元，创造60万至1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和超过100万个服务业就业机会。
此外，先进制造业有助于提高美国产业竞争力和生产率。曾多年担任国际金融公司（IFC）官员的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认为，在根本层面上，美国产业比人们所认为的更具竞争力，“创意效应”比预期来得更早，机器人、3D打印等技术的到来，已使美国转向“头脑制造”(brainfacturing)，将支持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5]
（三）大数据带来新的增长契机
大数据是指超过典型数据库软件的采集、储存、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数据集，[16]其突出特点是数据量呈几何指数式增长。据估计，世界各地收集的数据量从2000年的0.6－2.1艾字节扩展到2012年的超过2800艾字节（约2.7泽字节），[17]到2020年将增至4万艾字节（约39泽字节）。正如过去20年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对企业经营乃至宏观经济态势的根本改变，大数据的使用将成为未来提高竞争力、生产率、创新能力以及惠及消费者的关键要素，并有望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从宏观上看，大数据可转化为提高效率和创新服务的创见和决策，各行业都可通过利用先进数据分析提高效率。据估计，由于教育、交通、消费产品、电力、能源、医疗及消费金融等领域应用大数据，全球每年新增GDP可达3万亿美元。从微观上看，大数据分析已成为企业的一个主要生产要素，对产品设计、产业链、商品促销、风险管理和客户服务等商务决策至关重要。另外，消费者也是主要受益者，各部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更为科学、透明，每年可节省大约1.1万亿美元的开支。
美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趋势，并予以高度重视，从政治和战略层面制订相关政策，以引领大数据潮流。2009年，奥巴马上任伊始就提出了数据开放计划《透明和开放的政府》，并创建了Data.gov网站，为大数据敞开了大门。2012年3月29日，奥巴马政府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提出成立“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为主导，涉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防部、能源部、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地质勘探局等6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同时，宣布将投资2亿美元，改善与大数据相关的收集、组织和分析的工具与技术发展，提升对海量复杂数据处理并从中获取真知灼见的能力；另外，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其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这充分表明，大数据已成为美国国家创新、国家安全、国家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发展以及国家网络安全等跨领域的综合性战略，在经济社会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都开始受到重视。
在美国，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产生了大量商业和社会信息，包括数据、文字、图像、音像和全球定位信息（GPS）。大数据已经逐步成为美国经济社会的关键基础设施，与公路、铁路、港口、水电和通信网络等同样不可或缺。美国在云计算和信息抓捕软件开发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在全球数据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地位，正在引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据统计，2012年全球数据库数据总量达2837艾字节，其中美国占32%，高于西欧的19%。数据已渗透到美国所有产业、商业及政府部门的运行，成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显示，大数据分析在美国零售、制造、医疗和政府等部门的应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据估计，到2020年，上述四个部门因采用大数据每年可增加产值或节约成本2900亿至6100亿美元，即每年为美国GDP增长贡献1.5%-3%。[18]
具体来看，零售业正在改进经营方式，利用大数据分析加强与客户的联系。据估计，随着零售业更广泛地采取大数据分析法，每年可增加产值300亿至550亿美元。在制造业，大数据分析可以改善研发、生产和供应链管理。美国制造业存储近2000艾字节的数据，高于任何其他经济部门，依靠庞大的信息支持，企业可大大改进其产品开发设计、机械操作和供应链管理以适应客户需求，从而提高生产率。据估计，大数据应用使美国整个制造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到2020年每年增加产值1250亿至2700亿美元。在医疗保健业，大数据应用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改善治疗效果，有利于扭转美国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趋势。据估计，到2020年，医疗保健部门可通过采用大数据分析每年降低成本1000亿至1900亿美元。在政府服务方面，大数据利用和分析可改进行政效率，减少不当开支，优化政府采购，提高税收效率，帮助联邦政府每年减少开支2800亿至4600亿美元。[19]
（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夯实长期经济增长基础
五十多年前，美国曾引领世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二战后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等为美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近几十年来，美国对基建投资严重不足，导致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前不久，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将美国基础设施评级定为D+。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全球基础设施业绩排行榜，美国总体排第14位，其中港口和道路分列第19和20位。基础设施老化已制约美国各行业的正常运转，导致经营成本提高。第一，基础设施质量降低，造成公路延误和拥挤、水道堵塞以及频繁大面积停电，降低了美国的投资吸引力。第二，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能力）薄弱削弱了美国产业竞争力，制造商和零售商为应对供应和分销网络不可靠问题，不得不增加库存，经营成本提高。第三，基础设施落后造成企业和个人的巨大经济利益损失，美国内陆水路系统老化且缺乏维修，导致水路运输延误时间增多，道路和高速公路堵塞使美国人每年需为出行多支付约1200亿美元。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重视并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图扭转美国基建落后态势。近几年来，美国政府拨款近500亿美元，改善了35万英里公路，更新或扩建了2万座桥梁，建成或修缮了26000英里铁路、40座火车站等。然而，美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与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水平仍相距甚远。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报告表明，美国要实现基础设施现代化，需要在未来15至20年每年增加1500亿至180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20]
