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拉伯动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这背后引出的是阿拉伯的碎片化，以及世界秩序变迁的前奏。在这诸多代理人支持下的战争过程中，催生出了IS（伊斯兰国）这支相对具有独立性的怪兽。IS不像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体，而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游牧帝国。它最终将会对美国当下的中东政策与反恐战略提出最重大的挑战，同时也对世界秩序构成一个重要的潜在威胁。
本文译自《外交政策》。这份由重要美国保守主义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创刊于1970年的杂志目前的东家是出版《华盛顿邮报》的格林厄姆控股公司。在2008年转售之前，该杂志一直是保守派智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机关刊物。可以说，这份“根正苗红”的杂志，一直都可被看做是美国外交事务发展的风向标与深度计之一。
本文作者伊丽莎白•迪金森一直关注着叙利亚内战背后复杂的金主网络。从阿拉伯动乱一开始，各国内部的不同政治军事力量便得到了大量来自海湾国家或官方或私人的资助。这种政治血钱的网络异常复杂，而其复杂性的根源，则体现了长久以来阿拉伯碎片化的状况。现代意义上的海湾“国家”大多出现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这以前，该地区的政治基础来源于部落或松散的部落联盟，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帝国。部落、教派、宗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如今又融合进了国家之间的地缘平衡，因此加剧了该地区复杂的碎片化状况。今天阿拉伯地区的问题，来源于二战后去殖民建国运动及强人政府的崛起。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完成了国家机构层面的现代化改造。然而，这种体制上的现代化运动并未真正伴随中国式的社会革命现代化过程。其中重要一点，是作为传统主义基础的伊斯兰教并未能经历彻底的现代化改造。这是所有发生彻底内乱的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而在海湾君主制国家里，这一现代化过程仅仅发生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层面。意识形态上，它们仍旧停留在建立于部族习俗基础上的伊斯兰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伊斯兰教派的冲突，与部族认同密不可分。
2010年末出现的阿拉伯动乱实际上存在几个重要前提。首先，是强人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主权的丧失，以及海湾君主制国家在石油美元支持下的迅速强大。其次，是奥巴马政府中东战略的收缩与其亚洲转向。再次，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的区域阶层不平等，以及作为对抗力量的伊斯兰主义的扩张。最后，则是海合会国家对地区与伊斯兰事务领导权的争夺。
本文以卡塔尔为例，描绘出美国在该地区通过其不同代理人，进行其所谓“反恐战争”的布局。这实际上延续了英国殖民时期针对阿拉伯地区的传统战术。“反恐战争”在这一策略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对“恐怖组织”的具体界定。这一权利掌握在美国手中，而这一名单内容，则毫无保留地为实践美国“代理人”战术服务。因此，读者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尝试去理解“反恐战争”策略在执行层面对国际关系造成的直接影响，并也可以试图理解为何今天中国在进行打击恐怖暴力活动时，不应轻易地、不加批判地使用“反恐战争”这一概念的原因。
最后，读者们也可以进一步思考，阿拉伯动乱持续了3年，美国一直通过各类代理人打压该地区的各类“不民主”的力量。甚至也可以说，这些代理人为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也多少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今天《外交政策》此文，几乎是扯下了这一“代理人”制度的底裤，这一举动究竟是背后有什么“深意”呢？还是因为异军突起的IS造成了更让人担忧的影响？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当然，“代理人”制度还没完全走光。卡塔尔所为，仅仅是冰山一角。毕竟小国卡塔尔这些年的动作太过狂妄，大有取伊斯兰、阿拉伯霸主沙特而代之的架势。它所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是对沙特、阿联酋、巴林这些君主制国家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危害。今年年初，沙特和阿联酋重兵压境卡塔尔边界，目的是要逼卡塔尔停止支持兄弟会，解散支持兄弟会的智库卡塔尔国际安全研究学会（QIASS），甚至还要半岛电视台转变口径，俨然一副众多土豪们支持的军阀教阀们互相踩到了脚，不依不饶的架势。代理人难管，这是看看冷战史就会明白的道理。
