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不断攀升，提高自身“软实力”成为迫切需求。如果说硬实力意味着力量，那么软实力则对应着魅力。什么算是魅力？就是我们对别人有吸引力，别人对我们理解、认同甚至赞赏。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少不了沟通交流，这也是国际传播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国际传播，从含义上看首先不同于国内传播。也就是说，传播的方向是向外的，传播的对象是外国政府和民众。与国内传播相比，其难度不仅是与受众距离较远，传播主客体间通常还存在文化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它比较接近于“对外传播”这个概念。其次，它也不同于对外宣传。宣传更多的是讲政策和立场，力求清晰明了。而传播从内容上看包含多种信息，从姿态上看体现沟通互动。另外，传播的气势也不像宣传那般咄咄逼人。如果说宣传欲达到“排山倒海”的效果，那么传播更讲究“润物无声”。所以，从广义上看，除了对内传播和对外宣传以外，一般的国际信息流动都可以称之为国际传播。
不可否认，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从现有材料看，针对该能力提升的建议主要是针对媒体的，包括如何提升报道速度，如何打造更有实力的媒体“航母”，如何与西方媒体巨头一争高下等等。比较形象的说法是“讲好中国故事”。诚然，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巨大作用不言而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实际上，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是一场“总体战”，除了媒体这个“主力”，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助攻”。
媒体在传播过程主要是提供渠道，但有时传播内容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无论是对新闻事件报道有多么快，新闻覆盖面有多么广，如果报道内容没有吸引力，那么很难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例如，国内某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我国媒体仅仅是抢先报道，并不能建立话语权，还要看报道的角度、方式，特别是对该新闻事件解读。如果说优秀记者的标准是会讲动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背后一定不能缺少支撑它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特别是当题材重大，受众又是外国人时，所传达的理念和价值就更加重要，它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效果。
智库又称思想库，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它产生于西方，当今仍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盛。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的统计，目前全球有近7000家智库，四分之一在美国。在西方，智库承载着多重功能，简而言之就是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进行政策鼓动，为政府、政党和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影响舆论等。它们多以经世致用为奋斗方向，不仅为政府政党出谋划策，还对社会和公共问题进行研究，并鼓吹某种政策和理念。换句话说，智库不仅有政治深度，还有人文热度[1]。 限于篇幅和视野，本文所谈智库特指外交智库，即国际问题研究和外交政策分析领域的智库。
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智库与外宣媒体、政府外事部门和高校特别是国际政治类高校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和定位进行比较，试图发现它们之间的优劣长短，进而寻找智库发挥作用的空间；第二部分是考察美国智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汲取其成功经验，避免其不足；第三部分是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为蓝本，梳理中国智库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总结实践经验；第四部分是从智库的角度，为提升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出工作建议。
一、智库在国际传播中的独特作用
国际传播是一种综合传播。广义来看，凡是有机会将信息传达给外国人的，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可以算作传播主体。从传播的规模和效果来看，外事口媒体记者、政府外交部门官员和高校学者都是重要的传播主体。它们传播方式和侧重各有不同，下面分别分析它们与智库的关系。
1、媒体与智库
如前所述，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十分巨大。尽管当今世界被称为“地球村”，人员跨境流动也比以前频繁许多，但一般来说，总人口中有机会出国的毕竟还是少数。既然对国外的情况难以“亲眼所见”，那就只能透过媒体传输的信息去感知和体会。实际上，还很多情况下，政府、高校和智库在内的各种传播主体的声音，都需要通过媒体的扩散作用“广而告之”。除了前面所说的渠道与内容之间的差别之外，智库与媒体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互为补充。