目前，美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具备许多有利条件。首先，基础设施融资、投资条件良好。美国利率处于超低水平，融资成本极低，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唾手可得；同时，架桥修路、电网升级以及改善公交系统等投资项目回报较高。其次，政府出台多项政策举措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提出并推进设立基础设施银行计划；采取发行美国快进债券和其他基建投资优惠政策；计划将改革税制和堵塞税收漏洞节省的资金用于投资基建。再次，美国经济和财政状况好转，有助于动员公私资金，通过建立公私伙伴关系支持基建投资。随着财政赤字减少，公共投融资将进一步增加。奥巴马政府2015年预算提出，未来4年向州和地方政府拨款3020亿美元用于基建投资。随着家庭财务状况好转，大量私人财富可以用于支持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尽管美国建筑业就业状况好转，但失业率仍高于平均水平，基建项目将提供大量建筑业岗位。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产生重大经济效益。从近期看，增加基建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创造新的产值和就业机会，还将产生很高的“乘数效应”，推动美国其他经济部门及整体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据估计，2014年－2020年，加强基建投资将使美国GDP每年增加2700亿至3200亿美元，其中，建筑部门每年增加850－1000亿美元，创造180万个工作岗位；制造业、专业服务业、商业、交通及物流业等其他部门每年也将增加1850－2200亿美元，创造110－130万个工作机会。从长期看，2020年以后，基建投资将主要通过多种渠道提高生产率，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据估计，随着基建投资到位及其投资生产率提高，在2020年－2030年，美国GDP每年将增加6000亿美元。[21]
首先，美国经济增长有望 “提档”加速。从近中期看，美国经济增速将从过去连续8年的“一、二档”（即1%－2%左右）提高到未来几年的“二、三档”（2%－3%左右）。美国权威机构的预测均显示这一增长趋势：美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2014年－2016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3.1%至3.4%；知名蓝筹经济学家预测表明，2014年－2016年美国增长率为2.8%至3%；美联储对2014年－2016年美国增长预测分别为2.1%－2.3%、3.0%－3.2%、2.5%－3.0%。[22]另据世界银行预测，2014年－2016年，美国GDP增长率将分别为2.1%、3.0%、3.0%，高于欧元区（1.1%、1.8%、1.9%）和日本（1.3%、1.3%、1.5%），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23]从长期看，美国经济增长将相对稳定。据2014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预测，2013年－2024年美国实际GDP年增长率有望达2.7%，虽低于1953年－2007年的3.3%，但高于2007年－2013年的1.0%，也高于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3%）。[24]
其次，世界经济增长和动力态势有所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增长迅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自201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增长有所放缓，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资金外流，加之国内经济转型，未来几年仍难以摆脱经济下行压力。随着美国经济加速增长及日本、欧盟经济复苏，发达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据世界银行报告，2014年－2016年，发达国家将向全球需求再注入6.3万亿美元，远超过其2010年－2013年注入的3.9万亿美元，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率将从2013年的2.6%提高到2016年的5.4%。[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2014年－2015年全球经济活动将进一步改善，其中主要增长动力将来自发达经济体。[26]美国回归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与中国一起组成“双引擎”，共同引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
再次，国际实力对比再现对美国有利态势。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实力地位一度被明显削弱，目前或将获得重振的契机。历史上，美国多次在面临危机时表现出极大的应变和修复能力。此次危机过后，美国再次展现了较强的经济修复能力，在发达经济体中前景最为看好。美国金融危机中的两大重灾区——银行和房地产部门已好转，非常规能源革命有助于美国能源自给和经济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也可能发端于美国。20世纪美国是全球经济龙头老大，在本世纪较长时期内仍将是全球经济领头羊。这取决于如下重要条件：一是经济规模，2013年美国GDP约16.8万亿美元，欧元区为12.6万亿美元，中国为9.2万亿美元（按当时美元汇率计算）；二是经济前景，未来较长时期内，美国经济增速将维持在2.5%－3.0%之间，高于欧元区及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三是在商业、货币和金融方面具有系统的重要性；四是主导国际经济治理规则制定及提供全球公共品等。美国虽在2008年爆发了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但其全球金融领先地位难以动摇。美国金融市场拥有无与伦比的深度、流动性和安全性，在金融危机期间仍是吸引全球资本的磁石。这一“牵引力”正是美国金融主宰力的核心，也是美元世界货币作用的基础，因为寻找安全、流动性资产的投资者纷纷把钱投向美国国债。美联储事实上扮演着世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和技术创新一直是美国国家实力的基础和源泉。高盛公司认为，美国拥有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多项优势：一是经济优势，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龙头和首富；二是自然资源优势，在俄罗斯以外的主要经济体中，美国人均拥有资源（能源、金属、矿物、可耕地和水资源等）首屈一指；三是制度优势，联邦制、小政府、法治、自由开放、监管效益等；四是科技创新优势，美国每年用于科技研发的开支超过4000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总和的约30%；五是人力资源优势，未来美国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高于印度以外的主要经济体，美国是全球移民的首选国，吸引了大量国际高端人才；六是地缘政治优势，除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军力，每年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总和的40%以上。[27]