在靠近多哈市中心一个闪闪发光的商场后面，有一家安静的酒店，胡萨姆（Hossam）曾在这操控他的叙利亚叛军组织。在2012年到2013年间，组织达到巅峰，在东部城市代尔祖尔市（Deir Ezzor）附近，有13000人听命于他。“这是叙利亚自由军（FSA）的一部分，他们忠于我。”这个春天他说道，面前摆着甜茶和放糖的糕点。“我曾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
胡萨姆是一位叙利亚人，年已中年，亡命国外，在多哈和卡塔尔拥有几家饭店，主要为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服务。食物很精美，一到晚上桌上就挤满了穿着讲究的卡塔尔人、西方人和阿拉伯人。他仍然用部分的利润来支持叛军组织和给平民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毯子、食物甚至香烟。
他坚称自己目前已经停止输送资金用于作战。他说，他手下叛军组织的资金至少部分来自于卡塔尔，得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哈立德·本·默罕默德·阿里·阿提亚（Khalid bin Mohammed Al Attiyah）的允许。但是资金的注入是特别的：几十个像他的组织那样的叛军组织接受了启动资金，然后只有某些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继续接受卡塔尔的援助。当资金在2013年中用尽时，他的战士们寻求其他方面的援助。“钱对于自由军至关重要，在那条战线上，我们没钱。”他解释道。
卡塔尔营造了巨大的伊斯兰主义倾向代理人网络，胡萨姆是这个网络的外围人员。该网络覆盖了前叙利亚将领、塔利班叛军、索马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苏丹叛军。由于他对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同情，遭受来自叙利亚当局的压力超过十年，此后他在1996年离开叙利亚。他的很多朋友死于1982年由当时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所主导的哈马省屠杀。他最终逃到卡塔尔，缓慢地建立起他的生意和人脉。大多时候，他很低调；多哈曾经很欢迎年轻的总统巴萨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和他优雅的妻子。在叛乱爆发的2011年之前，他们常常现身于高端时尚精品店。
当叙利亚内战爆发，卡塔尔放弃支持阿萨德，胡萨姆加入了一个不断壮大的中间人队伍，由多哈召集起来以施行它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外交政策。因为当叛乱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叛军组织，卡塔尔就支持逃亡者和商人的启动计划，而他们答应找来战士和枪。胡萨姆就像很多最初的叛军支持者那样，原本打算用自己的积蓄来支持反对派。卡塔尔的原则让他们能有更大的计划。
最近的几个月，胡萨姆这样的卡塔尔中间人大军对美国而言有好有坏。一方面，当有需要的时候，美国并不会羞于拜访多哈的联系人：卡塔尔主导了战俘交换，美军士兵博威·贝里达尔（Bowe Bergdahl）被释放，以交换关塔那摩基地中的五个塔利班囚犯。而且卡塔尔还主持了与胜利阵线（al-Husra Front）的谈判，这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八月释放了美国作家彼得·特奥·柯蒂斯（Peter Theo Curtis）。“搞定，”放人后，卡塔尔的情报主管哈尼姆·哈利法·库巴斯（Ghanim Khalifa al-Kubaisi）做报告似地给一位中间人发短信——还加上一个大拇指表情。
但同样是这个卡塔尔的网络在该地区每一场冲突的爆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加快了极端势力和圣战组织的成长。接受了卡塔尔援助的国家，结果很糟糕甚至是灾难性的有：利比亚陷入了代理人资助的民兵组织间的内战，叙利亚反对派被内斗困扰、被极端分子把持，哈马斯的不妥协或许延长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困境。
