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印度与生俱来的深层次战略忧虑——尼赫鲁对地缘政治有哪些重要思考
地缘政治学说对尼赫鲁的影响
印度版图如大象长鼻南抛至印度洋中心，这使印度之于印度洋的制海权有了无与伦比的价值，使控制印度洋与控制印度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不占领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印度洋；同理，控制印度洋就必须有效地占领印度。明乎此，再读尼赫鲁的代表作《印度的发现》，就更理解他在书中对印度的前途所表现的远见和无奈。他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①
我们很多同志都将这段名言解读为尼赫鲁有野心，其实这只表明尼赫鲁的担心。尼赫鲁生长在地缘政治理论在西方已成显学的时代，他1905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这一年日本在远东海战中打败俄国，1907年后入剑桥大学就读。此前英国地缘政治先驱学者哈·麦金德已声名鹊起。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又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前一篇论文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后一篇论文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纪的“巨著”。②英国牛津大学还为哈·麦金德专设为期5年、薪水丰厚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哈·麦金德担任系主任。哈·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尼赫鲁就读的剑桥大学离牛津大学不远，当时流行的麦金德学说包含着对印度地缘政治地位的解释，尼赫鲁不可能对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哈·麦金德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基础部分即“心脏地带”的内容在当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如下表述：
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③
与此同期，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也响起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名字。马汉分别于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发表《亚洲的问题》、《欧洲的冲突》、《美国的利益》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重量级论文，提出与哈·麦金德相对应的海权论学说。
提出制海权理论的马汉在英国、德国和日本受到特别高的礼遇。马汉1890年出版《海军战略论》，此书很快“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世界畅销书之一”④。在英国，马汉这本书被视为“国家的福音书”。
海军理论家普勒斯顿说，《海军战略论》好像是专门为英国内阁写的，书中的思想对内阁成员来讲是正中下怀。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含蓄地评论说：“自1900年以来，英国海军的条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发展，对此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应感激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而不是任何别的人。”⑤1893年马汉应邀访问英国。访英期间，马汉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的接见，并出席女皇和首相为他举行的国宴。1904年马汉再次访问英国，仅一周内，他就被授予剑桥大学——三年后，年满18岁的尼赫鲁进入该校就读——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称号。1914年马汉病逝，《伦敦邮报》在一篇悼词中称：“英国人民对这位伟大的美国公民的恩情是报答不尽的。”⑥在德国，马汉的书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视，他形容自己阅读《海军战略论》的心情时说：“我不只是在阅读这本书，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舰上时，它一直是我的案头书。”⑦在日本，马汉的《海军战略论》被列为日本海军军官的必读书之一，人手一册。日本政府还频频与马汉联系，就日本的海军发展征求马汉的意见。日本政府还试图聘请马汉为日本海军的特别顾问，遭马汉拒绝。大概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马汉本意是为美国政府写的著作，起初反在美国“反应迟缓，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强”。⑧
尼赫鲁主政时的印度外交战略
1912年，22岁的尼赫鲁回到印度，投入国大党领导的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此时的尼赫鲁在思考印度未来命运时，不可能不从麦金德和马汉的地缘政治视角中看到未来印度面临的真正危险并对印度未来可能出现的“销声匿迹”的前景充满忧虑。
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纪入侵印度的势力多来自北边帕米尔高地。他们横越伊朗高原进入印度有两条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兴都库什山高耸而窄狭的山脊，沿喀布尔谷（Cabul Valley）下来，穿过尽头的开伯尔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经过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gar），绕过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峡（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紧靠印度河东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从海边一直伸展到离喜马拉雅山不远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线和开伯尔的路线在旁遮普的前厅会合成为一条路线，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脉之间留出来的正是这条路。路的尽头屹立着德里。”⑨正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英国人占领印度后，发动了三次阿富汗战争以巩固印度北方防线；同样也是为了牵制印度，英国人在印度独立前夕，将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去，而从中亚进入印度的关键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内。近代入侵印度的势力则是不定期地来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后，它的国防重点逐渐南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指出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和英国在印度安全防务的特点，他说：
印度的陆上边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⑩
与马汉同时代的陆权理论的开山人物哈·麦金德也有同样的论述，他写道：
印度、蛮子(11)（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12)
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13)
我们看，印度北边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脉，扎格罗斯山、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一线是难以翻越的屏障。中国西藏与印度北部大部分接壤地形，北高南低近乎垂直，可用“危乎高哉”来形容。除藏南地段，没有大部队南北直线自如运动的条件。正因此，几百年甚至近千年间罕见有南方印度大规模挥师北上成功和北方中国中原汉族政权南下得以长期占据的先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中国“这个地区被从喜马拉雅山和西藏一直伸展到新疆和蒙古的广阔沙漠和山岳地带的一条屏障，同大陆心脏地带完全隔绝起来。……缅甸和印度支那的山脉一直延伸到海上，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竖起一道阻断接触的大障碍。佛教从印度取道新疆和泰国才到达中国这一事实，说明保持直接接触的困难。在它们的全部历史期间，这两个东方文化中心彼此一直相当地隔离着，它们仅有的接触一直是文化性的和精神性的”。(14)
潘尼迦(15)是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尼赫鲁派他来做驻华第一任大使，就是因为潘尼迦认为独立后的印度的国防安全重点应在海洋。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潘尼迦出版《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一书，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印度未来的危险来自海上。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16)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17)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18)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19)
