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务卿克里：
谢谢。十分感谢你，纳泽（Dean Nasr）院长。我有幸很早就认识瓦利(Vali)。我在参议院工作期间，他就是一位十分重要的顾问。我记得，早年在为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特别是阿富汗问题工作时，来到国务院与他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等人会见的情景。瓦利，谢谢你的莅临。感谢你为SAIS贡献你的智慧。
十分、十分感谢SAIS全体人员使我今天有机会来到这里，与你们谈谈涉及与中国的这种特殊关系的一些想法。这是很重要的关系。我很高兴来到这里，眼前有很多移动设备。（笑声）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可以告诉你们，2004年我竞选总统期间，从来没有在讲话的时候面对这种长方形设备一字排开的阵势。（笑声） 那时候往往只有一个人，就是对方人员听你说的每一句话，为的是给你找麻烦，如果你没有自找麻烦的话。
无论如何，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准备动身了。实际上，我会直接从这里前往机场-- 按照国务卿经常性的出访规律 --今晚前往巴黎（Paris），明天举行会晤，然后去北京、马斯喀特（Muscat），讨论伊朗核项目问题，再回到北京出席与中国政府的双边会谈，然后返回，可能回到华盛顿（Washington）。但现在很多情况都没有定，很难说到哪里。所以我很高兴有机会在动身前与你们大家谈谈实际问题，谈谈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所学院由保罗·尼采（Paul Nitze）和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 Hert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期间创建。我很自豪地说，两人都来自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笑声）他们能够--你们已经读到有关他们的报道，他们有过人的睿智，即使在那个年代就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政策的制定者也必须随之作出改变，不仅需要跟上潮流，而且需要引领大势，提出自己的远见卓识，能够高瞻远瞩，认识到美国怎样才能保持强盛，发挥领导作用，引领其他国家，与其他国家共襄盛举，日益促进其他国家发挥自主能力。我们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这样做了，你们很多人都可能知道，当年这个计划很受欢迎，成功地帮助各国进行重建，建立了民主政体，指出了新的方向。
此后70多年来，全世界简直毫无疑问地以超出赫脱和尼采想象的方式继续发生变化。我可以说，尽管宗教问题、激进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成为头条新闻，构成了种种挑战，但形势已经向着更好的方向转化。无论如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恰恰是因为这些有志之士进行了如此认真和创造性的分析工作，如同他们相信和希望的那样，实际上为世界变得更自由、更繁荣和更人道产生了影响。尽管有这些头条新闻，一些地方仍存在紧张局势，但世界的确已经如此。
美国伟大的哲学家约吉·贝拉（Yogi Berra）曾说过，“预测是很困难的工作，尤其是预测未来。”（笑声）他的确这样说过。（笑声） 我知道，对未来进行预测显然一贯存在风险，但我两项预测很有把握：亚太（Asia Pacific）是全球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而且美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与这个地区有紧密的关联，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
8月份，我从缅甸和澳大利亚访问回来后，曾在夏威夷（Honolulu）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发表讲话，谈到欧巴马总统向亚太再平衡的问题及我们高度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的长期联盟关系，以及我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东南亚国家蓬勃发展的关系。我在当时的讲话中谈到体现再平衡战略的4个具体机会，或者说是希望实现的目标。
首先，开创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机会，其中包括最后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而且也是美国与其他太平洋国家联系在一起，同心协力实现共同繁荣的战略机遇。其次，推进清洁能源的革命有助于我们战胜气候变化，同时为全世界各经济体发挥激励作用。第三，增进该地区的各项机制，加强有助于促进该地区以规则为准绳和实现稳定的惯例，从而缓和紧张关系，促进地区合作。第四，倡导亚太各地人民在获得尊严、安全和机会的环境下生活的自主权。
这些都是我们再平衡的目标。这些都是我们正努力追求的目标。我们正与亚洲各地的盟国和伙伴共同努力。这些都是下星期总统将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会议及此后在缅甸举行的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期间与其他领导人进行讨论的目标。
再平衡的目标并不是影响某一个国家的战略举措，也不为了左右人们的行为，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邀请，希望各国加入这个向繁荣、尊严和稳定进军的行列。今天，我可以重申，欧巴马政府绝对承诺努力实现所有这些目标。
毫无疑问，我们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也关系到增进美中关系。为什么？因为加强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美国和中国，不仅关系到亚太地区，而且关系到全世界。这个学院有众多出类拔萃的校友，其中之一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我们很高兴今天他也在座。感谢大使先生莅临。