数年来，美国的官员们对多哈的代理人网络不予理睬——或者一次次地加以利用。然而卡塔尔的邻国不是如此。在过去的几年，其他的海湾国家像沙特、阿联酋和巴林都曾因为卡塔尔支持政治化伊斯兰分子而公开指责它。这些国家威胁要关闭陆上边境或者暂停卡塔尔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成员国资格，除非卡塔尔收手。在施压近一年后，卡塔尔首次妥协的迹象在9月13日出现，当时7名资深埃及穆兄会人员在卡塔尔政府的要求下离开多哈。多哈和它的批评者们都努力让华盛顿在海湾的内部争斗中站在自己的一边。悬而未决的是这个地区未来的政治方向以及这些国家的导向角色。
上周末，在9月25日，格兰·格林沃德的《拦截》（The Intercept）记录了一个总部在华盛顿的阿联酋持有公司是如何与一位记者接触的，而这位记者似乎写文章详细记录了胜利阵线和哈马斯等组织的筹款人是如何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公开活动的。《外交政策》同时获得了来自于坎穆斯托集团（Camstoll Group）的文件，这个集团由前任美国财政部官员马修·爱普斯坦（Matthew Epstein）掌管。本文引用了这份开源信息中的一部分，但报道的绝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在当地的几个月调查。
在持续几个星期遭受压力之后，卡塔尔也开始反击。“我们没有资助极端分子，”在他首次作为卡塔尔的领导人在9月25日接受采访时，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里·萨尼（Emir Tamim bin Hamad Al Thani ）告诉CNN的克里斯丁尼·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仅在一周前，卡塔尔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以规范慈善组织，防止他们涉足政治。在9月15日，多哈与华盛顿的公关公司波特兰公关公司（Portland PR Inc）为期六个月的新合同开始执行，合同可能包括游说国会以及向记者提供简报。
到目前，华盛顿貌似不愿意直接面对卡塔尔。除美国财政部以外——这个部门上周认定了第二个支持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基地组织的卡塔尔公民——没有高级美国政府官员因为卡塔尔招惹麻烦的客户而公开指责它。
国务院说没人能够评论此文，但是在8月26日发布了情况说明书，里头说卡塔尔“是美国的有价值的伙伴”并且称赞它“在这一地区的巨大转型时代发挥了有影响力的作用”。
问题是，正如让-路易·巴斯蒂所说，如果卡塔尔没能阻止它的人去支持极端组织，美国打算做些什么。巴斯蒂是前任欧盟与美国财政部恐怖分子金融联合追踪计划主任，现居巴黎。“美国有能力监控国家以及与国家有联系的流向极端组织的汇款。但是情报是一件事，怎样反应是另一件事，”他在电话里告诉《外交政策》，“美国究竟能拿出什么样的政治决定来对抗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
卡塔尔之友
没有什么能比多哈的出租车司机时常迷路这一点能更生动地显示卡塔尔的野心了。到处都在搞建设——为2022年主办世界杯做准备的一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造计划的一部分——建筑开张以及工程上马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城市的出租车司机们都跟不上了。
在世界舞台上，卡塔尔自视甚高。在多哈五星级酒店大厅高高挂起吊灯的天花板下，全世界来的代表们，急切地想要得到援助。政府、政党、公司和叛军组织来了又走，急急忙忙，紧紧张张，花一杯热茶的功夫，等待着他的提案被卡塔尔的相关部门考量。来访者们呆在哪一家酒店，显示他们得到支持的前途。四季酒店和丽佳酒店向来受到青睐；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梅沙尔（Khaled Meshaal）住在前者，叙利亚反对派住在后者。W酒店是一个时髦的新来者，客人大多是急切想得到投资或者天然气的欧洲代表们。喜来登酒店——多哈最早的酒店之一——已经过气，达尔富尔的叛军头子和苏丹政府谈判期间就住在此处。每个人都想进圈子，原因正如一个在多哈的叙利亚人所说：“卡塔尔有钱而且卡特尔能联系到钱。”
熙熙攘攘中，胜者通常是那些和这个小小的、富产天然气的国家联系最长的人—来自世界各地穆兄会的群英汇集于此。早在新世纪伊始，当政府资助的智库和大学中充斥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多哈就已经开始变为极端分子的中心。政府资助的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在整个地区生长，为整个中东的穆兄会人士提供正面的媒体关注，同时统治家族的很多顶层顾问曾经是和穆兄会有联系的侨民——就像是具有争议的埃及教长约瑟夫·卡拉达维（Yusuf al-Qaradawi）这样的人，他是来自多哈的国际穆斯林学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Muslim Scholars）的主席。