当然，美国经济也面临许多难以克服问题和隐患。中长期财政赤字和国债继续累积，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依然突出，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日益加剧，都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上述四大新增长点也存在互相掣肘因素，如页岩革命带来的水资源污染和加剧水资源紧张等，其进一步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先进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遭遇资金匮乏等制约。此外，从长期看，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自我调整与改革，经济将恢复较快增长势头，美国被赶超的趋势将不可逆转。
三、中国的对策
对中国而言，美国经济出现新增长点的影响利弊兼有，总体看机遇略大于挑战。
从机遇方面看，一是美国经济稳定增长并呈加速态势，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有利于改善中国外部经济环境，有助于中国扩大出口。近年来，在欧洲经济危机下，美国重新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未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对中国出口仍将是利好。二是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可能成为中美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无论在非常规能源领域、先进制造业、大数据，还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两国互补性强，合作将带来双赢。三是美国经济转型对市场和资金需求增大，对中国倚重增强，两大经济体相互依存加深，利益交融扩大，两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发挥好全球增长“双引擎”作用，不仅有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四是非常规能源革命将使全球能源供求格局从“紧平衡”转变为“宽平衡”，呈现供略大于求的走势，国际能源价格可能稳中趋降，美国扩大LNG出口还将为中国能源来源多元化提供新的机遇。
从挑战方面看，一是美国努力打造有利于其资本回流、产业回归和高端产业领先的条件，可能增加中国产业竞争压力。据估计，未来几年美制造业回流本土，大部分是从中国回迁；美国制造业经营环境改进，特别是非常规能源革命和对本土企业投资优惠政策支持等降低美国经营综合成本，进一步削弱中国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二是美国页岩能源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也很突出。美国对外能源依赖日益减少，并将成为能源出口国，而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随着经济继续较快增长，未来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还将进一步上升，中美两大经济体在全球能源供求格局中这一不平衡发展，对中国能源安全不利，中国海外能源来源安全风险增大；另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将进一步施压，让中国为保障国际能源运输线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三是未来美国经济增长有所加快，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尽管中美经济和实力差距会继续缩小，但这一过程将呈现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
未来五到十年，在中美经济“双引擎”拉动下，世界经济环境将继续改善，全球经济可能迎来新一轮增长期。中国宜统筹谋划，把握好世界经济发展和变革新趋势，趋利避害，化挑战为机遇。
第一，以“他山之石”攻中国持续发展之玉。深入系统研究美国经济新变化及新政策举措，吸取其培育和塑造新增长点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和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与时俱进，着力打造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加强顶层设计，坚定发展信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抓住前沿性课题，做好新增长点这篇大文章，夯实中国经济发展和实力壮大的基础。
第二，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带动产业升级换代。着眼于新一轮产业革命，加大对科技创新应用投资力度，重点扶持高端制造业，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强可再生等新能源部门产能建设，运用大数据提高各行业经营效率和生产率，扎实培育产业新增长点。从成本优势向以人才、资本、技术、服务、品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依靠创新驱动，加快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向高端迈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飞跃，引领和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第三次产业革命》作者吉米·里夫金认为，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是可再生能源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目前德国等欧洲国家是第一梯队，美国为第二梯队，中国暂列第三梯队。但中国具有独特优势，一是自然资源优势（如太阳能、风能等），二是理念优势（中国“天人合一”理念比欧洲的环保理念早近千年），三是政策优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蓝图），因此，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国将可能跻身第一梯队，引领第三次产业革命。
第三，以非常规能源革命为契机，强化能源生产和能源供应安全。多渠道扩展能源资源生产，开采利用非常规能源，充分挖掘其它资源潜力，加快发展可再生、可替代和清洁能源，提高能效，节能减排，塑造新能源增长点，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新增长点。同时，多管齐下保障能源安全，强化能源供应多元化，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优化海外能源资源布局，加大经济外交和能源外交力度，确保中国海外能源生产基地和运输线安全畅通，利用中国能源大市场等优势，稳步提升中国能源资源国际定价权和影响力。
第四，以美国新增长点为切入点，打造中美务实合作新亮点。创新、深化和拓展双边合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丰富的经济内涵。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协调机制，加强两国在双边经贸领域的协调合作。在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促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经营，放松对中国的技术产品出口，管控好双边经贸摩擦的同时，加强两国在非常规和可再生能源部门、先进制造业、大数据应用、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继续做大中美经济利益“蛋糕”，造福两国人民并惠及世界各国。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经济协调平台，加强中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挥好世界经济增长“双引擎”作用，引领并支撑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展。
