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时对中科院提出了“四个率先”要求，“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是要求之一。2014年7月，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简称《“率先行动”计划》）。8月19日，中科院正式启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在“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方面，提出要“统筹相关研究力量和资源，建立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在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回顾梳理国家科技智库建设的历史现状，明确国家科学决策咨询的战略需求，有利于更好地判断科技智库建设的发展态势，探索科技智库建设的新体制。
历史回顾
智库或思想库是“舶来品”，类似“智库”的“门客”“幕僚”“智囊”等咨询组织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随着新中国建立，现代意义的战略与政策咨询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
1949年10月，中科院成立，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职能，主要任务是确立科学研究方向、培养与合理分配科学研究人才、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1955年6月，中科院学部成立，是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中科院是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1958年9月，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合并，正式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决策咨询、调研、宣传和服务是中国科协、全国学会和地方科协的主要工作。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成为独立机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国家科技智库建设离不开科技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协力支持。
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在北京成立。根据《中国工程院章程》，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时任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的卢嘉锡院士在“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和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开幕词中说，“两院院士共商国家科技发展大计，同议中华振兴强国之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体制现状
在发达国家，智库是影响政策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科技智库的政策建议和报告具有较强的公信力。随着国内科学决策咨询需求的“高涨”，智库建设也逐渐“热”起来。国内主要研究机构、大学和相关政府部门、组织都提出了建设国家级智库的目标。
1996年6月，中科院学部成立第一届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学部重大咨询评议工作。
1998年6月，中科院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学部作用，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将学部建设成为最有影响的国家宏观决策科技咨询系统和我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评议团体。2012年4月，中科院学部与北京大学共建“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共建“科学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中心”，是新时期新阶段中科院实施“开放兴院”战略的重要举措。2013年6月，中科院成立发展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等四个委员会。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能是统筹、规划、协调全院科学思想库相关研究、资源、队伍和平台建设工作，组织开展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重大研究。
2009年9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专门的咨询服务中心，为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提供专业支撑和服务，承担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的组织和实施。中国工程院副秘书长兼任咨询服务中心主任，以全力推进中国工程院作为国家工程科技智库的建设。2011年4月，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联合共建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旨在建设中国工程科技一流思想库。
2009年12月，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是教育部指导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的高级咨询机构，是国家和教育部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教育部科技委学部是教育部科技委开展战略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将以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载体，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高校智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
2010年7月，中国科协印发《关于加强决策咨询工作推进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建设的若干意见》；2011年7月，中国科协印发《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建设试点管理办法（试行）》；2012年7月，中国科协印发《关于加强国家级科技思想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2011年9月以来，中国社科院响应国家建设高质量智库的要求，相继整合成立了信息情报研究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及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综合影响力排名”中，一直保持亚洲智库的领先地位。
受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环保部等部门委托，中科院、工程院联合开展过一些重大咨询项目研究；三院分别和中国科协等部门、重点大学及地方政府也联合开展过一些咨询研究，但都是基于现有咨询体制的项目联合，尚未形成稳定的、跨多部门的体制机制联系。
需求分析
政府是智库最大用户，各方面利益关系博弈是决策的现实基础。智库竞争除了决策咨询水平外，还要看它能否相对独立地参与、设计和引领政策议题及走势。智库只有超越部门利益，才能统筹平衡部门利益。所谓超越，就是要有全局意识、战略眼光和独立判断。科学规范的组织管理，严格平衡的专家遴选，独立严谨的咨询评议，是开展高水平咨询活动的关键。广聚卓越人才和高端要素，厚实学术积淀，加强沟通合作才能源源不断产出高质量思想产品。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强调，“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我国科学技术界和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机构，是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两院要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随着科技、经济与教育的融合更加紧密，可以预见，两院及中国科协等部门未来的科技智库建设，势必要建立起更稳定、更开放的体制机制联系。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是落实这个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意见并使之制度化，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如何从体制机制上统筹协调各部门智库建设，既要充分调动各部门积极性，又要避免重复定位，是新型智库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
当前，主要研究机构、大学、部门和团体都在扎实推进国家科技智库建设，亟待超越部门利益局限，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建立国家科技智库建设的宏观战略协调机制，包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方面战略协调。营造政府智库、公共智库、独立智库、民间智库和国际智库多样化发展的社会环境，形成规范、有序的思想产品市场，激发有价值的思想产品不断产生，使高水平智库在公平竞争中得以脱颖而出。
未来展望
正确审视科技智库发展态势和国家科学决策咨询战略需求，既要基于现实发展掣肘进行体制突破，又要适应未来发展需求进行制度创新，以形成灵活高效的科技决策咨询体制机制。
科技战略决策层面，国家设立有“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及“科技六部门会商会议”（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协）。科技战略咨询层面，部门内部整合趋势明显，但尚未建立稳定的、跨多部门的统筹协调机制。2010年1月，科技部召开首届全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联席会议，由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主导；2012年12月，由中科院和17个地方科学院共同组成的全国科学院联盟在京成立；还有各类科研院所联席会议等会议联系机制。随着战略决策和战略咨询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跨多部门甚至独立的“超级科技智库”将呼之欲出。