多哈视穆兄会为能与自己相提并论的宗教与效率之结合。并且，卡塔尔的统治家族致力于把自己与君主国竞争者如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区别开来，这两者都不赞同政治化伊斯兰，视之为危险的权力追求。半岛电视台研究中心主任萨拉·爱丁·伊莱恩（Salah Eddin Elzein）辩称，这是实用主义。这个研究中心是和那个卡塔尔所掌控的卫星电视新闻网络有联系的智囊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伊斯兰主义者来到中东，卡塔尔当时就试着与他们结盟。卡塔尔视之为未来最有可能的主导力量。”
但是全球穆兄会不是卡塔尔唯一的——或甚至最重要的——网络。统治家族本身也没有向穆兄会捐款。往往被忽视的是向卡塔尔的官方扶植对象萨拉菲运动（Salafi movement）相接近的第二条脉络。
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萨拉菲积极分子融合了沙特神职机构的纯粹主义思想和穆兄会的政治目标。其中某些思想家可能成为基地组织的首批化身，同时其他人在解放后的科威特求得一个强有力的立足点，第一个萨拉菲政党在此地建立。
在卡塔尔，萨拉菲积极分子找到了金主。特别是在过去的15年里，多哈事实上变成了居住在卡塔尔以及沙特、科威特、巴林和其他地方的内部紧密联系的萨拉菲团体的活动中心。政府部门款待教长们，并召集他们让其对重要的事件发表意见。慈善机构成为其吹鼓手——例如，谢赫·埃德·本·穆罕默德·阿勒萨尼机构（Sheikh Eid bin Mohammad al Thani Charity），由卡塔尔劳工和社会事务部掌控，“可能是在世界上由萨拉菲积极分子所掌握的救济组织中最大的以及最有影响的”，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一篇最近的报告。
早在2003年，美国国会就注意到设在卡塔尔的慈善组织在帮助转移资金和洗钱，而这些钱和基地组织有关，慈善组织雇佣这些行动中的关键人物，并为他们提供证明文件。与此同时，卡塔尔的国际影响力在上升：国家支持的卡塔尔航空在2007年狂买飞机来为它的大步扩张添砖加瓦，把这个曾经在偏远角落的酋长国同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在2010年前，半岛电视台已经成为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每年收到的巨额援助多达6亿5千万美元。
阿拉伯之春为中东各地的反对派注入活力时，也使卡塔尔的政治客户网络活跃起来。
代理力量投放
卡塔尔是唯一一个没有感受到从2011年起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变化潮流所带来的忧虑的海湾国家。美国如此快地抛弃了它在埃及数十年的盟友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这让沙特震惊了。当国内占多数的什叶派群众上街要求更大的政治影响时，巴林震动了。阿联酋跟卡塔尔一道支持北约打击利比亚，但是对此处和埃及的穆兄会的崛起保持相当的谨慎，害怕这个团体会激活自己国内的伊斯兰主义同情者。
同时，卡塔尔打了一个长期赌，认为政治化伊斯兰是下一个将会取得成功的大事。“卡塔尔相信两件事情，其一，多哈不想让沙特成为中东逊尼派地区的主要或唯一势力，”科威特的政治学家阿卜杜拉·阿里·沙-吉（Abdullah al-Shayji）说，“第二，卡塔尔想要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势力。”
但与它的宏大野心不相符的是，卡塔尔的对外政策受到一个关键的限制。国家人口只有三十万，而且政府的决策集中在少数几个官员手里。在缺乏基础的情况下，卡塔尔寻求通过其穆兄会和萨拉菲盟友圈子来放大它的影响。
“卡塔尔通常通过找出他们认为意识形态上志同道合的人来展开工作，”伦敦国王学院副教授、卡塔尔军队顾问安德阿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说,“本身没有审查措施，只有‘这些是我们信得过的人。’”
对卡塔尔的代理人链的首次战场测试是在利比亚，在此处大家达成广泛的一致——同时美国支持——去推翻当时的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卡塔尔伙同阿联酋同意了西方对卡扎菲政权的空袭。但是多哈同时希望帮助加强战场上叛军的能力。
“他们必须翻开通讯录，说‘在利比亚我们认识谁？’”克里格说。“这就是他们如何协调指导在利比亚的行动的。”多哈组织起一支包括商人、穆兄会的老朋友和志同道合的叛离者的队伍，用《华尔街日报》日后估计的上亿美元和2万吨的武器装备把他们粘合起来。在几个月的战争后，叛军占领了的黎波里，卡扎菲死了。多哈的客户们发现他们成为新利比亚最有权力的政治掮客之一。而在北约的空袭停止后很久，一些卡塔尔支持的民兵仍然在接受支持，巴斯蒂说。
在阿拉伯之春最初的兴奋中，很多人期待在叙利亚刚刚发端的夏日抗议很快就会颠覆阿萨德政权。毕竟，突尼斯和埃及的总统在辞职前只坚持了数周，而且世界很快就团结起来推翻了更加稳固的卡扎菲。到了八月，华盛顿敦促阿萨德下台。此后不久，卡塔尔开始其以在利比亚的冒险为蓝本的叙利亚行动。
