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重要地理构成,边疆始终交织在国家创生和创构的演进历程中。族群自我发展造就出复杂多样的民族构成,复杂了边疆治理和建设,创造并维护“美美与共”的有序边疆因此而成为国家至上追求。然呈现在不同历史时段的中国边疆问题有其特殊的生成“动力”,边民心理意识摇摆在国家与族群认同之间,遭遇外部因素“催化”,就有可能出现混乱边疆社会的群体行为。面对多元复杂的边疆问题,学者们开展了层次多样的研究,添增了许多边疆知识“库存”。但在基于历史“旧邦”经验总结,发现和发明“兴命”于当代中国边疆社会的“智”识方面,前人给后辈晚生预留了足够的工作空间。
一、中国边疆问题的生成“动力”及其阶段性历史“型态”
中国陆疆自辽宁丹东市鸭绿江口,沿西环绕至广西北部湾,分别与朝鲜、俄罗斯、蒙古、印度、缅甸、老挝、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接壤。一些邻国曾与中国有藩属关系,部分国家直至近代才自主为主权国家。邻国作为帝国藩属时,边民连自我身份都没有清晰归属,生活跨国界交往,也不会遭遇民族国家以“合法”或“非法”的属性加以界定,进而施以法律手段矫治其行为。但是,正是这种基于和谐要素构织出来的边疆,给后来国家边界划分带来了一定难度。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变化,西方殖民国家的强势出现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边邻都是在西方国家殖民意识的强制“导引”下,迈出与中国划分边界的步履。尽管殖民国家在大洋彼岸尽可能多地占有殖民地,但在曾有着“不分你我”的中国边区,殖民者的这种暴力强求并没有轻易得逞。英、法殖民者虽屡次与中国踏勘中印、中越边界,但终究没有清晰化边界,最后只能诉诸战争交锋,给国家尤其是地方边境民族制造了延续数代人的灾难。西方殖民势力“退潮”之后,曾经的“未定界”长时段地成了中国与边邻国家边界纠纷的重要内容。此外,边疆社会发展差距缺失了边疆民族充分享有多重利益的社会机会,弱化了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中国边疆社会发展具有显明的差序:北方平原贯通东西,草原可放牧,山川可渔猎。南部则难见平川,山岭、激流环绕,主流文明很难“上山”。边民缺乏合理化机制保障享有和参与分配公共资源,其国家认同意识不可能得到增强和持续巩固,边民不但弱化甚至缺失维护国家边疆利益的心态,而且差异显明的地方事实还极易培植边疆民族逆反进而做出不利于民族国家的“另类”行为。
从历史来看,中国久远的边疆是一个有着共同记忆和相同经历的同质性社会,人们互助邻帮,即使跨越国家边界,异境仍然还是一个有着相同习俗的熟悉生活空间。这种基于大家共同“消费”的“地方性知识”创构出来的共同体,是一个真实用心沟通的理想社会,其有序的地方边民生活态势共同筑造和维护了国家边疆利益。然而,20世纪90年代,边疆民族这种安静、宁和的礼俗社会随着民族国家关系的变化逐渐遭遇外来多种文化因素影响,直接影响了我国边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比如:蒙古族跨中国、蒙古和俄罗斯三国的国界,在中国和蒙古国均有政治主权实体,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三蒙统一”的民族动乱。朝鲜半岛是朝鲜族主体聚居之地,与中国仅一江之隔。近年,交织着民族、领土主权等多重因素的半岛问题,威胁到中国东北朝鲜族地区有序社会。西北边境有维吾尔、蒙古、俄罗斯、藏、塔吉克以及柯尔克孜等八个跨境民族,90年代受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影响,新疆维吾尔族分离势力猖獗,分裂和破坏国家边邦。群体事件的产生与边疆民族失衡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联系。参与群体祸乱的边民,其行为萌动都受到失衡心理的刺激。当下,贫富差距重新成为影响边疆民族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经济差异藏匿着许多更为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它会大大地弱化边民的国家意识,进而失衡边疆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等文化心理,最终成为诱发边疆民族社会稳定问题的重要因素。
首先,追叙历史,依照帝国王朝更变格式化地陈述边疆民族社会发展过程史。时间使边疆附有了许多旧有和新现的时代内容,依循时间在边疆烙印的迹象叙写边民生活史的学术抱负清晰了边疆过程事件,卖力地为学术界贡献了识认中国边疆历变的事实。可以说,也正因为学界长期有智者追求和奉献在这条学术道路上,才使我们后辈晚生拥有充分地认识“旧邦”的机会。但我们也发现边疆问题研究过多沾染了历史学色彩,甚至很多学人把历史学惯用的时间和过程史实两大要素作为核心指标,将其杠杆性地用来指导“我者”或“我群”的边疆关怀,深度赋予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时间色素。可以想象,依照时间来“堆积”边疆事实,随着自我研究“拼盘”中的时间史料增多,最终只能权威信仰时间这个要素,方才能清理手头史料的“门户”。辛勤走到这个学术节点时,边疆问题完全发展成丰富和补充历史学研究素材的学术“注脚”,学人们早已无心甚至说无法有空间界分学界中呼吁的边疆学与历史学位格,最终只能跟随学界通用的民族史、边疆史或专门史之类的称谓,不可能拥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冠名。