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印钞票消费——中国制造”的世界运行模式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国内实际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在哪里等诸多重大问题就出现了。
万变不离其宗，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之精髓是可信赖的。无论世界怎么变化，中国的基本国情、文化根基和发展道路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中国仍然只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经济强国。那么，在旧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已然出现窟窿，但还没有摇晃乃至颓丧，新的体系还在酝酿之中的历史关口，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离不开“向改革要效率、从开放谋动力”的根本思路。国内的深水区改革已经启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社会的生态。开放的大战略布局也已经拉开了帷幕，构建怎样的开放新体制的框架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开放面临的内外部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一方面，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发动新一轮的贸易规则竞争，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先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然后试图通过“二次入世”提高制造的成本和价格。美国本身也在实施再工业化和能源革命战略，力图恢复美国制造的辉煌并保持消费大国和资源大国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既面临着劳动力红利难以为继的问题，也面临着巨大产能过剩的问题。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低于72%~74%的“合意”区间15个百分点左右。同时，中国又累积了4万亿美元的庞大的外汇储备。
在总体上，中国开放经济体制的升级版应该是一个全球再平衡的框架。不是单个产业链环节的突破，不是单纯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升级，也不是和某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升。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我国的对外开放能力。所以，在世界的版图上，要开拓新的合作方式和合作区域。
其次，新的开放经济体制应该是一个立体战略框架。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主要是依赖于优质而低廉人力成本能力集聚的势能单向梯度的开放战略。所以，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积累，中国仍然保有一定的成本优势，除此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两个能力的积蓄：门类齐全的工业产能、较为雄厚的资金能力。
从国内来说，新增加的两个能力也许反而成了负累，但是，放在全球的能力配置角度来看，却可以成为能力优势、势能高地。新的开放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驾驭这三种能力，全面发力，形成立体的战略框架。
总结起来，建立中国新的开放经济体制依赖于成本、产能和资金三种能力，与此对应的是建立三个功能平台：实体经济平台、国家开发署平台和新金融体系平台。要维系这三个平台的功能发挥，还需要两个支持性平台：国际人才开发平台和风险防范与管理平台。如图体现了我们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新的开放经济体制框架。
国际开发署平台
国际开发署平台战略不同于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对外投资战略。美国的国际开发署经验表明，成功的国际开发署平台战略可以带来国际影响、道义、经济与政治多方位的丰硕成果。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国际开发署平台战略，实现了富余产能转移、加强盟友关系、遏制苏联影响多重目的。
国际开发署平台是一个多重目标复合的战略性平台。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匹配的国际形象不仅仅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需要是“善意”的大国。构建中国国际开发署平台是加强我国软实力、巧实力的重要途径。国际开发平台的终极指向是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谋求全球福祉。与此同时，国际开发署平台也可以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可以在全球政治布局、经济利益和文化传播诸多方面有所作为。
国际开发署平台战略不同于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对外投资战略。国际开发平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是体现国家全球政策的载体；（2）经济利益不是首要目的；（3）服务于开发国的民生与经济社会福利是国际开发平台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基；（4）建立、促进与开发国的伙伴关系，形成通向其他领域的通道是国际开发平台的重要使命。
美国的国际开发署经验表明，成功的国际开发署平台战略可以带来国际影响、道义、经济与政治多方位的丰硕成果。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国际开发署平台战略，实现了富余产能转移、加强盟友关系、遏制苏联影响多重目的。实施了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复兴欧洲；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四点计划”；对日本、菲律宾、印尼等亚洲国家的援助；1954年开始的“粮食换和平”项目、1961年开始的和平队项目、1969年开始的泛美基金会项目和1980年开始的美国非洲开发基金会项目，这些项目至今仍在运行。
自冷战结束到小布什时期，经历了“支持东欧民主”专项账户、克林顿八年任期内没有作为，到“9·11”爆发小布什把发展与防务和外交并列为国家安全的三大支柱(3D 战略)。奥巴马上台后，改变了小布什“军事化”的倾向，提出“通过民事力量去领导”（《四年外交与发展评估报告》，“QDDR”，2010年12月）。把发展资源集中在六个主要领域：粮食安全、全球健康、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民主和治理、人道主义援助。
新金融平台
总体上，对中国金融平台建设的建议可以概括为：利用好现有的“大”、“小”平台；果断但须稳健地推进平行体系中新平台的构建，并在不断的试错、博弈、合作、相互融入中逐渐成为主导者。
新金融平台战略要解决的是我国资金能力的全球优化配置问题。这是一个更具有世界意义、更具有长远影响的关键问题。在将来，中国不仅要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优化配置资金，也将依托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等构建平行的新国际金融体系。