就像是合同招标，多哈要求投标人来协助改朝换代。“当我们的队伍开始运作（在2012年），卡塔尔人说，‘把你们成员的名单发给我们。发个单子列出你们想要什么——薪酬和必需品，’”叙利亚酒店老板胡萨姆还记得这。他和其余几十名可能的叛军领袖提交了一份单子。他没有说他的队伍拿了多少，但是说他自己为人道主义物资筹款的努力产生了几十万里亚尔。
卡塔尔在国外的朋友们也没闲着。在整个2012年和2013年初，科威特的萨拉菲积极分子伙同叙利亚的逃亡者建立、资助以及支持极端军事组织，而这些组织最终成为胜利阵线或者其盟友叙利亚自由军（Ahrar al-Sham）这样的组织。利用社交媒体来宣传他们的主义以及与科威特商人深度交往的圈子，教长和其他的科威特逊尼派重要人士为他们的客户募集了数以亿计的美元。他的工作毫无拘束，这要归功于科威特宽松的反恐金融法律和言论结社自由。
年轻的科威特萨拉菲教长哈查吉·阿里·阿杰米（Hajjaj al-Ajmi）是这样的捐助者中的一位。他在8月6日被美国财政部认定为恐怖主义资助者，因为他支持胜利阵线。阿杰米经营着所谓的“支持叙利亚革命人民委员会”（People""""s Commission for the Support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他们在推特上的大多数活动海报讲的是慈善工作——给穷人和无家可归者食物和药品。但是回溯到2012年的六月，卡塔尔的捐助和伊斯兰事务部邀请他在离多哈三十英里的海滨城市艾尔克尔（Al Khor）演讲，其间他宣传光是人道主义原则不能推翻叙利亚政府。
“知道么？扳倒大马士革所需的不会超过100亿美元！”他几乎是唱出来的，在椅子里摆动着手指，身后放着革命者们收为己用的叙利亚旧旗帜。“当务之急是支持圣战者们，为他们提供武装。”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阿杰米在科威特的大多数活动和卡塔尔的募捐活动同时举行。根据活动海报，捐款由一位名叫穆巴拉克·阿里·阿吉（Mubarak al-Ajji）收集管理，海报宣称他在阿杰米的“监督下”。阿吉的推特账户信息说他热爱仇恨“什叶派和异端”的逊尼派圣战者。他的时间轴全是对本·拉登的赞扬。
一位阿杰米的科威特同事，一个叫默罕穆德·阿里·奥维汉（Mohammad al-Owaihan）的教长同样把卡塔尔当做基地，在八月的一条推特中称它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最近比如四月，奥维汉游说卡塔尔为叙利亚海岸的战斗帮助准备兵员。“我们的圣战是叙利亚的金钱圣战”，一张海报如是说，上面提供在科威特和卡塔尔的电话号码。
筹款的努力十分到位，比如，根据不同的捐款金额把捐助者们编入不同的特殊类别。“金牌捐”是一万卡塔尔里亚尔（合2750美元），而5000里亚尔则得到“银牌捐”。当特别慷慨的捐款到账时，阿吉和其他人就在推特上推出，比如摆出交来资助他们行动的珠宝的照片。
在那些心存感激、上传视频来感谢科威特教长奥维汉的叛军组织中，有一个是叙利亚自由军（Ahrar al-Sham）。这个萨拉菲组织将一名基地组织分子视为其最高指挥官之一，直到他今年被杀。“啊，卡塔尔的善人啊，啊，海湾的人民，你们的钱已经到了。”一个2013年10月来自该组织的视频如是宣告。在9月9日的一条推特中，阿杰米展示了当他被美国财政部指定为支恐者并且受到制裁时该组织的领导发给他的一条私人网上信息，以吹嘘他和自由军关系紧密，所有的这些筹款活动都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主持，正如卡塔尔在其最近几周的自辩中所说。但这同样切中要害：通过依靠中间人，多哈把融资的工作和融资的责任一同外包出去。而且甚至当它没有直接介入时，卡塔尔也并非对其网络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像阿杰米一样，萨拉菲运动的很多教长已经公开表达过他们对诸如叙利亚胜利阵线的组织的支持——在政府支持的组织中找到了一个受欢迎的听众。沙特教长默罕默德·阿里·阿勒费，武装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圣战分子，在2012年3月和2014年1月受卡塔尔捐助和伊斯兰事务部的邀请，在卡塔尔的大清真寺主持了一场周五布道并发表演讲。科威特的萨拉菲分子纳布尔·阿里·阿瓦西（Nabil al-Awadhy）——为与胜利阵线关系密切的组织筹款的著名人物——2014年7月4日在卡塔尔斋月节日活动上发表演讲，活动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慈善援助组织主办。
代理人的人质
在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的群众中，卡塔尔的阿拉伯之春战略在孕育它的地方显出颓势。2013年6月3日，示威者们欢呼埃及军方罢黜伊斯兰分子领导人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卡塔尔已经资助了其政府50亿美元。几天之内，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对军方支持的新政府表示欢迎，并许诺合计130亿美元的援助。几天后，沙特通过安插自己喜欢的政治领袖来控制了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援。早秋，利比亚也完全陷入内乱，例证是其总理在2013年10月被短暂绑架。在33岁的新埃米尔刚刚上任之际，多哈温顺地发誓说要专注于内部事务。