这样的学术伦理告诉我们一条亘古不变的逻辑演绎,即边疆聚居着少数民族,边疆是民族的边疆,因而边疆研究可以说就是民族研究,边疆因时间得以造就,因而边疆研究最终成为民族史研究。多年来,这样的学理演绎,为民族史研究赢得了极大的生成发展空间,从而帮助民族史兴盛为显学科。事实上,就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本质讲,权威地尊重时间,纯粹遵照时间塑造的边疆轨迹来叙述边疆史,并非不能真实满足边疆研究的原始初衷。李治亭先生认为,以往的边疆史地记录与研究,都属于具体时代、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皆从一个朝代的视角去看待边疆,不过是罗列各朝代的边疆行政机构设置、与中央王朝的隶属关系、汉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交往等。这几乎成了边疆研究的基本内容,最缺乏的是,边疆研究的理论极少为人们所注意,尚未意识到建立边疆学科的必要性,其研究仍囿于传统习惯和不变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边疆研究是无法取得突破的。[1]民族史研究已刚性定格为边疆问题研究普范式,像笔者这种浅显涉足边疆民族问题的晚生,笔提这个早已被劳苦功高的民族史前辈打造成型的范式,或许有冒学界“大不韪”之嫌。但在当代,边疆复合为更加多元的社会,动摇和创造有序边疆社会的因素更加复杂深层,科学边疆研究的使命急需人们再度反思这些早已定格的权威范式。
其次,块状研究,不见边疆问题之逻辑系谱。边疆是基于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多重要素构造出来的复合实体。因其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学人们在至上崇拜“时间”这个主干要素进行研究时,又不得不依照边疆构成的复合要素枝分出“块状”内容。于是,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再度培养出在诸如宗教、生态、贫困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研究专家。原则上讲,在这个由“领域专家”组成的大家庭里,本有着一个“对话”和通融的学术环境,然事出意外,这个理想的家庭环境不但没有得到很好培植,而且还因为大家各自学术追求侧重有异,大家庭里还滋长出许多相互“不认同”的“相轻”作风,阻隔甚至切断了同行学人间本有的话语流。不能否认,“史”毕竟只能是一种曾经的事实,民族史研究实际上是在反复不断“再现”、“阅读”和“释解”史实的过程中完成的。这本是一个严格的“三位一体化”的求实过程,但由于学者们差异有别的学术背景,使人们在“还原”或“识解”边疆事实过程中,出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学术话语,为同行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争鸣奠定了基础。当然,同一学术理路上不同学术观点争锋,有益于完善学科建设,但如果在这个方面表现出极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共识),则又会违背“学术在争鸣中成长”的通识规则。就中国边疆研究来看,地理区隔出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概念成为了边疆研究学人惯走的老路。过多沉迷于地理空格来研究边疆,势必会导致诸如此类的情况:谙熟于西南边疆民族史实的学人或学术团体,却不具备甚至陌生于东北边疆民族曾经和当下的社会事实。为给自己疏通一条表述“不知道”远方“他者”的缘由,他们最终只好回归到“地方太遥远,没有到过那地方调查”。当然,其话语表述的内容或许是真实的。但这个“真实”恰恰是我国边疆问题研究的一大“败笔”,即因边疆民族跨越遥远地理空间,进而使热心于边疆研究的学术群体成为“同是边疆研究沦落人”。诚希望“他者太远”不要再成为学人自信的话语。当下,由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出现许多新鲜知识,边疆治理和建设更加成为具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特性的中国人的重要意志。自新中国成立,边疆始终是国家边政工作的重要内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并持续三十多年的民族识别以及基于民族识别而制定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又先后制定施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广西北部湾战略、云南“桥头堡”战略及多次召开中央西藏和新疆会议等,这一系列富民惠边行为,昭示了国家边疆建设的信心。国家边疆建设意志和各种“显”行动为边疆研究学人迎来了“早春天气”。然而,正是因为边疆民族研究这一学术空间在当下的宽泛存在,培养了许多相关学科人员投身于边疆问题的激情。就现在来看,无论是国家重大层次的招标项目,还是省、部、市不同级次的科研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了边疆关怀。参与研究的人员,丰富性地包括了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背景。这在大大补充科研力量的同时,更有可能增加学术“不对话”的可能性,边疆研究急需有更加科学的学理权重。
