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提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故此，笔者判断明年增长目标极有可能下调至7%。
进一步，如果将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放到更广泛的视野分析，笔者发现金融危机来，不仅中国经济出现了这样的新常态，全球经济也有步入了一个新常态阶段，突出表现是全球经济增长整体低于危机之前，且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为各国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新常态需要有新视角。例如，虽然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有所下滑，但在全球范围表现仍然较好，是新兴市场国家增长的龙头。而在全球结构性改革缓慢推进的过程中，近两年中国加快改革的行动其实是十分不易的。
故从这一角度而言，虽然短期内中国增长出现下滑，但不宜过度悲观，需要以新心态适应全球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呈现弱增长格局，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增长龙头
相比于危机之前(2006-2007年)全球经济5.5%以上的增速水平，当前经济虽然已经有所好转，比危机前增长仍下降约两个百分点左右，呈“弱增长”的格局。实际上，IMF在10月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已经下调了全球增长预测，突出了复苏态势不稳、地缘政治较大等不确定因素，并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3.3%、3.8%。
具体而言，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仍将是发达国家增长的龙头。不难注意到，当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的诸多利好的迹象：如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4.6%、3.5%，10月失业率下降至5.8%，经济与失业两大指标均有所好转。基于经济向好的态势，投资者甚至有观点认为此轮美国复苏正逐步达到“逃逸速度”——即令市场对未来做出良性预期，经济复苏得以自我加强并进入持续复苏轨道的速度。当然，笔者并不如此乐观，但基本认同可以恢复危机前2-3%的增速。
相对而言，欧元区经济仍面临不少困境，诸多经济指标显示其有步入“日本化”的趋势，包括经济疲软，通缩严峻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前表现相对较好的欧元区经济火车头德国，如今也遭遇重创，8月出口额萎缩5.8%，创2009年1月以来最大跌幅。因此，笔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前景不确定较大，相对于危机之前整体经济增长3%以上的增速，不难想像，这样的情景很难再现，更坏的情况是重蹈日本覆辙，增长停滞与通缩加剧。
日本方面，今年二季度日本经济下滑7.1%，降幅创2009年第一季度新低，使得安倍经济学遭遇了消费税上调之后的重大挑战。此外，今明两年仍有决定安倍经济学能否有所成效的多个关键点，如9月的内阁洗牌、日本央行可能扩大超级货币宽松规模、以及日本是否再次上调税率等等，增长仍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经济新常态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明显分化，整体增速比危机前8%以上的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增速回落至原增速的一半是大概率事件。
以金砖国家为例，印度今年二季度经济增速为5.7%，是少数表现不错的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有效的政策和信心的回升。俄罗斯与巴西经济着实令人担忧，其中，俄罗斯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所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巴西方面，相比于危机前如2007年高达6%以上的增长，如今已陷入负增长阶段，二季度巴西经济同比增速仅为-0.9%，环比-0.6%，已经陷入衰退。
相比之下，中国仍然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亮点。虽然正如习主席在APEC主题演讲中表示的，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应对短期经济增长下滑，决策层反应及时，先后推出两轮政策应对，如5月的定向降准降息、9月底推出的改善型住房信贷支持。在此作用下，自10月以来，房地产销售回暖明显。由于房地产是决定今年经济走势的关键，一旦房地产市场企稳，将有利于带动明年初房地产相关投资、消费，帮助经济在明年企稳。
此外，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消费，特别是农村消费的快速增长也成为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下滑的一大亮点。如此说来，全球经济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风险仍然低于其他国家，是带动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龙头，不应以悲观的心态看待这种增长放缓。
二、诸多国家需要结构性改革，但中国改革推进的步伐已在加速
稳增长与调结构历来是政策平衡的焦点。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还有一个明显特征便是未来一段时间，结构性改革将是各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例如，当前发达国家的增长虽然有所恢复，但主要是靠全球流动性宽松取得的，诸多国家的结构性改革进展仍旧有限。而几轮新兴市场动荡都说明了不少国家仍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在笔者看来，判断未来全球经济能否重新走向繁荣阶段，结构性改革是否加速推进无疑是重中之重。