“关于卡塔尔对外政策，值得一提是接连不断失败后整个政策失败的彻底程度，”美国巴勒斯坦特派小组资深人士胡赛因·伊比西（Hussein Ibish）说。“除了这点，由于（卡塔尔）都是依靠代理人，所以没有坏事发生在卡塔尔自己身上。”
在利比亚和叙利亚，卡塔尔帮助资助国际支持的保护伞组织——但是他同时引导支援直接流向个人和民兵组织。比如，在利比亚，卡塔尔通往叛军的主要渠道之一是多哈支持的教长阿里·沙拉比（Ali al-Sallabi），他和受到西方支持、当过临时总理、在2011年10月辞职的穆罕默德·贾布里勒（Mahmoud Jibril）发生严重冲突，后者警告说各派争夺控制权将会造成“混乱”。今天看来，他的警告的确有先见之明，随着利比亚陷入越发惨烈的内战，参战的各个民兵组织你争我抢，互不相容，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上泾渭分明。从八月中旬开始，阿联酋使用美式战机在埃及之外行动，据报道已经进行了数轮空袭，以期击退卡塔尔资助的伊斯兰分子。
但是是在叙利亚，卡塔尔的网络败得最惨。卡塔尔和沙特客户间的争斗让政治反对派软弱无力，在当地被人看做外国势力的手下。同时从2012年到2013年，新的叛军组织雨后春笋般冒出，为了经费争斗不休。某些卡塔尔的客户成为叛军的主力——如统一旅（Liwa al-Tawhid），其领导人在争夺阿勒颇的派系斗争中统一了叛军组织。然而其他的如胡萨姆的组织，不是彻底失败就是日薄西山，专注于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换句话说，这里没有赢家。卡塔尔和其他的国际势力对数十个叛军组织予以危险的支持，让他们自相残杀，来看谁能得到更多的经费。没有东西激励他们在作战时合作，更别说战略协同了。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也没有推动他们合作的想法，因为这样做也许会侵蚀自己对叛军的影响。
同时，随着中间人开始在当地夸大他们的能力和与多哈金主的联系，卡塔尔的支援招标系统很快诱发了腐败， “通常，组织可能会上交3000个名字，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有300到400人，”酒店店主胡萨姆说。“多余的钱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他们在作战时如法炮制。如果实际的需求是一百万美元，他们可能就会说五百万。然后其余的四百万就不见了。”
混乱将战士们不断地推向某些看起来对他们的资金和目标掌控能力更强的组织——像胜利阵线甚至最终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这样的组织，后者在2014年初脱离了基地组织。去年发生了一连串从温和组织变节加入极端组织的行为。比如，在2013年12月，代尔祖尔的前任叙利亚自由军指挥官萨达姆·贾迈勒（Saddam al-Jamal）在一个视频中宣布他加入了伊斯兰国，因为据他说“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意识到（叙利亚自由军）是外国尤其是卡塔尔资助的项目”。
卡塔尔政府——或者任何海湾国家——不大可能支持伊斯兰国。这个组织如今盯上了所有的在阿拉伯半岛和美国结盟的君主国，同时也拉到了他们的仇恨。但是正如贾迈勒的例子，某些从卡塔尔的资金中受益的人的确带着他们的经验和武器投奔更加极端的组织去了。
“卡塔尔和叛军组织建立关系比较早，而这些叛军组织后来变得极端，加入了萨拉菲圣战组织行列，包括胜利阵线以及可能还有（伊斯兰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资深中东安全专家艾米丽·霍卡耶姆解释道。“本质上，叙利亚的叛乱不断地发展变化，如果有时利益纠缠到一起，经常造成意想不到的问题。”
即便叙利亚反对派被极端组织吸引而去，卡塔尔在2012年末仍辩称这个世界不该过早地担心极端分子的问题。“我非常反对在这个阶段把谁排除在外，或者把他们等同于恐怖分子，或者把他们视作基地组织，”时任外交部长的哈立德·本·默罕默德·阿里·阿提亚，在当年12月的一个安全会议上争辩道。
上周，塔米姆埃米尔接受CNN采访，声言把所有在叙利亚的倾向于伊斯兰主义的组织混在一起视作极端分子是一个“大错误”，这引发了不满。事实上，在它最近所有排斥极端主义的声明中，多哈提到了伊斯兰国，却没有点名胜利阵线。
半岛电视台研究中心的伊莱恩，为卡塔尔在整个中东支持伊斯兰主义辩护。他形容多哈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分歧是“维持现状和变革的矛盾，而卡塔尔支持本区域内的变革。”
“卡塔尔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多争议，但也许这就是它本质的一部分，” 他说。“当你在一个出了名的保守地方尝试新事物的时候，这就注定会带来那样的批评和误解。”