平行的金融体系不仅具有深度促进全球开发战略、转移产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为新兴经济体金融稳定保驾护航的作用，构成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借由金砖开发银行等新的平行金融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将会得到很大的扩展。金砖银行参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形成统一的金砖国家的清结算系统、一揽子货币或者基于特别提款权的货币机制等都可以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途径。
现有世界体系中最具世界性的金融平台是美、欧主导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一个层次的是区域性的跨国合作金融平台，典型的是区域性的开发银行，如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开始的欧洲债务危机的大历史背景下，整个世界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开始深刻怀疑、认真反思。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新兴世界力量，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应该着手构建一个也许是小的平行世界体系。在这个平行体系中，金融平台起着先导、连接、支撑和持续推动的作用。而且这个平台自身也将不断地演化，并最终有可能形成新兴世界极有力的后盾。
总体上，对中国金融平台建设的建议可以概括为：利用好现有的“大”、“小”平台；果断但须稳健地推进平行体系中新平台的构建，并在不断的试错、博弈、合作、相互融入中逐渐成为主导者。
利用好“大”平台就是仍然要沿着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IMF中的投票权的思路，努力提升中国在现有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和谈判地位。
利用好“小”平台，主要是指中国在已参与的区域性发展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等）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利用现有的小平台，将一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出去。同时，对于拟将建设的区域性金融平台，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同样要以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角色稳步推进。
“平行体系新平台”主要是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及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金砖发展银行首先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新兴市场经济资金与本身开发之间的错配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落后的状态。即使在金砖五国中，印度、巴西的基础设施不健全、落后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制约它们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更不用说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了。
仅仅依靠现有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很难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在资金的数量上不足。目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量大约为每年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等全球性金融平台能够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私营部门的投入总和大约为15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仅仅有1/5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要求得到满足，有约8000亿美元的缺口。
第二，“华盛顿共识”条件的严苛，使得很多国家的项目很难得到世界银行等全球性金融平台的资金。另外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又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金砖五国的国际储备就已经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这些国际储备，在现有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大量地涌入美国，购买美国国债，驱使美国国债收益率边际减少。也就是，新兴市场的巨额外汇储备实际上就以很低的价格借给美国。矫正这个资金配置扭曲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新兴市场依托于自己的巨额外汇储备（经常项目盈余）给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融资。在理论上，只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美国国债，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得到了提高。
对中国而言，可借助金砖发展银行而达到的利益目标包括：（1）包容性发展、责任共担、持续发展的中国理念将会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对中国的软实力、国际影响、世界地位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2）借助于金砖发展银行在全球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中国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海外市场，同时将富余的生产能力转移出去。（3）借由金砖发展银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金砖发展银行在中长期上看，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在于建立金砖国家的国际贸易结算和清算中心。对中国而言，金砖发展银行短期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于转移富余生产能力。但是，在中长期的视野中，金砖开发银行不会仅仅局限于开发性金融，而有潜力演化成更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基础设施。目前，金砖国家都没有自己独立的结算系统，清结算必须要通过美国。在金砖开发银行的基础上发展出金砖国家之间的独立于美国的清结算系统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对美元的依赖，降低各国贸易的成本。一旦这个独立的清结算系统建立起来了，无论金砖发展银行是采用基于特别提款权（SDR）、五国货币一揽子货币还是以其中一国货币（最大可能是人民币）作为媒介，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都会有巨大的实质性帮助。
