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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四万亿外储

在今年的APEC会议上,一个热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加上早先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以及之后要设立的上合组织银行,中国布局全球金融秩序的意图隐然呈现。

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实际就是“一带一路”规划。已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地把“一带一路”规划称作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因为两者的时代背景、内容、性质和目的都不同,简单套用会混淆“一带一路”规划的意义和价值,中国政策应由中国来命名和解释。这个提醒是必要的。但是,尽管两者有很大不同,可有一点是一样的,即支撑“一带一路”背后的钱。没有大量的资金投进去,“一带一路”就只能停留在图纸上。

中国公布的对上述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来看,数额巨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有关基金是1500亿美元,亚投行是500亿美元,加上丝路基金的400亿美元,总共是2400亿美元,若再加上上合组织银行的出资额及其他援助和贷款,至少有3000亿美元。中国为抢占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治理权,可谓出手阔绰。

那么,这笔钱来自哪儿?国家外汇储备。到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外储达3.89万亿美元,3000亿美元不到外储的1/10。

中国曾长期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也不快,1995年,外储余额是736亿美元,到2000年末,上升为1656亿美元。但进入本世纪后,外储以火箭般速度递增,2001年就达到2122亿美元,2006年2月底,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该年底,外储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从1万亿美元到如今近4万亿美元,只用了8年时间,每年平均增长近4000亿美元。

中国外储飞速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的是中国经济的规模急速扩大。但即使如此,经济增速也远赶不上外储增长。一直有专家不断呼吁外储太多,超过了经济所必需的外储规模。按照经济理论一国外储规模应能满足在没有任何新的外汇收入的情况下,现存外储足以支付3个月的进口;或在没有任何新的外汇收入的情况下,现存外储足以有能力支付短期债务;或当汇率出现波动时,能有足够的外汇用来干预汇率来计算,中国只需要6000亿外储足矣,多出来的3万亿多外储纯粹是浪费,因为中国外储的取得是以劳动力的低价格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为代价的,而且,过多外储也会导致通胀。所以很多专家不明白中国政府要这么多外储做什么。

现在已很清楚,外储是用来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用来支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用来勾连五大洲的互联互通,一句话,用来支持“一带一路”的,而这背后的目的,是用来争夺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霸权。

中国的外储结构来看,以美欧日的国债居多,单美国国债就占了一半以上。国债虽然安全性高,但收益差,所以如何让庞大外储获得合理回报,尤其是为国内建设服务,是一大难题。由于外储是以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形式呈现的,因此,它不大可能直接用于民生,比如,用于养老保障等各种公共服务。但可以用外储投资外国的股票;购买石油、黄金等战略性物资储备,以及西方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产品,用于改善国民福利;增加对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以及成立美元技术创新基金,支持国内企业加强与跨国大公司的技术合作和开发等,从长远来看,这都比购买外国国债要好。

除此外,外储还可为国家战略服务,而“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战略工程。美国重返东亚后,在军事与安全上,加强与东亚一些国家的军事联系,尤其是强化美日同盟的安保合作;在经济上,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协定谈判,即TPP。美国的意图是用TPP来代替APEC和WTO,重新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组织。中国届时虽然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但由于中国外贸的大部分是在亚太地区,中国要想加入TPP,就得接受比WTO更苛刻的条件和规则,在国际组织中,后来者是很难掌控规则和议程的,或者掌控制有一个长期过程,但如果中国不加入TPP,在亚太乃至世界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

对美国的这一意图,中国当然心知肚明。这也是中国在此次APEC会议上,为什么要力推亚太自贸区的原因,如果亚太自贸区最后建立起来,中国就和亚太国家建立起了紧密的经贸联系,TPP边缘化中国的威力将大为消减;另一个效果,就是使“一带一路”规划在国际上“合法化”。由于前者的实现要一个较长时间,所以中国的重心实际是落在后者。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有两重目的,一是针对TPP的“突围”,二是同亚太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共同发展,让它们分享中国崛起的红利。第一点是包含在第二点中的,由第二点来体现和实现,若中国不能让亚太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收益,自然就无法实现破解美国经济围堵的目的。就此而言,“一带一路”不完全是针对美国,而首先是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共同需要。

中国发展到现在,积累了庞大的产能和资本,由于国内基础设施相对已经满足了需求,有些地方甚至已经过剩,这就要通过境外转移,实现过剩产能的软着陆。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对经济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造成重大障碍。因此,对中国来说,可以利用外储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在这个过程中,还能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外国来说,则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终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这是一个双赢之举。

尽管如此,鉴于一些国家对中国还有战略上的猜疑,如果“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在国际层面取得“合法性”,将利于推进和更好地合作。而此次APEC会议及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就能很好地使“一带一路”“合法化”。因为要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需要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互联互通,以降低亚太自贸区建设的成本。鉴此,有关互联互通倡议如果得到会议认可和通过,形成法律文件,那么,中国就可以在亚太自贸区的名义下,推动“一带一路”了,因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此前在“亚欧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互联互通”倡议,得到亚欧会议一致通过,这次APEC会议,中方利用主场优势,将“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作为三大议题之一,也得到会议通过。这使得“一带一路”战略不再局限于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中亚地区,而是向西延伸到了欧洲和非洲,向东扩至美洲,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将辐射到全世界,从而得以化解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围堵。

后危机时期的全球经济治理权争夺非常激烈。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战略是确立中国下一步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是否真正具有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的关键的一步棋。但它仰赖于庞大的外储支撑。从这一角度看,目前的外储规模,不知这是深谋远虑还是误打误撞的结果,若是前者,说明中国的大战略确实了得;若是后者,说明第五代领导人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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