再次,对史自话,远离导向性的边治研究抱负。边疆治理和建设成为中国重要意志的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也通过多种渠道为学术界创造良好的研究平台,进而使边疆研究成为学界“座上宾”。当下,这种稍带国家主导性质的边疆研究本身需要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边疆的整体意志,属于一种应用性质的研究范畴。当然,这种研究范式并不是说完全抛弃基础理论研究,因为完全脱壳于基础理论的边疆问题研究,也不可能在服务国家边疆建设和治理方面有任何大的建树。只有保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终身践行的“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通过边疆问题的学理性研究,才能真正探寻到认识和改造边疆的大智慧。时下,总结“旧邦”经验以“兴命”,当代边疆建设更成为政学两界的重大追求。与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紧迫任务相契合,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兼具中国特色、云南特点的民族工作新路子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典型素材。2011年5月6日《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国家高度重视云南民族工作的示范经验,不仅释放出民族工作的时代挑战性,而且也间接告诉我们边疆民族问题研究“要为现实服务”的高要求。中国特殊和客观的历史国情,造就了中国复杂多样的边疆背景。任何一个地方边疆都有一部当地边民创造的丰富翔实的感人史实。这是民族史学者经常乐道的中国边疆“资本”。正是因为这一丰富“资本”的存在,成就了许多学名远扬的专家。边疆民族史研究者普遍的逻辑是“对话”先人。通过其学术研究中“此岸”与“彼岸”的对史自话,引导人们去认识过去的边疆,以传递、记忆甚至感叹先辈族人曾经创造和享有的社会模型。这种研究路向连历史学研究范式都还不充分具备。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在“对话”前人的过程中,还需要人们试图总结和寻找可以“兴命”于当代社会的科学伦理。“旧邦”需要人们去知识,但基于过程中的事实发现和总结“兴命”于当下边疆治理和建设方略,这或许才是边疆问题研究的真实价值所在。
边疆社会是文化“自在”和“自觉”民族共同构织的共同体,它保有多重意境。边民生活拥有显明特质,无形的文化边界和有形的国家地理边界共同交织在群体生活知识中,群体交往兼涉族群记忆以及不同民族国家主流意识,多重因素将边疆“熔铸”成一个多元理性大社区。受不同民族国家主流文化以及生地环境影响,边民群体被多国文化改造,其生活惯常基于诉求文化心理的价值意志和基于物质利益表达及获取的工具意志。人们在切合民族国家及族群文化和物质利益的三重意义上来创造地方社会形态。价值和工具不仅成为主导边境民族构造地方社会的重要因由,而且其作为边民社会的影响力还呈现出极为显明的历时性特征,直接摇摆着边疆民族心理意识。
多重意境造就的边疆社会包含层次多样而复杂的问题,何以进行科学研究,学者们已进行过多方探寻。在边疆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大正先生和云南大学的方铁教授都曾进行过定位。1997年,马大正先生与刘逖合著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出版,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边疆研究已成为“边缘学科”的价值命题。他们认为,应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和现实出发,将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考察研究;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爱国主义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系统收集整理资料,重视和扶持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取得两个方面的突破:其一是由近代边界问题扩展到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沿革史与边疆研究史的探讨;其二是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到关注当代中国边疆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并较好地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3]在《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马大正先生明确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概念及其科学内涵,并从理论上给予了系统论证。