第一是传播信息的类型。由于“术业有专攻”，智库致力于为公众提供专业化、较为权威的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教育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普及，外国民众越来越不满足于了解浅层次的常识，他们还有知晓事件和问题背后动因的需求。因此，专家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日益上升。专业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对许多问题作出科学解答，而不是停留在泛泛而谈阶段。相比之下，由于更看重报道速度，媒体难以走向深度。特别是许多记者四处奔波，对很多问题未必有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从专业视角解读问题的难度较大。
第二是传播信息的内容。由于具有专业研究背景，智库学者有能力对各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综合理论、历史与现实多个经纬，着眼于问题的本质和深层次机理。这种多角度、多维度对事件或问题的呈现，是对主要关注新闻现象的媒体的有力补充。媒体的优势在于敏锐，它们伸向全球的触角，能够及时捕捉到各种各样的“风吹草动”。但每时每刻发生的各种事件，看起来通常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外国受众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趋势，就需要专门的梳理、分析和研究。诚然，媒体也会就新闻事件进行评论，但这种评论更多是追求“短、平、快”。实际上，即便是在新闻评论中，专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据统计，美国主流媒体的评论文章，多出自智库学者之手。[2] 这也从侧面说明，媒体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智库的助力作用。
第三是对事件或问题关注的持续程度不同。每天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以新闻价值为标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不停转换。媒体为受众设定议程，其标准是是否吸引眼球，而非重要性。这样带来的问题是，随着媒体对热点的追逐，它对任何热点的关注都难以持续，也难以让民众持续关注某些重要问题。真正的智库并不完全根据媒体焦点的转移来改变自己的关注点。诚然，有时候二者也会重合。但更多时候，智库研究人员会较长时期关注某一问题或时间的发展，从而较为全面地认识其对社会和人类的意义，并提出应对之策，给受众以启迪。
2、政府与智库
政府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承担者。政府官员通过出访、接待、参加外交会谈和多边国际会议、政策和立场发布、接受记者采访等多种形式对外传播本国声音。政府传播的一个明显优势是权威性。政府官员的谈话，一般被认为是代表本国政府的官方立场。由于拿整个政府的信誉作抵押，官员讲话通常具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然而，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权威的反面是过分简洁、严肃和单调。
从传播内容上看，政府发布的信息或者外事官员的讲话，通常是对本国政策和立场的宣示，其用词字斟句酌、言简意赅。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或者长期关注，外国普通民众未必明了其中的内涵和确切所指。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或因其研究专长，或因其与政府之关联，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可对政府立场或政策进行合理解读，在不改变政府本意的情况下，让国外受众更易理解，印象也更深刻。
从传播风格上看，由于其身份关系，或者有些信息不便说明，政府官员难免表现出严肃甚至僵硬的一面，显得缺少亲和力。换句话说，就是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智库学者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点。作为社会成员中以“动脑筋”为职业的那一部分人，智库研究人员完全可以把某些信息用国外民众听得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用词亦可以活泼生动，这样更容易说服或打动对方的百姓。
从传播形式上看，政府更多是向对方国家政府传播，或通过媒体发声，主要做法是会谈和发布会。而智库的方式更加多样，如举行学术会议或论坛，向对方国家官员或学者进行再传播；举办演讲会或接受记者此访，直接面对外国公众；还可以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和分析文章。由于具有民间身份，智库的传播方式较为灵活多变。
3、高校与智库
近年来，高校等教育机构的对外交流明显增加，其在国际交往和对外传播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许多高校学者，以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由于智库和大学在自身功能和定位上的差异，二者在国际传播上的作用也不相同。
简而言之，智库具有天然的政策取向，大学则主要以学术积累为要务。从诞生之日起，智库就面向社会和生活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贡献操作方案为己任。无论是直接为政府出谋划策，还是通过影响舆论来间接影响政府，智库的工作领域都集中在公共政策方面。而大学肩负文化传承的使命，其工作模式是知识的创造和延续，并不必然与现实发生联系。甚至有些领域涉及到高深的理论、悠远的历史和生僻的知识，离公众更为遥远。这些信息即便传播到了国外，受众的数量一般较少，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只是徒然增加了某一方面的客观知识，未必会影响他们对某一国的主观看法。