大约一年前，崔大使在SAIS发表讲话，认为美中关系 “最重要，也最敏感；最全面，也最复杂；最有希望，也最具有挑战性。”所有这些特征都的确存在，但是我想冒昧地再加一条：美中关系对今日世界具有最重大的影响。确实如此。两国关系将为决定21世纪的走向产生诸多影响。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确地加以把握。这正是欧巴马总统自开始执政以来重点进行的工作。他6年多来努力进行的建设以及我们对今后两年继续进行努力作出的承诺是与中国发展重要的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他和我都与中方有关官员面对面进行了数十次会晤。正是因为如此，去年6月习主席上任后不久，欧巴马总统作为东道主主持了森尼兰峰会（Sunnylands summit）。正是因为如此，我在几个星期前邀请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大使和代表团其他人员前往我的家乡波士顿（Boston）访问。我们在那里共同度过了一天半的时间，为我们双方的关系梳理新的机会。正是因为如此，下星期我将陪同总统前往中国，踏上近两年前我担任国务卿以来第4次访问中国的旅程。
中国的面积及其经济规模以及目前正在迅速发生的重大变化意味着，从根本上说我们双方的关系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作为全世界两个大国和最大的经济体，有广泛的机会为众多的任何问题规划具有建设性的道路，从气候变化到全球贸易。而且很显然，我们这样做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为此，我们双方的关系必须得到认真的管理和指导 -- 不靠什么新的计谋，也无需故作姿态，而是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辛勤耕耘，凭借健全的外交和良好的关系。
不要忘记，不久前美中之间的联系仍然以相对狭隘的双边和地区性事务为中心。但是今天，拜双方的重点外交及欧巴马总统和习主席发挥领导作用之赐，我们两国正合作应对一些全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两国正共同努力，密切合作，要求避免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已确立的大国落入战略对手的历史性陷阱。我们正重点规划必要的步骤，保证我们不仅能够共同相处，而且相互合作。
美国的中国政策实际上以两大支柱为基点：建设性地管理我们的分歧 -- 的确存在分歧 -- 同时也建设性地在拥有一致利益的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协调双方的努力。毋庸置疑，我们非常清楚，美国和中国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政治体制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看法不同。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必须将我们的分歧摆在台面上，仔细讨论，并且管理和通过努力逐渐缩小这些分歧。坦白说，这些辩论不是公开进行，我们大部分谈话都不会见诸新闻。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每当两国领导人会晤时，都会针对棘手的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
当我们说管理我们之间的分歧时，它并不是同意保留不同意见的代义词。例如，当谈到海上安全时——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我们不会仅仅同意保留不同意见。美国不是索求方。我们对其他各方的各种领土索求不持立场，但是，我们对如何进行索求以及如何解决那些分歧持坚定立场。因此，我们对南中国海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深感关注。我们始终敦促各方按照国际法的规定提出索求，保持自我克制，和平解决分歧，并且为达成一项有助于在未来减少冲突可能的行为准则取得迅速和有意义的进展。美国将以不涉及索求是非曲直的方式，努力协助实现这种进程，因为这样做会扩大稳定和在其他领域进行合作的更多机会。
当谈到网际问题时，我们不会同意保留不同意见。我们一直非常清楚地表明，强烈反对通过网络窃取贸易机密和窃取我们公司的其他敏感信息的任何行为，不管行为者是谁。我们坚信，帮助制止这种行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外国公司对在中国投资时自己的知识产权会受到保护有信心，它们就会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如果中国显示它认真对待解决全球的网络担忧，中国的市场对国际企业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从长远来讲，如果中国企业最终发展出自己的知识财产，并且如果中国政府充分和公正地一视同仁地执法，则中国自身的企业只会走向繁荣兴旺。美国致力于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帮助建立信任，针对那些迫切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制定出共同的行事规则。
当谈到人权问题时，我们当然不会同意保留不同意见。美国将始终主张所有国家让公民能够自由、公开、和平和不必担心受到报复地表达意见。正因为这样，我们对香港的局势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权问题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尊重基本自由现在是、并且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也因为我们一再看到，尊重法治和保护人权是任何国家长期发展与稳定和受到世界尊重的根本。
我要明确一点：美国决不会回避表述我们深信的价值观，或在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盟友和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伙伴上退缩。中国非常清楚这点。但我们两国关系多年来已经大大发展和更加成熟。我们的分歧无疑会继续给我们的关系带来挑战；这在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和国家之间一向如此。但是，它们不应该——实际上决不能——阻止我们在其他领域采取合作行动。