在这些方面,方铁教授也有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现状问题的学科,具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边疆理论与治边实践并重、边疆历史与边疆现实并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成果既有学术意义也有应用价值的特点。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应灵活多样,应继承和发展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4]方铁先生还大致概括了中国边疆学应涵盖的基本研究内容。他认为,从专门史与边疆史地发端的中国边疆学,在学术积累、学术水平、学术规范、队伍建设等方面,目前已初步具备成为专门学科的条件。作为一个全新学科的中国边疆学已现雏形,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5]然而,多数学者乐于关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较少研究边疆史地方面的深层问题,学术视角与探讨方法较为陈旧,研究领域相对狭小,总体水平的提高也较慢。[6]边疆并不是孤立的地方社会,它交织着主权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思想、国家边疆建设意志、边疆民族群体心理意识、邻国边治行为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多重复杂思维,是经由多元化要素共同作用,方才制造出来的人群共同体。这些要素经常“摆渡”着边疆民族的思想意识,在较大程度上决定边民行动。笔者认为,边疆问题研究必须具体化到这些复杂因素影响下的边疆社会性质或者说边疆社会“型态”,只有深层次地认识了边疆社会本质,才能立足于边疆实情,进行科学研究。边疆研究必须把“边疆社会”作为对象,通过对边疆社会全方位“解剖”,在真正熟知地方边疆社会的基础上,才可以上升到边疆问题研究。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代中国边疆社会建设的最高目标。其实,边疆社会之所以出现“不和谐”,其根本诱发点在于边疆民族作为主权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虽然担当和扮演了护卫国家有形地理边疆的重要角色,但多种社会因素(如边政制度设置)的影响使边疆民族少有甚至缺失利益及文化表达、获取的社会机会,弱化和消磨了边疆民族守护边疆的爱国主义意识。受到外来极端思维促动,边疆民族就很可能会产生群体祸乱边疆的冲动。可以说,和谐社会的创造,关键在于民族国家是否能够实现政策制度的“再建设”,创造条件以满足边疆民族教育、医疗、保险等多种社会机会需求。只有充分彰显国家优越性,才能萌生并持续培植边疆民族的爱国主义情结。
当然,作为一个有着两万多公里边境线且边疆民族构成极其复杂的国家,中国的边疆建设很难具体化到微观社区,地方边疆社情需要熟悉地方实际的生活主体传递,唯有如此,国家才能基于边疆真实,以科学的政策制度来服务边民。但我们不能忽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地方信息“传递”本身是一门科学的学问,它包含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全过程,也意味着对边疆问题实质的深层次把握。如果信息传递者对边疆问题缺乏根植性的认识,那么,其传递的信息将会本末倒置地贻误边疆建设。
中国边疆建设显现的“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混棒式”边治现象,已经扭曲地告诉人们边疆建设中“不乱不治、小乱小治、大乱大得利”的潜规则。这种潜意识,很大程度地“修改”了地方权力资源拥有者治理和建设边疆的逻辑和信念。可以这样换位思考,具有充分负面影响的地方群体性事件,通过让当地边疆民族支付沉重资本之后,地方因此赢得更多再建设的外部资源。这样的边治逻辑是完全不科学的,究其痼疾之根,在于缺少真正懂得地方边疆民族实际的科研工作者,及时准确地挖掘和传递信息,让国家及早发现问题,并通过制度的科学设计和施行来化解边疆民族的心理障碍,从而避免祸乱地方边疆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云南之所以在复杂背景下能续保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格局,创造出在全国都具有充分示范效应并屡次受到中央表彰的“云南现象”,是因为云南有着大批熟知云南边疆民族实际并长期奔走在云南边疆的民族研究专家和科研工作者。因此,在当代特殊社会背景下开展边疆问题研究,必须基于边疆客观事实和相关学科研究积累的经验,培养具有丰富理论知识而又极具地方边疆社会实证经验的当代学人。只有培养悉知边疆社会实际和高瞻思考复杂地方边疆视像的科研工作者,才能把边疆社会真实能通过他们的“代理”,释放到权力部门;只有吸取经过长期细致调查和周密论证的边治观念,才能在具体的边治行动中,完成和谐边疆社会建设的世纪夙愿。
参考文献:
[1]李治亭.架构中国边疆学的科学实践——评《中国边疆研究论稿》[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
[2]马大正.1978年以来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述评(下)[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4).
[3]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