的确，卡塔尔绝不是唯一一个其角色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有负面反响的海湾国家。沙特同样在叙利亚支持个人和不同的叛军组织，而且阿联酋也同利比亚的某些民兵组织站在一起。在埃及，得到这两国强力支持的政府在其镇压穆兄会的行动中肆意大规模侵犯人权。
但是仍然很难看到卡塔尔带来的任何积极变化。它帮助叙利亚人民的本意基本上是真诚的，但其危险手段和支持意识形态代理人的做法两相结合，将叛军推向极端化和混乱。
华盛顿与多哈
在过去的三年中卡塔尔能有这样的自由来经营其网络，因为华盛顿盯着其他的东西。事实上，在2011年，美国给予多哈实际上自行其是的权力来干它在中东不想干的事情：干涉。
利比亚是一个相关的例子。当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政府在2011年春天为空袭建立了同盟时，它采取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幕后领导”的措施：法国和英国领导禁飞区的设立，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介入展示了阿拉伯的支持。一位美国前任官员在《外交政策》的采访中表示，当多哈走上前来帮助组织叛军时，他们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在叙利亚也是如此。虽然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缄默不言，尤其是那些在利比亚工作过的部门，这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卡塔尔，美国的盟友，可以协助针对一场白宫没有兴趣介入的冲突提供区域性解决之道。华盛顿仅仅要求多哈不要送反坦克和防空导弹给叛军，而卡塔尔仍偶尔为之。
与卡塔尔合作所带来的物流的方便，是最高的政治便利。多哈很快决断——同时也愿意承担风险。当沙特行动迟缓地运输武器到叙利亚，卡塔尔在2012年到2013年间，派出飞机运输了估计有3500吨的军事装备，据报道得到了中情局的协助。“他们的跨部门流程大概有三个人参与，”一位前美国官员说。
同样的情况意味着当它在2011年和2012年寻求和阿富汗的塔利班联系时，华盛顿找上了多哈。其目的是协助北约部队从阿富汗撤出，用一个政治性解决方案使这个过程更顺利。在时断时续的通常通过卡塔尔的联系中，塔利班同意谈判——但是首先他们想要一间办公室。在2013年6月，他们得到了想要的：在多哈使馆区的一间大别墅，靠近以彩虹环线（Rainbow Roundabout）为人所知的拥挤交通环线。
但是卡塔尔的优势很快变成劣势。当多哈的危机接踵而至，卡塔尔人没有能力来选择靠谱的代理人或者在资源输入时控制他们。“我的观点是卡塔尔的政策制定有点业余。他们介入时，显得难以持久。”一位美国前官员说道。
在塔利班这个事例中，多哈被证实是无能或者不想去阻止这个阿富汗的军事组织放心大胆地在他们的卡塔尔新别墅上升起他们的旗帜——这个外交的象征性举动激怒了喀布尔，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埋下祸根。一年后，事情变得清晰起来，这个失败的谈判过程唯一的好处是一个战俘交换：美国的博威·贝里达尔中士换了五名关在关塔那摩的塔利班顶层指挥官。卡塔尔打包票说这五个人会在多哈受到严密监视——但是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对阿富汗的战场施加影响。
同时，在叙利亚，直到伊斯兰国都名声大噪了，华盛顿才打算坐直了关注一下。在三月，美国财政部的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次长大卫·科恩（David S. Cohen），史无前例地为“允许恐怖主义金融活动的环境”而公开传唤卡塔尔人。反恐专家说，如此不加掩饰的批评通常只是在闭门谈话时候才会出口。一个公开宣告也许表明多哈没有回应华盛顿的私下要求。
今年夏天，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也让人们对卡塔尔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联系有了新的认识。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梅沙尔自从2012年与叙利亚的关系破裂后就以多哈为基地，而卡塔尔从当时起也一直致力于从政治上和财政上重塑这一组织。在当年十月，卡塔尔埃米尔亲自访问了加沙地带，许诺援助4亿美元。
在上次加沙战事之前和之间，其他的海外国家开始游说华盛顿，希望其对卡塔尔采取强硬政策。根据阳光基金会（Sunlight Foundation）编制的数据，在2013年，阿联酋花了1亿4千万美元——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来游说华盛顿。与最近的媒体报道有关的坎穆斯托集团，从2012年起一直履行一个合同，披露的文件显示高达每月40万美元的费用。2013年上半年，基金会开展活动获利430万美元，而披露的文件把这些活动描述为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咨询。（披露：《外交政策》的和平游戏计划（PeaceGame program），与美国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of Peace）共同发表，部分得到阿联酋大使馆的认可。但所有《外交政策》的社论内容都是独立的。）