潘尼迦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20)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独立，1950年1月26日建国，当年4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中，印度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为什么当时尼赫鲁要和毛泽东结好，因为印度北边要稳定。显然尼赫鲁采纳了潘尼迦的建议。潘尼迦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要在印度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印度洋的制海权从英国手中转到美国手中，印度当对海上安全保持警觉。潘尼迦提醒尼赫鲁：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21)
令人敬佩的是，潘尼迦发表上述见解的时间是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最吃紧的1962年。而持这种观点的潘尼迦又能被任命为首任驻华大使，(22)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面临的“要么有声有色”、“要么销声匿迹”的前途及与此相关的安全大战略的考虑有关。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在中印边界冲突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潘尼迦（1963年12月10日）和最理解他的尼赫鲁（1964年5月27日）相继逝世。此后，中印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冷淡下来。
尽管有1962年的冲突，但尼赫鲁的南向战略并没有为后来的印度政治家所改变。1999年，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23)
尼赫鲁的悲观判断部分应验
尼赫鲁是成长于麦金德陆权和马汉海权理论风靡及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高峰时代的思想者，他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对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的理论，尤其对是其中关于印度次大陆地缘政治意义的分析了然于胸，(24)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对印度独立后的国家安全的深深忧虑。实际上，在“有声有色”和“销声匿迹”的两难判断中，尼赫鲁最担忧的是后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完整统一且有独立性的印度对于某些大国控制印度洋是不利的。
1944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对印度前途所表达的悲观判断很快就得到部分应验。1947年6月，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前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同意印巴分治。这导致巴基斯坦于当年8月14日独立，斯里兰卡于次年（1948年）2月4日也从印度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这样既保留了印度的“大国”地位，又可以从南北两面牵制印度的崛起。将斯里兰卡分出，限制印度南向印度洋发展；把巴基斯坦从印度北方划分出来，目的是为了将印度的力量引向北方。
但这只是印度“销声匿迹”过程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南端和斯里兰卡北端之间出现泰米尔猛虎组织发动的“独立”运动，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出现亚齐独立运动，这也是西方人留的伏笔。凡是地区性的分裂势力，后面必然有大国的全球谋划和安排。巴拿马、埃塞俄比亚、厄里特里亚、吉布提等都是这种安排的结果。在世界有重要地缘政治利益的地方划出小国，这是大国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手段。条件成熟的话，印度南边和斯里兰卡北面再生出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看，位于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25)也会有同样的结局。马六甲海峡东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来亚齐，这有利于一些大国实现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一样，亚齐有一个“自由亚齐运动”组织，主张以暴力手段争取亚齐独立。(26)尽管目前亚齐独立运动和猛虎组织与政府达成某种合解，但它仍是欧洲为重返亚洲随时都可以激活的“冷子”。
西方人的国际政治贯穿着精细的地缘政治安排，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做但一定要懂，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1773～1859）说：“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为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27)西方人擅长用搭积木而不是砸积木即打倒和消灭对手的方式构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块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对手却动弹不得。如果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是威灵顿公爵（1769～1852），那么埋葬拿破仑法国的却是设计维也纳体系的梅特涅。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28)不能消灭，那只有消解其能量，转化矛盾的性质。化解而不是消灭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国在离开南亚时将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注释：
1.［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7页。
2.［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引言》，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页。
3.9.13.［英］哈·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134、96、95页。
4.～8.转引自［美］罗伯特·唐斯：《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缨军编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51～53页。
10.［美］马汉：《海权论》，第218页。
11.蛮子，系对中国南宋王朝的蔑称。
12.［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1页。
14.［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1965年，第75页。
15.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曾于1948至1952年任印度驻中华民国大使、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1952至1953年任驻埃及大使，1956年至1959年任驻法国大使。
16.～21.［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德隆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2、81、87～88、87、89、83～84页。
22.在1948年至1949年期间，潘尼迦是印度驻中华民国的大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蒋介石逃往广州前通知各国使节撤往广州时，印度大使潘尼迦拒绝撤走。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随后，中印两国正式建交，潘尼迦便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印度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任期从1950年至1952年。虽然是短短的两年，但这是中印建交的最初阶段，为中印关系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3.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9, pp.265-267.
24.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对麦金德“心脏地”“边缘地”理论作了介绍并认为有“部分真理”。参见［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716～717页。
25.亚齐（Aceh）是印度尼西亚最西部的一个省，面积5.7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其中穆斯林人口占90%。
26.1976年12月，一些反政府人士开始利用亚齐经济凋敝、人们生活贫困等因素，与中央政府进行武装对抗，并成立了“自由亚齐运动”，要求在亚齐成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印尼历届政府都坚决反对亚齐独立，并对其武装进行军事打击。2005年8月印尼政府和亚齐分离主义人士，在芬兰达成和议，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2006年7月11日，印尼国会通过了《亚齐自治法》，赋予亚齐省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权。
27.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28.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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