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创新源地和产生中心之一，是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和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性节点，对全球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从历史演变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城市功能不断高端化、现代化、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必然产物；从空间演替看，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重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正呈现由西向东的演替趋势，在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一些科技创新城市正加速形成全球影响力，加快向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演进。
科技创新中心是城市功能高端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近20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兴起，科技活动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一种全新的社会——科业化社会正在到来。在此背景下，许多城市功能开始由传统的生产、制造和服务功能逐渐转向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主的科技创新功能上来；城市经济功能呈现出由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由制造转向研发、由生产转向服务并迈向科技创新中心的趋势，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信息、技术、品牌、知识、人才等创新资源的载体和聚集地。因此，可以说，科技创新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功能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城市最核心的功能之一；现代城市的竞争主要是科技实力与创新能力的较量，科技实力已成为衡量城市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
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创新作为城市核心功能在地域空间的集中体现。随着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现代城市的核心功能之一，其对城市发展的促进和支持作用也更加凸显。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演变历程实质上是城市科技功能国际化并形成全球影响力的过程。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迅猛发展，任何地域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中心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必然产生或多或少、或强或弱的国际联系，并受到全球创新网络的影响。在全球创新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中，科技创新正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志性功能。
因此，完全可以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城市科技功能国际化日益深化的时代产物。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都在加紧谋划和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以进一步凸显和强化科技创新功能对城市功能的支撑和引领。
纽约、伦敦、新加坡、东京、首尔等大都市先后提出了建设全球或区域创新中心的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战略规划。例如，英国于2010年启动实施了“英国科技城”的国家战略，试图将东伦敦地区打造为世界一流的国际技术中心；美国试图借助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先发优势引导产业回流以重构全球分工体系，并于2012年制定了打造“东部硅谷”的宏伟蓝图，计划在曼哈顿以东创建一个与加州硅谷并驾齐驱的应用科学园，力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袖”。
二、全球创新要素的系统性东移为亚太地区孕育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重大机遇
任何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都是时间和空间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空间演替规律看，人类历史上共发生了5次创新资源跨国大转移，每次转移都会在新的区位造就新的科技创新中心，并引起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大国消长和霸权更迭。
例如，从18世纪晚期开始，法国迅猛吸收英国先进科技成果，极大推动了自身重工业发展，使其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之后的第二个全球性帝国。19世纪中后期，德国通过学习英法的生产技术和基础科学，创办专科学院和大学，开创教学、科研相统一的高教体系，直接促成了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并逐步取代法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以来，美国积极应用移民政策吸引大量的科技人才贡献本国科技、经济发展，促使了以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从而成为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一直引领世界科技进步。
高端创新要素的系统性东移正成为全球创新格局演变的重要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方兴未艾，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急剧调整和变化，全球创新空间和分工体系处于一次“大洗牌”的前夜。
当前，亚洲正处于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活化地带，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巩固，在世界经济空间体系中正从边缘向核心区域过渡。随着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的快速发展，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正加速向亚太板块转移。
以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全球布局为例，当前，中国、印度、韩国等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布局的重要热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1800家，雇用了超过15万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人员，不少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已成为其全球研发网络的核心节点和“卓越中心”，从事着当今世界最前沿的技术开发和最基础的科学研究。如世界著名医药公司诺华制药在上海张江的研发中心，是与其美国、欧洲研发中心形成均势的全球研发的第三极；通用电气中国技术中心是其在全球的三大研发中心之一，目前每年的研发支出中有20%左右用于从事产品制造技术、电子光学系统技术、医学成像和新材料等技术的基础研究。
高端要素的系统性东移为亚太孕育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机遇。在全球高级要素呈现系统性东移的趋势下，亚洲必将诞生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甚至1-2个足以与伦敦、纽约相抗衡的全球城市，从而重构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版图。事实上，一些国外知名机构推出的全球城市创新能力或竞争力评价结果也验证了亚太地区可能出现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趋势。
2000年，美国《在线》杂志开展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评选活动，在其评出的46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中，美国多达13个，中国大陆无一城市上榜，但2001年世界银行的《人类发展报告》曾这样评论道：中国北京和上海以及印度的海德拉巴也许很快就会上榜。
1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一些城市正加速向全球城市科技创新的第一集团军迈进。澳大利亚2thinknow研究机构发布的《2014全球创新城市指数》，在全球445个被评价的城市中，中国香港位列第20名、上海为35名、北京50名。日本森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所发布的《2013年全球城市综合实力排名》结果显示，在全球40个主要城市中，中国上海和北京分列第12、14位。
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自2006年开始发布全球创新热图，依据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势能与多样性，将不同阶段的城市创新发展特征概括为五种类型：当一个城市的 创新规模有限时，称之为“初生的溪流”；之后成长为“涌动的热泉”，形成创新中心城市；之后继续拓展为最高级别的创新生态系统，被称为“运动的海洋”；其后陷入瓶颈期，称为“平静的湖泊”直至“正在消失的池塘”。
其结果显示，大部分传统创新型城市如东京、横滨、洛杉矶等处在“平静的湖泊”里，上海、深圳、班加罗尔等一批亚太地区的城市则迈入了“涌动的热泉”，成为极具创新后劲和动力、上升速度较快的城市。
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全球创新资源的东移，为中国后发突进、弯道超车、加速培育打造若干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提供了现实机遇。在这样风云际会的时代，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上海，应肩负起使命，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启全球城市发展新征程，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系统工程，上海应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紧紧咬住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力争到2040年基本建设成为具有雄厚竞争力、强大辐射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创新资源配置中枢、国际创新知识生产源地、世界创新经济战略高地和国际科技创新竞合平台。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蹴而就，而必然是一个逐步发展、阶段演进的连续过程。根据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中国科技创新态势以及上海自身特色优势，上海到2040年基本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遵循“外源型->混合型->内生型”的发展和演进路径。
一是外源型发展阶段（至2020年）。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全国对外开放桥头堡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优势，通过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平台，继续引进和集聚全球高端人才、一流大学、顶级科研机构、跨国公司研发总部、先进技术成果等全球创新资源，上海配置和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凸显。
二是混合型发展阶段（至2030年）。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引进资源真正融入上海城市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引进资源与本土资源发生“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不断衍生出新技术、新知识、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上海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加速提升，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凸显。
三是内生型发展阶段（至2040年）。城市创新生态系统高效运行，形成良好的自我修复、衍生和发展能力，涌现一批世界一流大学、顶级科研机构和跨国龙头创新型企业；掌握一批前沿科学研究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在众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科技创业活跃，新的企业、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不断涌现，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