诚然，有些学科领域确实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有些大学也正致力于打造“高校智库”。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特定渠道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发生联系，那么从外围进行的此类研究可能会脱离实际，有隔靴搔痒之可能。智库的特点在于和政府部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能较为及时、准确地把握政策尺度，较好地防止对国家政策进行随意性解读。因此，从政策解释的角度，对于国际传播的受众来说，似乎传统智库更有公信力。
在美国的国际传播体系中，智库占据了重要位置，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说美国媒体通过向全世界讲述美国故事传播美国价值，美国政府通过行使霸权来展示实力，那么美国智库则通过直接的思想渗透和设定研究议程来灌输美式理念。智库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影响舆论走向，为党派利益摇旗呐喊，而且为政府储备和输送人才，以“独立”的姿态成为“国家公器”。在国外，它们为全球舆论提供“原料”或“佐料”，对国际、地区甚至别国内部重大问题进行分析，提供政策建议或者解决方案。有的甚至亲自上阵，参与重大外交活动。
1、研究与传播并重
一般认为，智库是产生新思想、新观点的理想场所之一。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现任美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哈姆雷认为，政府必须解决问题，但官僚在本质上是缺乏想象力的。对于所有的政府来说，无论其为何种类型，都面临着寻找新观点的问题。智库提供了渠道之一。[3] 在国内事务中，随着现代社会治理的日益复杂，为老问题和新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就变得十分迫切。在世界范围内，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上，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相互交织，为了民族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也需要新办法。美国智库就是在这样的方案之争或思想战争中走向世界舞台的。
2006年春天，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召集10多位中国媒体人在北京开会。这个内部研讨会由该中心国际战略学者主讲，核心内容是听取中国媒体人对Smart Power这个词的看法，特别是该词在媒体中传播的适用度。三年后，民主党的奥巴马上台执政，希拉里被任命为国务卿后立即提出Smart Power这个外交概念，这个词在中国被译为“巧实力”。这个中心的学者自2004年就开始酝酿这个词，并花费两三年时间进行战略评估和传播测试。[4]
这个例子生动地展示了美国智库如何在世界思想市场上运作。9•11事件以后，美国陷入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反恐战争，其软硬实力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损害。与此同时，新兴国家逐渐群体性崛起，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权力份额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内对外说明“美国并未衰落”成为一个大问题。经过反复琢磨与推敲，继“软实力”之后，“巧实力”这个新概念应运而生，如今这个词在国际政治领域已经广泛流行。如果说这个术语的创造体现了美国智库的研究力和洞察力，那么其推广过程则体现了美国智库的传播力。一个概念再好，一种思想再深刻，如果不能被人广泛知晓，也无法发挥相应作用。这需要充分了解受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有的放矢。总之，研究与传播并重，是美国智库的重要特点之一。
2、议程兼顾全球化与地方化
美国智库研究议程的设定，既有全球视野，又体现地方特色。是由于美国长期以来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利益和触角伸向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以及人类生活的各个维度。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从地理上看，其研究覆盖了亚太、欧洲、拉美和加勒比、中东和北非、北美、俄罗斯和欧亚、南撒哈拉、美国各州及领地；从议题上看，它关注商业和金融、防务与安全、经济、教育、能源与环境、财政政策、全球发展、医疗、国际事务、法律与正义，大都市地区、政治与选举、社会政策、技术、美国政府等。[5] 对广泛议题的研究和关注，使美国智库能够从总体和宏观上及时把握全球各领域的动态演变，特别是其背后含义。首先，研究人员能够对各类事务发表见解，无论正确还是谬误，都代表了美国的声音和观点；其次，与这些问题或地域相关的人或研究人员，都可能关注这些见解，并受其影响。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对外传播是一种全球传播。
与此同时，很多美国智库又推行了本土化策略，像跨国公司那样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在全球覆盖的同时，又针对某些具体国家展开“前沿部署”。这种做法大大有利于美国人把自己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推送”到对象国，这些分支研究议题的设定也会充分体现当地需求，有很多智库还直接参与对象国国内政策辩论。例如，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在中国设立研究中心，直接雇佣中国学者开展工作，并向其华盛顿总部负责。目前，这个中心已经举办了大量公开的学术活动，汇聚了众多中国学界、政界和商界精英，在中国的金融改革、税制改革、企业改革、能源与环境、医疗改革等问题上提供了大量政策建议。2010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合办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运作模式与布鲁金斯学会相似。这个中心不仅关注中美关系、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态度等国际和地区问题，还关注城镇化策略，甚至北京的雾霾等中国国内问题。除中国以外，美国智库还到处“安营扎寨”，在俄罗斯、印度、日本和中东等与美国利益有重要关联的地区和国家不断设立新的智库中心和研究项目，搭建重要的信息和思想传播平台。[6]
