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忧郁军团（Legion of Gloom）再次齐聚。他们的传统智慧是，“系统”——从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到各主要中央银行的全球治理结构——遭到了严重破坏，急需修补。事实上，全球经济秩序在2008年以来运转的相当良好。
诚然，大衰退的第一年要比大萧条的第一年严重得多。但是，尽管第一波冲击十分猛烈，但系统的反应出人意料地敏捷。与前几次金融危机触发的全球衰退相比，此次全球经济反弹得相当强劲。大部分国家的贸易和产出水平几年前就已经超过危机前水平，全球贫困也在继续迅速减少。
如此反弹的一个关键是，与20世纪30年代相反，全球经济维持着现有环境：贸易壁垒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仍然很小，跨国贸易在互联网上继续扩张。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指出，除了跨国金融，全球流动与危机前一样强劲。全球机构做出了局部改进，如二十国集团的崛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事实上，市场对乌克兰或南中国海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冲击所表现出来的恢复力已开始令一些美联储官员表示担心。
从一切合理指标看，跨国机构和大国政府做了保持全球经济开放所应该做的事。既然如此，关于系统失灵的误解为何如此广泛呢？
在这里，我们陷入了一个肮脏的世界政治小秘密：许多国际政治评论家并不十分了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国际事务教授总是大谈“高端政治”和“低端政治”，而经济问题往往被归于后者。
当政治评论家评述全球经济时，这一无知就会带来问题。他们自然会以最容易获得的事实为指导。
平心而论，某些最显而易见的数据确实表明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分裂。世贸组织谈判多哈回合陷入冻结，二十国集团峰会频现僵持，联合国安理会也处于僵局之中，这些证据似乎已足以证明现状岌岌可危的观点——即使新闻标题背后的事实与这些共识并不相符。
以“货币战争”问题上的骚动为例。2010年，美联储开始暗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量化宽松——美联储购买长期金融资产——的一个政策外部性是美元贬值。许多新兴经济体领导人担心本国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和资本涌入导致货币升值压力，一时间怨声四起，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称之为“国际货币战争”。
在大肆宣传之下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市场和金融分析师都没有对汇率的过度波动和真正货币战争的可能性感到不安。2008年秋天以来，汇率波动逐渐减弱至危机前水平。
另一个集体误判的共同原因是用错地方的怀旧情感。2012年，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概括了后危机时代的传统智慧：“战后领导人建立了IMF、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以此建立了前进规则。新二十国集团只不过是这一曾经光芒四射的机构建设运动的回光返照。”
但过去建设全球秩序的努力可谓事倍功半。任何熟悉布雷顿森林机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机构的失误和成就一样多。与过去相比，目前的秩序总体而言表现更好。
也许对于忧郁军团得势的最深刻的解释是他们来自哪里。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数据，2008年至2012年期间，经合组织经济体平均年GDP增长率为0.5%，而非经合组织经济体为5.2%。
这非常重要，因为对国际秩序的分析仍然以西方为基准点。政治学有一个一般规则：经济衰退造成机构内部的不信任。疲软的经济产生系统破坏的感觉，使人们认为掌权者不值得信任。因此，经合组织经济体各层次怀疑论日嚣尘上丝毫不令人奇怪。
分析师也许首先要看局部环境，然后将其外推形成他们对全球机构的评估。在发达世界，对国家复苏迟缓的悲观导致分析师将糟糕的国内和地区治理等同于糟糕的全球治理。
但日本、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内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从根本上并不是全球性的。2008年危机爆发时，日本经济已经停滞了近20年。类似地，美国从大衰退中复苏一个重大拖累因素也在于国内政策僵局和政策不确定性。
自2008年以来，系统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恢复力，这是否意味着它可以抵御下一次危机？理论上，答案是肯定的——2008年后的许多改革设计就是为了给全球经济增加冲击吸收。但是，在国际关系中，集体误判可以制造其本身的事实。如果专家继续坚持认为系统失灵，学究们就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寻找如何修复被破坏的东西。
此外，一旦误判根深蒂固地竖立起来，要想纠正就变得极其困难——特别是在问题的主题并不在专家专业知识范围内的时候。讽刺的是，唯一可能阻止系统继续运转的东西乃是对其最伟大组成部分的信心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