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乌克兰危机导致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全面提升强化与中国的经济乃至军事合作关系。最近，中国总理李克强访欧行程中与俄罗斯达成的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使得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合作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中俄结盟与否，就再次成为国内外舆论场的热门话题。
中俄之间全面合作关系的提速，在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二者“结盟”关系的形成。解读的依据很大程度上在于认为中俄为了应对甚至对抗特定的第三者，所具有的战略接近的内在需求。一方面，俄罗斯存在通过强化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关系，来应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制裁的战略支持需求，另一方面，其似乎也反映了中国为了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的内在需求。
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与决策者眼中，对“抢占”了乌克兰追求独立和追求民主权力的俄罗斯实施包括经济在内的全面制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发出一个明确的警示信号。一旦中国试图通过武力对实现了民主制度的台湾脱离中国进行干预，或者中国与有领海领土争端的民主国家发生武力争端，美国及其盟国将不惜通过“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式的经济制裁来对中国实现打击。也就是向中国展示美国捍卫“民主体系”的决心，中美之间强大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并不是中国的“护身符”。这种情形下，中俄之间的全面接近，就更容易被理解为“抱团取暖”和“各取所需”式的“结盟”关系的形成。
表面上来看，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经济制裁，似乎是出于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侵略而实施的惩罚，姑且不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多大程度上包含了出于保护自身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而被迫应对的合理成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作为全球超级大国之一，是第一个被全球最大的军事政治同盟体系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这很有可能就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为了维持自己固有的霸权利益、先发优势乃至意识形态，将不惜采取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应对与干预手段。
显然，全面的长期经济制裁，更容易从根本上削弱甚至打垮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更容易实现军事和政治制裁手段无法达到遏制一个国家发展机会的战略目的。这才是值得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高度警惕的。因此，在这种全球可能兴起的新干预与新压力格局下，全球的“发展同盟”将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具有共同发展利益诉求的国家，将“抱团取暖”来应对自己国家发展进程中被外部势力挤压或阻断的可能风险，另一方面，“抱团取暖”将会创造出“搭便车”类型的发展机会，有助于那些本身市场空间狭小、在发达国家竞争优势挤压下的发展中国家获得额外的经济发展空间。
客观来看，中俄之间的“自然的邻居和盟友”式的新型“发展同盟”关系，并非追求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的最大交集，也不是追求对抗某个特定第三国的最大交集，而是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两个层面的最大交集。
依笔者所见，最近中俄之间逐步开展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全面合作，实质上是力图创建一种全球经济发展与地缘政治新格局下的新型“发展同盟”，其既不同于已有某些国家主导和力图维持的“霸权同盟”，也不同于某些特定国家之间为了自身利益针对第三方而制定的“军事同盟”，更不同于那些基于某种特定选举民主制度的“价值同盟”。相反，“发展同盟”是一种具有包容性、开放性、非排他性的“准结盟”关系，主要强调不同价值观类型、不同制度、不同发展层次的国家之间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发展的共同需求，组建而成的一种“机会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全球多极化格局下的中俄关系
发展权对一个国家而言，究竟有多重要，当今的世界却对之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认知。从国家层面来看，发展权、人权、价值观选择权、社会政治制度选择权、地缘政治安排权乃至军事自主发展权等等，这些均是一国权力的核心多维度变量，然而，这些不同层面的权力中究竟哪种是一国最为基础的决定性权力，当今的世界对之存在似乎不可调和的分歧与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人权、价值观权是最为基础的国家权力，人权、价值观权、社会政治制度权高于发展权，即认为存在如下的国家发展逻辑：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该逻辑的实质就是只要选择好一国的价值观，就必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发展权是一国最为基础的决定性权力，发展权优先于人权、价值观权、社会政治制度权。
该逻辑认为存在如下的国家发展逻辑：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制度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观，本质上就是认为一国只有经济先发展起来，才具备构建更好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条件。而且一国的价值观不是轻易可被复制的，与本国特定历史传统文化不可割裂。
中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新型“发展同盟”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中俄这两个新兴大国乃至各自作为全球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21世纪的人类新纪元下，对如何确定全球政治与经济治理机制乃至国家发展模式的理解和共识。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双方均认为发展权是国家的基础权力，就是要尊重人人有饭吃的发展权利。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来逐步实现国家人权和社会制度体系的进步，是一国发展进程中不可被扭曲或逾越的渐进过程。那些认为人权高于国家发展权，或者将人权和国家发展权相割裂甚至对立的逻辑，本身就是对国家发展因果关系的倒置或扭曲。
从国家发展道路角度来看，双方认为一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模式是与该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现有的社会阶层与民族架构条件紧密相关的。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统一标准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应该有多元化的发展模式，任何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均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例外论”，概括讲就是“鞋穿在自己脚上，合不合适自己知道”的逻辑直白。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双方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任何矛盾和冲突，应该由涉事的双边国或多边国，通过构建发展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命运共同体来解决，通过建立互利共赢、互谦互谅的和平方式来解决，而不应有带有特定自身利益目的的第三方“拉偏架”式的掺和。并且，将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国与国之间领土领海冲突中的历史因素对立起来，从长期来看，这并不能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由于长期历史原因形成的领土领海纠纷的最终解决。中俄之间纠结着复杂历史因素的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就深刻体现了这种包容式的和平解决逻辑的合理性。
从军事合作关系角度来看，双方均认为不应该设立针对特定第三方的军事联盟。中俄之间进行军事贸易和合作关系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双方捍卫全球和平和发展这个大局的能力，提升捍卫作为新兴发展大国自身正当发展利益的能力。
实际上，中俄均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逐步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形下，构建以军事和政治为主的同盟体系已经不合时宜。中俄之间的新型“发展同盟”，在很大程度上要超越既有传统的“军事与政治”结盟关系的内涵，从而引领21新世纪中的国与国之间新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从而最终促进全球包容性的、平衡性的、具有和平性质的世界大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在外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发展同盟”的内涵有可能被扭曲。不可忽略的是，是相对实力逐步走向衰弱的美国试图重构的“霸权同盟”以及“军事同盟”，催生了中俄之间的“发展同盟”的提速。因此，美国试图通过军事和地缘政治手段来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的动机越强，“发展同盟”被扭曲性地赋予“军事和政治同盟”内涵的可能性就会逐步增大。
作为引领21世纪的中俄新型“发展同盟”，就是要顶住并克服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发展同盟”向“军事和政治同盟”转变的诱惑力，真正将引领和保护全球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制度发展的共同需求，作为维持“发展同盟”存在和壮大的唯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