3、多渠道对外传播
从传播渠道上看，美国智库充分利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外发布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从而影响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很多智库研究人员经常在各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撰写评论、发声或露面，就各种重大问题发表看法，其中许多都被外国政府和学者所关注。以胡佛研究所为例，他们曾宣称：一年365天，每一天都会有其研究人员撰写的关于不同社会热点的专栏文章在全美各地报刊问世，而这些文章又经常为其他报刊、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等媒体引用，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其影响。[7] 除此之外，美国智库还非常注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专业刊物、政策报告活页等方式展示出来。它们注重打造品牌期刊，使其成为思想交汇碰撞的国际平台，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华盛顿季刊》、美国外交学会的《外交事务》等。
除了以上较为传统的方式，美国智库对新传播技术的运用也十分注重。互联网是提升国际传播效果的有效手段。网络以其使用便捷、无国界等特点，比之实体报刊、电台和电视台都更加有利于对外传播。美国各大智库都大力进行网站建设，不但能做到及时更新，而且在内容上也非常全面，分门别类地把各种成果置于网上。形式上也不限于文章，还包括音视频等内容，而且基本上都对网民免费开放。据统计，96%的美国智库都建有自己的官方网站。仍以胡佛研究所为例，它有3名技术人员专门从事网站的日常维护工作，网站每日甚至随时更新。除官网外，该所还专门设立“推进自由社会”网站，深度介绍其研究人员的作品，其中既有专栏文章，也有博客帖子。[8]
对美国智库来说，新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兴起也为其国际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它们充分利用网络广播、播客、博客和微博等现代手段，也借助于脸谱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以开放、多元、瞬时、互动和无障碍的方式传播信息。随着公众阅读习惯的变化，近年来电子书大潮方兴未艾。有的智库与电子书商签订出版合同，包括Amazon Kindle, Google Books, Sony e-reader以及Barnes and Noble Nook等。在苹果系列产品风靡全球的今天，有些智库捷足先登，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包装，以课程或教材的形式放在i Tunes U（网络公开课）里面，供全世界苹果用户订阅收看收听。2014年3月27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消息称，该中心俄罗斯与欧亚项目在i Tunes U上创设了一门新课程《乌克兰危机》。课程内容包括乌克兰国内视角、国际社会的反应、能源与经济维度以及危机对其它地区的影响等。美国智库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反应之快、传播手段之“时尚”可见一斑。实际上，这门课程只是该中心在i Tunes U开设的诸多课程之一。
另外，美国智库还通过组织国际会议、开展合作研究和交流项目等方式，向国外传播政策理念和思想观点，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国际人际关系网，进而通过对对象国精英和舆论领袖的影响，达到影响该国思想的效果。
4、价值观推广——以民主为例
对于美式价值观的推广，也是美国智库进行国际传播的重要方面。“民主”是这种价值观的核心，因此，研究和推广民主成为许多智库的重要任务。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热衷由来已久，托克维尔那本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对此有着深刻的阐述。二战以后，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相信，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非常小，即“民主和平论”。因此，若要最大限度维护美国的利益，获得和平的国际环境，根本解决之道就是把各国都变成民主国家。苏联解体更是证明了民主的“优越”。美国企业研究所199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出口民主：实现美国的命运》，核心观点是美国之所以能“赢得冷战”，并不在于武器先进和外交手腕的高明，而是因为民主理想的道德优势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9] 冷战结束以后，这种观点不仅成为美国政府的行动指南之一，也成为各大智库的信条。
一方面，美国智库对民主化和相关议题的研究分析给予资助和支持。在国内，美智库指导本国决策者如何在国外推进民主；在国外，它们又指导他国如何实施民主。例如，胡佛研究所创立了一个“民主与自由市场”的研究项目，它有两条宗旨：第一，向美国外交团队提供咨询；第二，引导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在本国进行从社会主义到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转型。[10]
