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欠中国的战争债。”去年10月，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讲述了一个在西方长期被忽视的话题——中国的抗战史。拉纳·米特是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是西方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权威。去年9月，他的英文版专著《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出版，如今简体中文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也已面世，该书详述了整个抗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斗争。本月19日，《环球时报》记者在伦敦对拉纳·米特进行了专访。谈及中国的二战经历，拉纳·米特表示西方对此知之甚少。他认为，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中国的历史将会变得愈加重要。
西方对中国抗战知之甚少
环球时报：您怎么想到研究中国二战贡献这个话题？研究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拉纳·米特：主要原因是这是最后一个没有被西方史学家充分讨论的故事。稍加观察会发现，有关英、美甚至日本在二战中角色的书籍汗牛充栋，但讨论中国二战角色的书，尤其英文书相当少。这一发现令我震撼，因此我尝试把有关中国抗战故事的本土研究汇集起来，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
当然，做这种研究也非常有挑战性。很多史料毁于战火，一些毁于后来的政治斗争，还有一些材料没有解密。另外，有些主题仍然很难触及。例如，我的书中有一部分谈论汪精卫，我想了解汪精卫当时主张与日本和谈的动机，但由于他是汉奸，在中国仍然很难彻底地对他进行讨论。类似于这样一些历史决定的背后，有着许多复杂因素，讨论起来颇具挑战性。
环球时报：您在“世界欠中国的战争债”一文中称，“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讲述的二战伟大故事之一”。据您了解，西方媒体以及学者对这一观点有没有什么反馈及反应？
拉纳·米特：学界有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我写的《被遗忘的盟友》受到大量积极好评，他们认同西方应该进一步了解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另一方面，这本书在翻译之前，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就对一位外国教授写中国二战史表示不满，当然这也展开了有关中国角色的讨论。两个月前，该书繁体中文版在台湾和香港发行，简体中文版本月面世。我很有兴趣了解，国外对中国二战角色的兴趣是否会激发中国内部更多讨论。
事实上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知之甚少，除了一些学者，有关抗日战争的讨论并没有在西方公共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如今，像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都逐渐成为更主流的大众文化。随着中国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会逐渐了解更多中国历史，但这需要时间。
战争纪念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公共文化
环球时报：西方舆论以及学界整体上对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持什么看法？
拉纳·米特：让我们首先来定义中国在二战中做出了什么贡献，为什么会被忽略。首先，1400万中国人死于战乱，8000万-1亿的人成为难民，75万日本兵被拖住南下的脚步。如果中国在1938年投降，那么整个亚洲的状况将完全不同，日本帝国称霸整个亚洲的可能性要高很多。所以中国的抵抗对于亚洲甚至全球历史而言非常重要。
那么为何如此巨大的贡献却被忽略了呢？原因一个在于西方，一个在于亚洲，而两者都和冷战有关。中国的战时经历跌入了冷战带来的“黑洞”中。二战结束没多久，在西方眼中，中国就从战时同盟变成了冷战中的对手。西方史学家本可以去中国找档案、举行会议与中国同行讨论，然而冷战让这一切难以为继。此外，冷战使得中国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中国的史学家无法与海外史学家互动，无法把中国战时历史放在全球史的框架中进行讨论。
这种情况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二战历史的看法已经经历了全球化的历程。人们了解到，如果只关注英、德、美或者中国，你将不能全面了解二战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这些国家彼此都是盟友或敌人，如何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战争非常关键。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中国对日军的抵抗非常重要。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也对最终的胜利至关重要。抗日战争主要是中国对日本的胜利，但同时也是中国与盟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这两方面都应当铭记。
环球时报：中国今年高规格纪念抗战爆发77周年，明年据说也会有隆重的二战纪念活动，您怎么看这样的纪念？
拉纳·米特：这是战争纪念走向全球化的一部分。在美国、英国、法国，纪念战争的开始与结束已经形成非常强大的公共文化。在中国，直到最近几年，对抗战的纪念才多起来。可以说抗日战争在中国的文化纪念活动中并不那么核心，除非是和共产党兴起相关的部分。但这并不是全部。
高规格纪念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帮助人们了解中国各个群体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包括共产党，包括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也包括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比如那些难民，那些在艰苦年代仍然保持社会运转的人。每个国家在纪念时都试图学习并教育国民如何防止类似的战争再次发生。中国高规格纪念抗日战争的意义也在于，为和平解决亚洲当下的诸多问题做出贡献。
环球时报：对于当今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西方社会又是怎么看待的？
拉纳·米特：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知之甚少，因此他们对此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做出评论。在过去几个月里，伦敦公众围绕“一战的爆发究竟应不应该归咎于德国”进行了很多辩论。可见，在100年后的英国，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中日问题在西方则很少引发类似讨论。当然这一局面在未来很有可能发生变化，因为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中国的历史也就更加重要。在英国的学校里，中国历史已经变得更加主流。在英国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比10或15年前要容易。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改变。
日本公众对二战史态度复杂
环球时报：能否总结一下当下日本政府的二战历史观有哪些改变或新观点？
拉纳·米特：日本公众对二战史持有复杂态度。有些中国青年常在互联网上抱怨日本尚未承认其战争罪行，他们需要做得更多。其实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从战后日本社会对战时罪行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他们迈出了很大步伐。举例来说，“南京大屠杀”在冷战时期第一次引起世界关注，并不是由中国或西方披露，而是左翼日本记者在中国采访幸存者、发表报告之后带来的。
此外，日本有一个活跃、民主的公共领域，学者、记者、作家、教师、教授都参与到辩论中来，各自有着不同观点。日本主流社会对战时日本严重侵犯他国主权、践踏人权以及违背所有价值观的做法有着深刻了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日本也存在对战争持修正主义态度的观点，即刻意淡化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和亚洲的罪行，并拒绝承认日本需要进一步教育自身并对此负起责任。但这仅是众多观点中的一个，如果认为这是日本唯一的甚至主流的观点，则具有误导性。事实上，日本活跃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也在对这种观点进行抨击。
安倍晋三和其他一些日本高层领导人过于粉饰日本战时行径，但在他所处的自民党内部以及记者、市民都认为安倍在此问题上看法不正确。关注一下安倍的民意调查会发现，对于安倍的经济政策，民调显示支持度还是很高的，因为当下经济确实还不错，但是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公众支持度并不高。因此，日本不只有一种观点，不能把一个领导者的观点当做是全体人民的观点。
环球时报：对于让东北亚纠结的日本历史问题，您觉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出路是什么？
拉纳·米特：东北亚长期纠结于历史问题的根源是，二战结束时，亚洲并没有拿出一个全面、各方同意的和解方案。这和欧洲以及广义上北大西洋的情况恰恰相反，当时美、法、(西)德以及其他大国达成共识，后来有了北约、欧盟等组织。而这从来没在亚洲发生过。
二战结束后，冷战来得很快，结果把中国同美国、日本以及该地区的其他主要国家分离开来。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现在是时候重拾“1945年未竟的事业”了。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增大，当下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维护地区稳定的共识或者框架，这也是各方共同的责任。
如果说要从战时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记战时领导人尤其是日本领导人犯下的错误：他们认为该区域的权力之争是零和游戏，一个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另一权力的衰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权力关乎相互依存、共同实现目标的能力。如今，亚洲有两个重要工具可以利用：经济和文化。不论怎样，任何强国都需要赢得人心，达成稳定、互惠的框架是最重要的区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