人们开始在华盛顿聚首。在9月9日美国众议院的听证会上，证人和国会议员提议了一些可能让华盛顿和多哈的关系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措施。在陈诉证据时，民主国家防务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研究机构副主席乔纳森·尚泽尔（Jonathan Schanzer）提出了一些可能“对卡塔尔的金融系统产生震动”的措施：指认一些卡塔尔的慈善机构和个人，搁置一项价值11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甚至开始对将美军基地移出卡塔尔的成本进行审议评估。
“好办法，”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院泰德·坡（Ted. Poe）在回答证人时说。“我们应该全盘接受并且尽量执行。”美国财政部同时也跟进措施来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资金；9月24日，财政部指认了好几个与卡塔尔有关联的人。除了一个卡塔尔人被指认把钱从海湾的金主移动到阿富汗外，指认对象包括塔里克·本·阿里·塔哈尔·本·阿里·法李赫·阿瓦尼·哈兹，此人从卡塔尔收集资助，包括为伊斯兰国安排“从伊斯兰国设在卡塔尔的金融服务商手中接收大概200万美元，这位服务商要求哈兹把钱仅用于军事行动”。
多哈在回应中的反击只是长久以来海湾国家为蒙华盛顿悦纳而争宠的斗争中最近的一出。最近几年，卡塔尔增加了它在华盛顿的存在感，与游说团体巴顿·博格斯事务所（Patton Boggs）、巴伯·格里菲斯和罗杰斯事务所（Barbour Griffith and Rogers）、BGR政府事务所（BGR Government Affairs）签订了有效合同。它的慈善分支强而有力，借助其力量卡塔尔赞助了从交换生项目到国会慈善棒球赛的一切项目。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卡塔尔的投资基金也在投资华盛顿、芝加哥和其他地方的资产。
卡塔尔的资金运行更加曲折，通过数十个顾问、商人以及他们在一个地方或其他地方雇佣的前任官员。以绍范集团（Soufan Group）为例，这是一个在反恐和情报方面广受好评的顾问机构。他的建立者，阿里·绍范（Ali Soufan）同时也是多哈的卡塔尔国际安全研究学会（QIASS）的执行理事。研究学会是一个政府资助的机构，为政府和军队雇员提供数周的课程。其他的几位绍范集团的雇员也是学会的雇员——他们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几乎没有揭露这层关系。在电话采访中，集团的通讯专员里拉·高希告诉《外交政策》，公司在美国绝没有为卡塔尔做任何事情。
学会给奥巴马的前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Robert Gibbs）新开的公关公司激励机构（Incite Agency）的业务似乎是他们首批业务之一。机构开张短短几周后，它就为绍范集团和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一个“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活动处理会务。印赛特机构没有回复《外交政策》试图澄清它和研究学会关系的不断请求。
但是卡塔尔保持华盛顿的青睐最可能的原因不是钱或者影响力，而是需要。当美国想要拉起对抗伊斯兰国好战分子的联盟时，它首先就需要它在卡塔尔的空军基地，而这个基地在作战行动中是作为指挥中心的——然后再一次需要阿拉伯支持的覆盖。
叙利亚和伊拉克一片混乱，两国现在都挤满了一系列的华盛顿不想与之谈判的极端分子。多哈可以干这活。最近，卡塔尔被召来协助谈判45个被胜利阵线俘虏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的释放——在9月12日它宣布已经成功地促成了士兵们的释放。卡塔尔坚持没有付赎金；也许设在多哈的金主网络让政府能对这个组织产生一定的影响。或者也许只是这个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想要其他的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觉得卡塔尔能够给予他们的是合法性，”克里格说。比如，在胜利阵线关于维和部队人质的官方要求上，他们要求脱离联合国的制裁名单。“胜利阵线希望被看做是对抗伊斯兰国的合法伙伴；卡塔尔也许能在以后给他一个平台，”克里格说。
本质上这就是卡塔尔长久以来提供给它的朋友们的：一个平台，通向钱、媒体和政治资本。华盛顿到目前为止持合作态度，但是问题来了，美国不会事实上被人给耍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