另一方面，许多美国智库“身体力行”，到国外开展推进民主的行动。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莫斯科设立中心，除了实地考察和研究民主转型问题外，还直接向俄罗斯政府和前苏联的其他机构和团体提供咨询。换句话说，它不但向美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也对俄政府进行指导。这使卡内基基金会不但更具有实践导向，也更具有“国际属性”。[11]
三、中国智库的国际传播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智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封闭走向开放，在科学研究和资政献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根据宾州大学的统计，目前中国有400多家智库。近年来，中国智库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媒体上，引导国内舆论，对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另一方面，中国智库也在走向世界，透过国际媒体和各种对外交流交往活动，发出中国声音，传递中国价值。中国智库在国际传播方面的作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二轨外交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中国智库都属于公办或者政府下属型机构，这种体制固然存在不足，但其也有一定优势。有些问题不便于政府直接出面，或者时机还不够成熟时，由具备一定权威性又超然物外的智库出面，有时候会更加有效和便利。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智库受权向对方有关机构传达我考虑和关切，并做增信释疑的工作。对方则把我有关方案和建议直接上报本国决策部门。以笔者所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为例，作为外交部直属专业研究机构，其负责人和研究人员经常接谈和会见外国政府领导人、外长、政府特使、司局长、驻华大使和其他外交官，通过非正式的方式把中国政府的声音传递出去。例如，2012年8月，在叙利亚局势不断升级的时刻，叙总统特使就曾到访国研所，就叙问题进行探讨。
2、智库交流
如前所述，智库在世界范围内对政府和公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做对方智库的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智库非常重视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互动，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在倾听对方的同时，也传递中国的观点和看法。国研所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国研所与外国智库建立了许多机制性论坛和会议，例如中英核安全研讨会（已举办5届）、中韩国家政策研究机构联合战略对话（1届）、中美安全与合作研讨会（5届）、中日韩三边合作论坛（6届）、中日双边学术研讨会（27届）、中法思想文化论坛（3届）、中俄韩三国学者对话（5届）、中欧智库圆桌会议（9届）、中美高级别安全对话会（7届）、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11届）和中俄印三边学术研讨会（12届）等等。此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外交工作的实际需要，国研所还不定期与国外同行举行各种工作会议。[12] 在会议过程中，中方专家有机会向外国学者阐述我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1年起，国研所开始与美国同行联合举办“中美青年领袖对话”。会议分别邀请中美双方智库和学术机构的青年才俊，就中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互动。为了更好发挥对话的作用，促进美国青年对中国的了解，会议不断创新形式，增添内涵。例如，第五届会议除了安排美国青年在北京参访以外，把主办地定在吉林长春，使与会者了解到不一样的中国，会后还与当地学术机构进行座谈；第六届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后增添了与公众互动环节，当地有上百人参加了活动，并向中美专家现场提问。
2014年3月第七届会议适逢中美建交35周年，国研所与美方伙伴布鲁金斯学会再度创新思维。前往华盛顿的中方代表团除了包括传统的学者之外，还有媒体人士加盟，特别是为美国民众所熟知的前篮球明星姚明也成为其中一员。在公众开放环节“体育与文化外交”中，姚明与美国前篮球协会总裁大卫•斯特恩就篮球、体育与中美两国人文交流问题进行对话。本次活动有20余家中美和国际知名媒体参加活动并进行报道，美国有线——卫星公共服务网络（C-SPAN）进行了全程直播。
3、借助媒体平台
近年来，中国智库在国际媒体上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我们在收听收看和阅读外电报道时，时常会看到对方引用中国专家的言论。另一方面，中国外宣渠道逐步建设起来，中国研究人员也有机会通过本国媒体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到国外。每年国研所研究人员都接受国际媒体和我国涉外媒体的大量采访，其中不乏CNN、BBC等大牌媒体。除在所内以外，国研所人员还借出访机会接触外国当地媒体。2013年5月，曲星所长在法国调研期间，应邀接受《费加罗报》的专访，就中国国内发展和外交政策等问题发表看法。2013年12月，利用赴美参会的机会，阮宗泽副所长接受了华盛顿当地电台的采访，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见解。
