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疲软、就业不景气、广泛弥漫的对工作的不满、令人震惊的巨额债务——这就是西方世界的生活。西方世界好像已经丢掉了曾令其保持一个多世纪活力的创新习惯。
自20世纪60年代活力严重减退后, 大多数国家的生产率增速都开始下滑。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跌至原来的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生产率也或多或少停止了增长。这些国家急需找到方法恢复其从前的活力。
但是一些意见领袖会改变话题。他们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据估计，欧洲四分之一的私人财富掌握在最富有的1%人手中；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着三分之一的财富。在低生产率增速的国家，私人财富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且近几十年来，绝大多数国家私人财富中富人掌握的财富比重均有所增长。
抱怨不平等的“平等主义者”认为最富有的人掌握的财富本身就是不好的：因为其扭曲了社会。他们希望通过实行财产税来根除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财富。
“改良主义者”认为富人利用其财富进一步谋利——尤其是争取对他们有利的税收制度。结果是造成中产阶级失意消沉，无数人在劳动中的低效汇集起来最终导致“生产率”的降低。这些批评认为，应该废除资本利得的低税率，压低超级富豪的收入，反对低税率能激励创业公司并帮助其成长的想法。
人们抱怨的不是财富不平等导致创新减少。没人能说西方历史上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之前的活力消退，因为在富人开始享受最近的胜利期之前，生产率已经开始下降了。从1940年到1970年前后，创新已经开始趋缓，而最富有的10%人群所占财富和收入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提高。
因果关系应该反过来：是活力的消减加剧了财富不平等，因为其对于中等收入工人的打击比对富人的打击更大。研发新产品是劳动密集型工作。而新产品生产所需的资本货物的生产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当创新停止时，这些工作也消失了。
在西欧地区，1961-65年间，资本投资的年增长率达到近7%，而在1971-90年间，这个数字下滑到约2%。美国也出现了类似趋势。利润也下降了，但是富人在海外回报率一直很高的地方投资。
由此导致的生产率增长放缓，将实际利率压至极低的水平，导致绝大多数人无法通过老办法——储蓄，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对西方人来说，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变得困难。这促使大批人进入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通过套利和投机赚取利润。那么多人期望通过赌赌自己的运气大赚一把，总会有些人成为赢家。而这些赢家获得的丰厚回报也进一步加剧了财富不平等。
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背后，是创新能力的缺失，其症结就是社团主义理念的传播，特别是团结、安全和稳定的理念。政客们推行遏制竞争的法规；通过分肥契约照顾利益集团；通过行业政策引导经济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阻碍了创新者，或者减少了对创新的激励。公司需要担心的竞争减少了，因此敢于提高定价，赚取更多利润。股价因此上升，已经很富裕的股东的财富也由此增加了。
标准的经济理论预测人们会将自己的薪水储蓄起来以获得回报，比起不储蓄直接将钱花掉，这些回报能让人们购买更多的东西。守财奴会为了积蓄财富而积蓄财富，但这样的人很少。
，社团主义的另一个理念——物质主义，让人们对致富产生了痴迷。据统计，许多退休的人依然在储蓄，富人更是如此。
物质主义同样也导致了短视。它引诱首席执行官推高股价，促使基金公司要求基金经理达成季度利润目标。这扼杀了创新，将财富不平等维持在高水平。自1965-75年美国经历生产率增长的疲弱期以来，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已达到了创纪录高点。
然而，平等主义者在财富不平等的成因方面错得离谱。造成1970年以来反常的财富不平等的是深植于西方社会的社团主义弊病，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税法。如果我们能够治愈这些弊病，经济就能恢复活力，反常的财富不平等就能得到缓和。
作者介绍：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北京工商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