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似乎正站在又一次“大转型”边缘，这次的改变将远比新闻所热切追逐的亚洲经济崛起和中东战火等经济和地缘政治标题更加深远。即将到来的改变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义经济互动的性质——以及作为经济互动基础的社会动态。
这次转型的规模堪与8,000多年前的那一次相比。8,000多年前，人类从游牧狩猎采集社会转变为定居农业社会，并最终创造出城市。十世纪的欧洲再次发生了类似的转型，公会（guild，由控制着某地某门手艺的熟练工组成的联合会）的崛起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即将到来的转型的具体特征尚不清楚。也许它将包括生物、纳米和数字科技革命以及打破地理和文化壁垒的社交网络革命。但是，已经清楚的是，和前几次转型一样，这次转型也将包括一切作为支持基础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改变。
主流经济学对这样的转型提供了直白的分析和政策应对。当科技或其他变革让人们能够因为互相给予好处而获得补偿时（扣除成本之后），给予价格的市场系统可以作出调整。当变革创造出外部性，就需要经济重组——如税收和补贴的调整、监管变化和产权升级——以抵消市场无法补偿的成本和收益。而当变革带来特别高程度的不平等性时，就需要有再分配计划。
这一观点基于一个假设，即如果所有人都因为彼此提供好处而获得充分的净收益补偿，追求自身私利的个人就会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如同被看不见的手”引导服务于公共利益。
但是，过去的“大转型”表明，这一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在这些经济中，契约自愿达成而非通过强制。让这些经济运转起来的不是保护商店窗户不被砸的警察，而是人们的信任、公正，以及对荣誉承诺的归属感和对通行规则的遵守。如果缺少这一社会粘合剂——如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人们就无法利用所有可获得的经济机会。
这一联系显著地存在于大部分个体的经济交易的深刻社会影响（social significance）中。当人们购买昂贵的汽车、定制服装和豪宅时，他们总体而言是在寻求社会承认。当夫妻或朋友彼此送礼物或共同度假时，他们在通过亲密关系和关心做经济交易。
简言之，主流经济学——以及理性人的概念——只认识到我们的人性的一半。我们毫无疑问是受私利推动的。但我们从根本上也是社会生物。
从即将到来的将颠覆当代社会基础的转型的角度看，忽视这一点后果很严重。事实上，从目前看，尽管经济一体化前所未有，新的合作机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的社会互动依然呈现出原子化（atomized）的特征。
问题在于根深蒂固的身份认知上。这一认知是分裂的。世界被分为许多民族国家，每个国家控制着许多公共政策工具。人们的社会忠诚则进一步被宗教、种族、职业、性别甚至收入档次所分裂。
在社会壁垒足够强大的地区，经济壁垒必然会出现。这些壁垒包括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和日益严格的移民控制，甚至宗教战争和种族清洗。
显然，经济成功非常依赖于人们如何看待社会亲密关系。一种观点是我们的身份不可变、不可渗透、外生给定，并且内在地相互排斥。这一经典的“我们和他们”两分法导致我们同情群体内的人，而与群体外的人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也是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冲突与安全。
但另一个观点是可能的：每个人都具有多重身份，表现出哪种身份取决于人的动机和环境。这一观点——其具有牢固的神经科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基础——意味着个体在决定其身份中具有相当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民族和宗教身份不具有深刻的重要性。相反，这意味着我们是我们的身份的共同创造着。我们可以不选择分裂我们的身份，从而让多边全球问题难以处理；我们可以选择扩大我们的同情心和道德责任心的身份。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同情心和其他技能一样，可以通过教授和练习培养和加强。因此，教育机构可以致力于让学生的关怀能力与认知能力同步发展。
更广泛地说，各地的社会应该由超越多样化背景的共同目标所推动。解决跨境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给不同群体和国家分配具体任务的战略能推进更大的利益。冲突解决讨论组、调解委员会、跨文化交易计划、离校者义务社会责任等办法也有所助益。
人们是完全自利的经济行为人，这一主流观点否定我们与生俱来的互惠能力、公正和社会责任心。在深刻的社会亲密关系中，我们可以为新形式的经济打下基础，让我们可以抓住多得多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