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当时任墨西哥总统卡洛斯（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时，人们寄希望墨西哥经济能够乘全球化的东风一飞冲天。从许多指标看，这一希望可以说已经实现。
NAFTA生效后，墨西哥对外贸易量（出口加进口）稳步攀升，现已接近翻番，达到GDP的60%以上。净外国投资流入/GDP之比翻了三倍。尽管墨西哥是石油出口国，但随着墨西哥经济日益紧密地融入了北美供给链，引领潮流的仍是制造业出口。曾经效率低下、只能依靠保护主义贸易壁垒苟延残喘的汽车和钢铁业现已成为高生产率的繁荣行业。
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墨西哥一开始也因为在全球市场中遭遇中国的竞争而受到重创，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尽管如此，墨西哥凭借毗邻美国市场的地理优势和保守的货币、财政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获得了很大的保护。
此外，墨西哥美元工资增长速度慢于中国；因此，如今墨西哥相对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20%。如若考虑生产率趋势，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也比中国和其他主要竞争对手缓慢，这使得墨西哥在2005年后夺回了此前失去的一些市场份额。
进步不仅只局限于外贸部门。令人瞩目的是，墨西哥畸高的不平等程度从1994年开始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社会政策改革和教育进步。
墨西哥的成功可谓遍地开花，除了长期而言最重要的地方：总体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在这两个方面，墨西哥表现令人失望。你也许会感到难以置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对人力和实物资本使用效率的指标——平均增长率为负值。
因此，墨西哥生活水平落后于美国和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许世界上再无另一个国家具有如此鲜明的外部成功和内部失败的反差。
这一突出的悖论背后是“双面墨西哥”现象。“双面墨西哥”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明的词汇，形容墨西哥经济的极端两面性。面向全球经济的大企业表现十分出色，而传统非正式企业——以独一无二的社区墨西哥饼店（tortillerías）为代表——表现低迷，但仍吸收了大部分劳动力。前者的成功因为后者的拖累而暗淡无光。
但人们仍对墨西哥的前景乐观不已。总统涅托启动了一系列新改革，最显眼的是能源部门自由化改革，外国投资者将被允许投资于墨西哥石油勘探和生产。拥有七十五年垄断地位的国有石油公司墨石油（Pemex）终于要面临国内挑战了。就连冷静如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的观察者也不禁为墨西哥叫好，表示涅托的改革将让这个国家成为“未来十年拉丁美洲经济明星。”
但从墨西哥的NAFTA经验看，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预测。我们曾目睹过更加全面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能源改革会再一次只是昙花一现吗？
决策者需要注意墨西哥在全球化时期中的两次挫折的教训。首先，没有国内发展和生产能力，光靠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本身是无法支撑经济的。
东亚出口强国——日本、韩国和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增长奇迹，是因为它们的政府能做到内外兼顾。是的，它们将本国企业推向全球市场。但它们也采取了广泛的产业政策以确保这些企业的增长和向新生产线进军。
事实上，国内生产商常常能够在国内获得保护免受外国竞争，以确保它们有足够的盈利进行必要的投资。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已无法回归进口保护。因此它们不得不尝试其他战略以支持国内企业。
第二个教训是政策设计需要务实。在太长的时间里，墨西哥经济政策所体现的思想是，只要“基本面”（宏观经济稳定性、开放性和基本监管）无恙，实体经济就能自己照顾好自己。用墨西哥经济学家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的话说，这是“宏观经济学家”思维，与作为亚洲决策特征的解决问题的“工程师”思维大相径庭。
墨西哥官员需要与私人部门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和合作，以诊断和去除国内企业所面临的具体的部门壁垒。这样的合作对于站在蜕变为大企业的门槛上的中型企业来说尤其重要。他们需要减少“宏观经济学家”特征，增加“工程师”特征。
墨西哥的增长失败仍然是个谜，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回答的。想要依靠单一的大战略——不管是开放石油部门、改善融资难、治理地下经济还是改变产业政策——开启高速广泛增长的大门是不可能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墨西哥需要灵活的快速反应政府，这样才能在多条战线上齐头并进，认识实体经济的问题并务实地做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