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是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外对话就中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困境对他进行了专访。
梅新育：中国的对外投资行为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承包工程，一种是直接投资。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标准都较高，两种路线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外投资发展基本正常，但不排除一些非理性的投资行为，需要国家宏观上加以引导。
中国是建筑业规模最大的国家，2010年又成为海外工程承包量全球最大的国家。2011年，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已经达到1400 亿美元，2012年增长10%达到1565亿美元。
而中国海外产业的发展对东道国也有很大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太差，中国的工程设施和技术人员全部配套，可以使东道国少花至少一半的成本，而中国带去的技术力量，也同时给东道国做了部分规划工作。
直接投资，在打开市场、提高对外贸易收益、获取资源方面起了相当的正面作用，但是也有部分投资是失误的。如资源直接投资前几年占比较高，达20%左右，是对外直接投资第三大产业门类，单个项目的规模一般较大。但很多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投资应该走反周期投资路线，就是在牛市少投资，熊市再收购，这样价格比较合理；但很多投资都是顺周期投资，在高位买进。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破产。
即便如此，对外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在国内的经济增速和产能上来以后，如果不向外扩张，就无法维持速度增长并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对大企业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需要将业务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和市场，以此来平抑收入波动。
面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资源消费市场，他国也需要通过中国的投资来巩固中国消费市场，同时解决资本和出口问题。
中外对话：中国对外投资在国外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和困难？拉美、非洲、东南亚这几个主要的投资目标区域，分别有哪些特定的挑战？
梅新育：比较大的一个风险，是东道国多变的政治因素。很多投资因此打了水漂。
外蒙古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外蒙有大型的煤矿，但是没有技术、资本和能力开发，就请邀请外资企业。
2012年，中铝集团与蒙古国ETT公司签订煤炭长期贸易协议，中铝提供3.5亿美元贷款，ETT公司以货抵资，按照协议价卖给中国。但同年蒙古政府换届，ETT公司高层换血，协议签订的当年，他们没有按照合同发给中国足够的煤炭量，只给了协议量的一半。2013年1月，蒙古单方面毁约，要求提高煤炭价格。去年，对华煤炭销售全面停止。中铝的前期投资就很难收回来了。
蒙古自己的损失其实更大。他们对自己的市场地位没有认识，对中国更不了解。中国的煤炭价格在2012年开始下跌，他们在中国煤炭价格下跌半年后废除合同。现在就是开采出来，也没法卖了。
加拿大投资方在蒙古也有类似遭遇。加拿大投资蒙古世界级的铜矿，目标市场是中国。该铜矿曾因对投资方收税太高，导致停产一年多。中间又恰逢世界铜矿价钱下跌。蒙古自身和投资方都遭受严重损失，而投资方对这种损失是很难控制的。
此外，在法制不完善、经济不稳定的一些国家，中国公司也会面临当地政府不合理的经济补偿要求或过高的罚款等。例如中石油在中非国家乍得开采石油，被开出12亿美元的破坏环境罚款。
长期来看，东南亚的环境会比较和谐一点，因为文化差异较小，容易交流，主要的障碍是欧美政治势力。在非洲和拉美，则是当地自身的问题，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难以改变，项目落地和进行中会有很多的冲突，而动荡的政局和社会环境也威胁着投资收益。
东道国应自己解决政治问题
中外对话：最近一两年来，媒体热议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在环境、用工、社区关系方面不负责任，在非良政国家依靠不正当方式取得项目，您认为这些是不是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最大问题？
梅新育：这些是问题，但不是企业首要考虑的。商业有商业的规则，政治问题应该分开来说。
环境争议，是东道国自己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应定下高环境标准，提高执行力，以保护好环境。企业有社会责任，但是不能指望企业来完成环保工作。
用工方面，中国企业有技术熟练的员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打个比方，中国在尼日利亚修建一个港口，用自己带去的工人，需要投资2亿元，历时两年完成；如果用当地工人，则需要10年，花费10亿元。你说政府愿意用哪个呢？政府也希望最低投入，取得最高效率和质量。
对中国企业来说，自己带过去的员工，需要解决吃住和出行等各种问题，工资是中国国内工人三倍左右；请一个中国工人，相当于请15个当地劳动力。即便这样，中国企业还要用中国工人，说明用中国工人的综合成本还是更合算。所以，问题在于当地的工人应该如何提升水平，去满足用工的标准。这些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对于社区关系，我认为保持距离是必要的。第一语言不通，第二接触更多可能摩擦越多；第三，大家的文化习俗不同，中国的习惯可能会给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企业投资的地方，大部分是不太稳定和安全的地方，少接触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工人。
至于你提到的不正当方式取得项目，这不是投资者可以决定的。企业事实上是去适应当地的游戏规则。何况，那些曾经是欧美殖民地的地方，其延续几百年的政治习惯，是西方国家塑造的，游戏规则也是他们定的。这是个政治问题，指望外国企业去解决是不可能也不合理的。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东道国设定一些基本的标准，来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
中外对话： 您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和策略是否有必要做出调整？
梅新育：有两点需要调整。一是需要放松市场管制，给市场更自由的发展空间。二是改进对海外投资的保护，通过双边或是多边协议来实现。极端情况下，不排除使用武力保护中国公司的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