但是，必须要看到，金砖开发银行毕竟只是一个地理位置极其分散、共同利益并不十分牢固、相互之间制衡与依赖并不十分彻底的全球性合作组织。风险必然存在，前途也许会崎岖曲折。最主要的风险是一些受援助国家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当平行体系能够真正运行的情况下，对现有的体系构成真正的竞争时，一些容易受到外来势力影响的国家，其政治风险可能会增加。另外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是金砖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失衡。金砖开发银行目前的稳定结构是建立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但是，这样的结构是否会一直保持呢？如果这样的结构失去了平衡，金砖开发银行这个新的平行体系是否还能够持续呢？新的参与者的加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G20的其他国家，比如韩国，加入之后的治理结构应该如何设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实体经济平台
中国的外贸战略可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脱离不了制造环节。原有战略的升级，至多就是在制造的细分环节上升级。受制于美国的新的贸易竞争策略，中国的外贸战略升级只能将目光投向其他的区域。
实体经济平台首先是基于成本能力的外贸战略升级。在全球产业链上，中国基本处于制造的环节。这意味着受到“两面夹击”。“左边”是资源国家，作为供给方提高资源价格。“右边”是消费国，受惠于竞争，享受着低廉的价格。
中国的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资源国。从人均财富以及收入不平等角度来看，中国成为消费国家似乎也不切实际。尽管很多国际国内的学者建议中国要从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认为那样才会持续增长，但这是一种误导性的简单思维，对中国很难有实效。中国的外贸战略可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脱离不了制造环节。原有战略的升级，至多就是在制造的细分环节上升级。受制于美国的新的贸易竞争策略，中国的外贸战略升级只能将目光投向其他的区域。
实体经济平台还包括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以及相应的配套性辅助平台。实体经济平台的战略性任务是输出中国的富余产能，使过剩产能从负担变为正资产。
第一，向西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亚逐渐成为中国的战略腹地。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已经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亚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能源供给和中国边疆安全保障。从全球的势力平衡的角度来看，中亚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枢纽，具有全局性的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而新疆是中国通向中亚的桥头堡。新疆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之间的协调是我国未来西向实体经济平台战略的核心环节。西向战略的关键契合点在于，中国是中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的理想市场。
第二，向东南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前，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向南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向东北推进中韩自贸区建设，向中东推进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自贸区合作。
第三，向更远的区域拓展。非洲方向，继续深化官方开发援助（ODA）等参与方式，建立起牢固的“基础设施建设交换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拉美方向，2014年1月，包括所有拉美和加勒比33个国家在内的拉共体（CELAC）第二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支持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的特别声明”。2010年起，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拉美第三大出口市场。双方之间的经贸合作也明显地由贸易主导转向贸易和投资并重。2011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为540亿美元，拉美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对外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欧洲的纵深方向。中国倡导的“16+1”机制，作为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与贸易合作的平台，虽然建立仅有两年多时间，但是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推进全方位的开发战略。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全力推动各种规格自贸协定谈判。中国应该主动回应参与高标准自贸区建设，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积极主动对接新贸易规则。在多边方向上，还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政府采购协定、信息技术协定等谈判，加快环保、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
强调国际合作，不能单靠企业自身或一国政府解决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解决。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国际性公约谈判，建立一套保护海外投资的国际法律体系。
中长期的人才战略规划应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全局性是指人才政策通常与教育、移民、科技等各部门政策紧密相连；综合性是指人才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开放性是指不仅面向本国国民，还面向世界其他国家人才制定相应的政策。
关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风险防范和管理平台建设，我们的几点建议如下：（1）建立大型对外企业和组织的风险管理体系，在微观主体层面夯实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大中型企业采用“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小组”模式，独立于管理层的日常运作。（2）在行业层面、跨组织建立高效的境外投资合作风险预警系统，完善境外安全风险预警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3）充分发挥国内外保险机构等中介机构专业性风险转移作用，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分担和转移风险。（4）强调国际合作，不能单靠企业自身或一国政府解决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解决。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及国际性公约谈判，建立一套保护海外投资的国际法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