那么这样的领域有哪些呢？大好的机会在哪里呢？ 首先是从经济开始。三十五年前，在美国和中国刚发展外交关系时，两国间基本没有贸易。今天，我们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每一年都达到近6,000亿美元。我们的相互投资达到近1,000亿美元。人们读到大量有关美国工商企业前往中国的报道，但让我来告诉你们，其实今天正在有更多的中国工商企业在美国开业。我们欢迎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为鼓励中方来这里投资做了很多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的使领馆也在为美国工商企业寻找在那边的机会作出极大努力。
即便美中两国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对方具有良好的经济状况也与我们各自的利益极其攸关。事实上，全世界都与中美两国的经济活力利益攸关。因此，我们注重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包括通过正在进行的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建立起能够更好保护太平洋两岸工商企业和投资者的行事规则，将有助双方经济继续增长和繁荣。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我们能够大大开放贸易和投资，我们两国可共享每年几乎5,000亿美元的增长。
因此我要强调：我们的共同利益不仅是在经济上，合作也不仅限于商务。随着中国向亚太以外地区发展利益，我们有机会，也有必要为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协调我们的努力。我们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所共同进行的努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联合国上周末发布的气候报告给所有人又一次敲响警钟。在这方面，科学已经是再清楚不过：我们的星球正在变暖，而且是由于我们行为、由于人类的作用而变暖。破坏已经显现出来，而且速度比科学家所预测的还要迅速和严重。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引起警觉，因为科学家预测的一切都正在出现，并且出现得更快，程度更烈。解决方案触手可及，但它们要求拿出大力、果断和立即的行动。
去年在北京，杨国务委员和我启动了美中气候变化工作组（U.S.-China Climate Change Working Group），这个工作组已经在进行试点项目、政策交流以及其他工作。我们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部长级，让我们能够持续在高层处理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我们也一直在不断进行商讨，以便确保国际社会尽一切可能，在明年全体聚会巴黎时，能够达成一项成功的大规模气候协议。我们在二月份宣布准备开展信息交流和政策讨论，以便制定各自计划，为我刚才提到的2015年联合国气候谈判确定更强有力的国内排放目标。顺便说一句，我们很快将在秘鲁利马（Lima）举行会议，作为明年巴黎会的前奏。所以这方面将会有很多努力。
明年，各国应拿出各自的国家目标，我们希望，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将有助于树立一个榜样，体现出全球领导作用和对这些目标及总体谈判的认真态度。如果共同排放量占到全球近50%的两个国家，恰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这两个国家能够走到一起，显示出认真的决心，试想那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我们两国的排放约占全球的45%，而且不幸的是还在继续上升。
因此，我们需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问题。即使美国每一个人都骑车上班，或者拼车上学，或者家里只使用太阳能——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排放减到零，如果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种一打12 棵树，如果我们设法消除了国内所有温室气体排放，你猜怎样？它仍然不足以抵消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余国家的碳污染。如果中国停止所有排放而我们继续照旧，中国也会面对同样的情况。我们会使他们的增长付诸东流，他们也会使我们的增长化为乌有。因为在今天，哪怕只有一个或两个大型经济体忽视对这一威胁作出反应，都会将其他所有地方的成果一笔勾销。
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这一威胁的紧迫性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这不仅仅是一个环境威胁，而且也是一个经济威胁，一个安全威胁，一个健康威胁。之所以也是安全威胁是因为，我们将看到在一些国家出现流离失所的难民，因为巨大的变化影响了粮食生产能力，影响了水源供应，影响了生存，而这将改变世界安全和冲突的性质。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美国和中国在全球发挥带头作用 ，通过真正的减排踏上真正的进步道路。
令人欣慰的是，共同承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给我们带来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机会之一。共同的责任可以带来共同的繁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同问题本身一样清晰。它并不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抓不到，摸不着；它就在我们眼前。解决方法就是能源政策。就这么简单。你在能源政策中作出正确的选择，你就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你猜怎样？你还恰好能让经济更上一层楼，带来数百万就业机会。你会创造出我们不曾有的经济机会，因为未来的全球能源市场将成为世界自有史以来所知的最大市场。从现在到2035年，在能源行业的投资预期将达到近17万亿美元。让美国所有人变得富有的那个市场——20世纪90年代所有人看到了收入增加， 20世纪90年代创造了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富——它是一个1万亿美元、拥有10亿用户的市场。能源市场今天是一个6万亿美元市场，拥有40到50亿用户，在未来30、40、50年里用户人数将可能增长到90亿。想想看。17万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加印度全部国内生产值的总和。通过一些明智的选择，我们能够一起确保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业中对投资最具有吸引力，世界各地的实业家可以通过发明创造有助于我们走出这种困境和让地球更健康的新方法而发财致富。