具体来看，发达国家中，当前美国经济虽然有所起色，但主要得益于量化宽松政策推动的资产价格上涨，结构性调整进展缓慢。例如，美国主要依靠房地产实现复苏，美国生产效率提升有限，高消费、低储蓄没有明显改观，制造业占GDP比重仍处于低位，医疗负担沉重更加恶化等与危机前表现相似。
因此，笔者并不认为未来美国经济的复苏是强劲的。鉴于耶伦思路越来越像格林斯潘靠拢，甚至试图通过货币政策代替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充满风险的。在此背景下，笔者很难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承受过紧的政策环境，预计加息最早也要到明年年底。
相对而言，欧元区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长路漫漫，特别是鉴于当前欧洲经济通缩与经济低迷共存的特征，笔者认为欧元区日本化趋势可能难以避免。支持笔者做出上述判断的更深层原因很大程度上还有欧元区结构性矛盾，如欧元区劳动力市场体制僵化，欧元区的高福利与高税收广受诟病，以及内部缺乏单一主权国家的共识等等，而毫无疑问，上述结构性改革能否加快是决定欧元区走势的关键。
当然，新兴市场国家改革似乎更有必要。从历史经验来看，几轮美元走势的急速变化，新兴市场国家都出现了危机。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拉美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实都与联储的紧缩政策有关。而在近期美元趋势性走强之际，部分新兴市场国家也出现了资本外逃和本币贬值的压力。而上述危机的爆发都说明结构性改革的滞后，因此，如果美联储加息的时间晚于预期，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抓紧结构改革的窗口期，加速调整，以防止资金快进快出对经济体的冲击。
而在全球结构性改革缓慢推进的过程中，近两年中国加快改革的行动是十分不易的。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重头戏财税体制改革启动，包括《预算法》的修改已经通过，关于地方政府发债的限制也被改写，都有助于优化国家治理，化解债务风险。此外，金融改革、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也在加速。明年国企改革这一改革深水区，也有望成为明年改革落实的重点。
如此看来，后危机时代，全球与中国经济都已经步入了新常态阶段。虽然中国短期经济有所下滑，但在全球范围内仍是亮点。结构性改革也在持续推进，好于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而言，笔者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持过度悲观的看法大可不必，以新心态应对新常态是必要的。
三、新常态下，增长或许将为改革让度更多空间
当然，考虑到未来海外经济的不确定性与未来艰巨的结构性改革任务，笔者认为增长空间需要进一步放宽。正如习近平主席在APEC演讲中所提，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笔者判断明年增长目标有望下调至7%，低于今年7.5%的增长目标。
而展望更长一个阶段(如至“十三五”时期)，笔者建议，未来几年将GDP目标管理引入底线思维是可以考虑的，即在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政府对增长的底线传达给市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政策频繁波动，为改革争取最大空间，也可以起到预期引导效果，让各级政府工作仍有的放矢。
当然，底线在哪里是值得探讨的。从技术角度而言，考虑这一问题的思路是根据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确定底线。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预计，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6.2%左右，低于“十二五”的7.6%。复旦大学张军教授预计未来二十年，中国无法维持过去三十年TFP平均4%的增速，实现TFP年均2-3%的增长尚属乐观，预计GDP的潜在增长率落在大约7-8%范围内。
而从实践的角度而言，采取谨慎尝试的方式或许更具有可操作性，毕竟从实践来看，中国增长从两位数回落至个位数进而降至7%左右从未出现，可以根据不爆发大规模失业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底线，谨慎尝试。
例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便提及7.5%的增长目标是考虑到新增就业，消化产能，避免债务危机，兼顾地方政府财政等诸多因素做出的，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笔者看来，即便当前经济跌至7.5%以下，上述悲观情况也未出现，为调低目标提供了依据。
当然，更多地技术性的讨论可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充分细致地展开。在笔者看来，鉴于全球增长弱复苏格局已经形成，且改革任务十分艰巨，未来几年增长底线下调可以更加大胆一些。
正如笔者早前文章《GDP目标6.7%又何妨？》中所提，考虑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比2010年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前几年这两个指标的高速增长为接下来几年完成目标赢得了时间，如从GDP增速来看，2011-2013年增速分别为9.3%、7.7%、7.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9.1%、9.8%、7.6%，接下来7年GDP只要保持增速6.7%、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速只要保持6.5%便可以实现，空间仍然不小。
当然，GDP增速为6.7%底线的提法目前看来仍然普遍低于市场预期，但由于其并非预期目标而是政策操作底线，笔者相信大概率事件是增长在此底线之上，而此时宏观调控政策便可以减少动作，为改革创造相当大的空间。而一旦目标有跌破风险，也可迅速行动，而市场预期一致，也会有力地避免延误最佳政策时机。如此则目标清晰，无论从操作层面还是引导预期层面，都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