第五，理性看待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咬住“发展是硬道理”不放松。中美经济差距日趋缩小不可逆转，但中国的全面赶超不可能一蹴而就。近期世界银行发表“国际比较计划”，修改了购买力平价（PPP）部分计算方法，称中国2011年GDP相当于美国的87%；同时世行也强调指出，由于数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按PPP估算的数据不宜用来进行GDP和人均GDP位置排序。[28]西方媒体却据此炒作“中国今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遭到不少理性学者的质疑。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杰弗里·弗兰克等学者认为，按市场汇率计算（这是唯一真正有意义的衡量标准），目前美国经济总量仍几乎为中国两倍，如果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比美国高5个百分点且汇率不发生重大变化，还需12年才能从GDP规模上超过美国；如果两国增长率之差达到8个百分点（由于人民币每年以3%的幅度实际升值），中国将在8年内超越美国。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等称，即使按PPP计算，中国人均GDP仅列世界第99位，在199个国家中居中游。[29]的确，即便将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从实际国情衡量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主要任务仍将是一心一意谋发展，苦练内功，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同时继续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America’s New Energy Future: The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Revolution and the US Economy, IHS Global Insight, October 2012, p. 12.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19.
[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2, November 2012.
[4]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4: With Projections to 2040, April 2014, ES-2.
[5] U.S. EIA, Annual Energy Outlook 2014: With Projections to 2040, April 2014, A-25.
[6] Ibid., A-28.
[7] Ibid., ES-3.
[8]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37.
[9] America’s New Energy Future: The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Revolution and the US Economy, IHS Global Insight, October 2012, p. 2.
[10] Global Markets Institute, Unlocking the Economic Potential of North America’s Energy Resources, June 2014, p. 1.
[11] IMF, The U.S.Manufacturing Recovery: Uptick or Renaissance? February 2014, p. 2.
[12] Rich Rezny, “Is Manufacturing Coming Back?” Seeking Alpha PRO, August 15, 2013, http://seekingalpha.com/article/1638692-is-manufacturing-coming-back?source=yahoo.（上网时间：2014年6月25日）
[13] “Snapshot: 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NNMI),”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ortal, http://www.manufacturing.gov/nnmi.html. （上网时间：2014年6月25日）
[14]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46.
[15] 约翰·奥瑟兹：“美国是21世纪的‘新兴市场’”，《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5月29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482?full=y?ccode=2g139005。（上网时间2014年6月12日）
[16] MGI,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June 2011.
[17] 1艾字节（exabyte或EB）等于1024拍字节（petabyte或PB），相当于2013年5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归档电子数据总量的近2.5倍；1泽字节（zetabyte或ZB）等于1024艾字节。
[18]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74.
[19] Ibid., p. 82.
[20]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88.
[21] MGI, Game Changers: Five Opportunities for US Growth and Renewal, July 2013, p. 103.
[22] Economic Projections of Federal Reserve Board Members and Federal Reserve Bank Presidents, Embargoed for release at 2:00 p.m., EDT, June 18, 2014,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iles/fomcprojtabl20140618.pdf.（上网时间：2014年7月1日）
[23]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14, p. 4.
[24] Economic Report of President, March 2014, p. 87.
[25]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14, p. 16.
[26]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EO): Recovery Strengthens, Remains Uneven, April 2014, p. XV.
[27] Goldman Sachs, 2013 Outlook, January 2013, pp. 9-16.
[28] The World Bank, Measuring the Real Size of the World Economy, April 2014, pp.4-5.
[29]马丁·沃尔夫、戴维·皮林：“登上世界之巅的中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4年5月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0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