我们如果无所作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在气候和清洁能源问题上，我们两国如何发挥领导作用 -- 中国和美国 -- 或者不发挥领导作用，都会产生影响，这关系到我们能否充分利用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关系到全世界能否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对全球安全、繁荣和健康构成的威胁。
我们的合作还可以为解决核扩散问题发挥作用。中国作为5常加1（P5+1）的正式成员十分严肃地参与伊朗的谈判，我们为此感到很受鼓舞。我们十分希望美国与中国共同密切合作，最终能使北韩认识到其目前的行为没有任何出路，实现安全和繁荣的唯一道路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取得实际进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也可以产生影响。
在抗击伊斯兰国（ISIL）等暴力极端主义团伙的问题上也可以取得成效。这些团伙试图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对人民造成伤害。合作有助于为阿富汗等地带来稳定。今天，我们作为合作伙伴支持政治凝聚，防止阿富汗再次沦为恐怖主义的安全巢穴。我们欢迎中国作为阿富汗地区重要角色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在上星期，加尼（Ghani）总统、我们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丹·费尔德曼（Dan Feldman）和欧巴马总统顾问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都前往北京出席有关支持阿富汗和平与重建的会议。
最近在我们看到埃博拉疫情蔓延之际，中国也表示准备为战胜国际性危机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远在亚洲以外地区，甚至在地球另一边出现的危机。我们十分感谢中国至今承诺为解决埃博拉危机提供1.3亿美元的援助和物资。上星期，中国宣布计划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前往利比里亚参加管理危机的行动。这是全球领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与我们的合作十分值得赞赏。
我们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而且行动要快。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提供的这种支持十分重要，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利益和责任的理解。事实说明，对于全世界今天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危机，通过美中扩展相互关系，任何问题都能更有效地得到解决。
这个月早些时候，杨国务委员和我在波士顿谈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地进行参与，双方的合作也有利于抓住促进变革和增长的机会，例如在非洲、中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有很多促进发展的机会。我们在波士顿谈到这个问题，谈到美国和中国在特定的发展目标上相互合作的可能性。
在这些地区的有些国家，中国和美国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如果我们为协调我们的援助和发展事务加倍努力，如果我们保证我们采取的方式可以相辅相成，相互协调，我们就可以更快地促使更多的社区进入21世纪，我们就能够帮助数百万家庭摆脱贫困，我们就可以为世界各地更多的人们提供决定自己未来的工具和资料。在帮助更多的国家从接受外援向对外贸易过渡之际，我们都能从中受益，例如获得经济增长，扩大出口市场，创造工作机会，最终实现稳定和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尊严。除此之外，请相信我，这些地区在实现更大繁荣的同时，也将实现更大程度的稳定。这最终意味合作我们都能更安全。
最根本的一点是：美国和中国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我们创造全球贸易的五分之一。当我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向同一个方向推进时，我们都能以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难以企及的方式扭转趋势。
在两国政府之间，我们正在做出比以往更多的努力，以确保做到这一点。我和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定期与我们在同中国进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中的有关官员会面。今天，尽管我们总共展开了100多项不同的双边对话，涵盖从贸易到运输的方方面面，但我们实际上着重于在最高级别的定期对话。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这种关系如果要发挥出全部潜力，单靠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继续深化我们人民之间的联系。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不如短短几年前那么有利，反之亦然，中国人对我们的看法也不如过去有利。因此，我们显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我们的人民之间建立联系，确保我们相互间正在有效地沟通交流，以使我们有效地同我们的人民沟通交流。我们需要在共同的使命感以及志同道合的精神的基础上努力，这对于在今后数十年长期保持我们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且这正是我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女士共同主持的有关交换项目的对话背后的道理。