为建立健全国家科技咨询宏观协调机制，建议国务院设立“国家科技智库理事会”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分别承担国家或政府“科技顾问机构”及“科技顾问专家团”职能。
“国家科技智库理事会”可考虑以中科院学部、中国工程院等国家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为主体，吸纳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协、中国社科院、重点高校和各部门权威咨询机构以及高水平民间智库参加。
“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集成国内相关高端智力资源，直接对国家决策层负责，受决策层或部门委托，对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和相关科技的重大决策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可行性论证和科学评估，应邀对相关科技规划、计划、政策及政策建议进行独立的咨询评议。
建议可先由中科院主办，“科技六部门”联合支持设立“国家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条件成熟时，再探索成立跨科技经济部门的或相对独立的“国家科学技术与创新（STI）战略研究院”。在“国家科技智库理事会”和“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指导下，建立现代智库治理模式，集成高端咨询研究资源，持续开展STI战略研究，更好地支持决策咨询，支撑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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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劲波：中国智库的新使命与新责任
智库，也称思想库，是专门从事战略与政策咨询的研究机构，被称为继行政、立法、司法、新闻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载体。当代绝大多数公共决策涉及到科技，要以科学为依据进行决策，会影响到公众利益，公共决策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变化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及政策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往大大加强。政府面临从海量信息中及时筛选有效信息、获取政策思想的压力，必须广泛咨询智库意见进行科学决策，同时广泛征询公众意见，构筑坚实的民意基础。
智库作为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汇聚了各学科、各领域的知识精英，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两方面都能发挥专业优势。虽然现代智库及相关研究源自西方，但类似“智库”的“门客”“幕僚”“智囊”等组织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领导科学、软科学和科学学研究，本质属于广义的智库研究范畴。现代智库不仅为各国政府决策提供思想支持，也为人类共同应对生存与发展、全球和区域治理、国际经济社会和安全等难点热点问题提供意见和建议。政府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和智库交往，期待智库能用扎实的研究为科学决策和国际交流提供高质量智力支持，增加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智库已成为外交关系的重要主体。智库外交作为多轨公共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国家科学决策的外脑，丰富政府外交的内容形式，拓宽公共外交的参与渠道；二是作为国际关系的理性交流平台，提供敏感问题的对话场所，试验外交政策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中方支持主席国南非把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库、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等列入会晤筹备重点。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明确提出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流，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撑，增进人民了解和友谊。今年3月28日，习近平在柏林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强调要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6月17日，《中英联合声明》指出，改革和创新对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愿指定相关智库合作举办中英改革和创新论坛。
智库已成为外交事务的重要平台。顶尖智库通常会对本国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诸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全球知名智库，其国际影响力和声誉是所在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中国问题是这些智库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领导人选择在顶尖智库发表演讲，可以影响其研究人员、决策者以及社会公众，使对方对中国有更准确的了解。3月28日，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称赞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欧洲学院不仅成为欧盟的重要智库，而且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摇篮”。6月18日，李克强在伦敦面向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题为《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的演讲，系统阐述中国发展及其对英国和世界的积极影响。
中国智库的能力建设有待加强。智库发展水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5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到高校调研，要求高校充分发挥智库、人才库的作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7月，习近平考察中国科学院，对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的殷切希望。今年6月，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中要求“两院要组织广大院士，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及科技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开展战略咨询研究，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完善智库信息获取及提纯机制，是保证高质量思想产品产出的基础条件。世界顶尖智库在全球及本土拥有广泛分支机构，是其聚集各领域优秀人才、获取广泛优质信息流的组织载体。多元化的客户和资助者，连同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为智库带来广泛信息，促使智库研究更加多元化、专业化。
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智库主要通过政策咨询、研究报告、高层交流、媒体、会议、“旋转门机制”等形式对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产生影响力，也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客户网络以及合作交流网络产生影响力。据《光明日报》报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著名智库在推动2013年中美元首“庄园会晤”上扮演了早期建言者的角色。2001年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作为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已成为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高层对话的平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于2009年7月、2011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大会主旨演讲；2013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李克强总理接见了部分与会代表并同他们举行座谈，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开幕式并发表大会主旨演讲。与国际顶尖智库比较而言，中国智库的发展存在领军人才匮乏、国际化网络薄弱、沟通渠道单一、缺乏稳定资金、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平台型智库多，研究型智库少。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相比，与中国大国地位和软实力提升的长远需求相比，中国智库的能力和水平明显存在较大差距。公共智库研究缺乏长期的稳定性和相对的独立性，民间智库发展缺乏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很多机构都提出了“建设一流智库”的宏伟目标，正在深入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如何创新体制机制、优化组织运行、集聚高端要素、提升研究水平、严格过程控制和品牌管理、拓展影响渠道，是智库必须承担的新使命和新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