我们改善我们之间的联系的最佳方式之一是扩大学生交换——我刚刚停下来见到了来自SAIS 的在这里参加交换项目的一些学生，而且我们都——我希望你们都知道欧巴马总统的10万人留学计划（100,000 Strong initiative）。今天，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而且我们正在积极投资于扩大美国学生出国到中国学习的机会的各种途径，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什么比切实获得到另一个国家生活、透过另一个视角观察世界以及缔结能够延续几十年的友谊的机会更能促成相互理解了。
我只想非常简短地告诉你们，有好几位我在中东地区及其他地区非常频繁地与之接触的外交部长，自豪地坐在我面前同我谈起他们在美国读研究生或读大学的经历。他们永远都记得这些，而且这有助于他们和我们度过一些艰难的时刻。
请让我借这个机会说明，我刚刚讲到的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原则。这是SAIS 长期以来一直深知的一个原则。你们在南京建立国际校区已有近30年了，它侧重于方方面面，从促进学生交换到未来商务及种种关系的一切前景。其结果是，它的学生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全球化世界比大多数人都更有准备。但不论你们相信与否，有很多地方并不像你们这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于他们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事业，即便是在2014年的今天。
因此，我要感谢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以及SAIS 的其他人士为这一努力发挥的领导作用。最终，美国和中国需要找到更多的方式在更多的政府层面接触交往，涉及更多的部门以及生活在我们两国各个地方的更多的人民。这些联系将帮助我们加深相互理解并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打造一种更好的关系。这些联系将帮助我们解决分歧，而且最终将能消除滋生不信任的误解和固有观念，这些联系还将帮助我们向同一个方向推进，并利用我们两国所拥有的相互帮助乃至最终帮助全世界的独特的机会。
我们不会低估——我当然不会——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以及我们所面临的这一挑战的敏感性。美国与中国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的道路曾有过坎坷，而且还可能出现更多的颠簸。但事实是，我们能够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道路走下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对于领导力的真正的考验。我们在华盛顿和北京都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在很多方面，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与19世纪和18世纪的全球外交时代更加相似，存在权力平衡以及不同的利益，与我们在冷战（Cold War）时期以及20世纪大部分时期所处的一分为二的两极化的世界不太一样。新兴大国的格局突然有了一种新动向。但猜猜结果怎样？他们正在做我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今天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捐助国中至少有15个在短短10到15年前自己还是受援国。我们欢迎这些国家的成长，从而承担他们的全球责任并发挥得到增强的全球能力以产生影响。
但现实更加复杂。当其他国家拥有更强大的经济，当获得商品和服务以及市场份额的竞争增多时，这个世界更加错综复杂。而且随着与这种转型以及与现代化的对抗而被发泄出来的宗派主义以及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其他东西，我们都面临着一条更加艰难、更加复杂的外交道路。
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和美国经历了不同的历程，的确有机会作为两大主导力量为今日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重大挑战寻求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共同合作并帮助指明道路，就将有助于其他国家参与进来并为全世界其他地区确立标准。我们拥有一个机会来展示一个主要大国和一个新兴大国怎样才能合作增进双方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在我们身处的整个世界里改善稳定、繁荣与和平的前景，纵贯赤道，横跨两极。
也许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但我不认为它遥不可及。我认为在发表演讲时说到这些容易，是的——付诸实现则要难得多。但这种做法成败与否的真正的衡量标准在于切实去做，在于我们的对话的质量，在于不懈地寻求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方案，在于决心处理分歧并找到进行合作的广大领域，以及为了在机会出现时抓住它们。
保罗·尼采在垂暮之年被问及他对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北约组织（NATO）以及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所做的卓越贡献。他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自吹自擂，他只是说：“我一生极其幸运。我生活在一个重大事业需要完成的时代。”
今天，完成重大事业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我希望美国和中国——两国都有幸拥有巨大的实力、富饶的资源和杰出的人民——现在能够从事重大事业并能够共同从事这些事业。我希望当我们在今后几天汇聚北京之时，当我们在今后的岁月中共同努力之时，我们将能肩负这一使命并履行保罗·尼采所阐明的准则，不仅是他在创立这所学院之时，而且是他毕生都践行的准则。
非常感谢大家。（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