另外，每年国研所还接待多个外国记者参访团。据笔者所知，近三年来，就有美国、土耳其、印度、韩国、奥地利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联合记者团到访，借此机会国研所研究人员广泛回应外国记者的疑虑和困惑，集中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和内外政策。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7月，国研所与外交部新闻司联合举办了“外国媒体和港澳媒体记者走访国研所”活动，来自30家外国和港澳媒体的近40位记者参加了活动。在与国研所人员交流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以后，记者们还参观了所图书馆。
4、搭建自媒体平台
如果说工厂里生产产品是实体的、物质的，那么智库里生产的产品就是虚拟的、精神的。这样的产品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包装。首先是网站。在互联网时代，若要自己的信息尽快被人所知，放在网上是最便捷的方式。国研所英文网站不仅包含所内基本情况、研究人员和机构设置等信息，还及时更新所内活动的英文新闻。更为重要的是，网站还刊载了所内专家的观点文章等实质性内容。[13] 这大大便利了国外读者远程了解中国研究人员的观点和见解。
其次是英文期刊。自1959年创刊以来，国研所所刊《国际问题研究》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的权威期刊。2005年底，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作为国内第一家有正式刊号的国际政治类期刊诞生。这本刊物“以中文版期刊为依托，刊登了许多优秀的文章译文，在驻华使领馆、外国媒体及海外学界中有较大影响，成为其认识和了解我对外政策和重大国际问题立场的重要窗口”。[14]
再次，发布英文版研究报告和论文集。每年国研所都会组织所内学者就本领域的国际形势撰写英文报告，年终还会出版综合性的英文版《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蓝皮书》。20多年来，每年的11月国研所都会组织专家、政府官员、学术机构和媒体代表召开年度国际形势研讨会。这些专家学者多为全国各地国际问题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会议反映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顶尖水平。会后国研所将会议的主要成果结集成书，并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同时出版。除公开发行以外，该论文集和前面提到的蓝皮书还在国研所对外交流中被广泛赠阅。此外，国研所还有英文的年度《全球核态势评估报告》等出版。
最后，与外国智库联合撰写报告。以中美关系为例，如果说智库的单方面报告只是一家之言的话，那么联合报告则相对平衡客观。双方智库处于相对超然的地位，为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献计献策。2013年9月，国研所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联合撰写了《中美合作：全球未来的关键》，并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报告发行式。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和斯考克罗夫特出席了英文版发行式，美国媒体记者和智库学者200余人出席。
四、工作建议
综合美国智库的经验和中国智库的实践，并结合笔者个人的思考和经历，对国际传播中更好发挥智库作用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智库应讲出更多道理，提出更多思想。目前，有些智库研究人员更多是简单重复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对方以为我们在“打官腔”，并不能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我们需要更多有力的“argument”，更多合适的逻辑，向外国人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推行这样的政策，秉持这样的立场。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例子和巧妙的论证，再加上富有魅力的思想，才能更好地让对方理解甚至认同。
第二，智库研究人员应该加深对国情和国内事务的了解。在国际和国内问题相互渗透的今天，许多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随着中国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靠近，外国人不仅关心中国的外部行为，而且也关心中国的国内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关心后者。例如，研究美国问题的人不可不懂中国，因为美国人很少问美国的事情，他关心的是中国的事情。即便是解读中国外交，从国内需求出发，也更容易让对方理解。
第三，智库应主动、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媒体公关。目前，很多智库只是被动的等待记者来采访，只有少数大型会议才想到邀请媒体。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媒体都设有媒体公关部，甚至设立一名副总专司对外联络事务。我国智库应借鉴这一点，把媒体事务放在机构发展的重要地位，对已经建立联系的国际媒体要保持经常性主动联络联谊，对没有建立的要做出规划，寻机建立合作关系，有步骤地逐步占领国际舆论阵地。
第四，重视互联网和新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重大作用。跟国外相比，国内很多智库的网站过于简单，英文网站更是当做摆设。殊不知，无论是对方通过搜索引擎寻找，还是主动登录，网站信息都是对外传播中最便捷、最经济的途径。应该加强英文网站的建设，特别是要多放置实质性内容，如最新的文章和评论等。如全文翻译有困难，至少应列出摘要，以便于国外搜索了解。与此同时，还要进军播客、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领域，对于电子书、i Tunes U等也要关注，寻找可以利用的方式。只有不断创新渠道，紧跟新型传播技术的步伐，中国的观点和声音才能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知晓。
注释：
1.“美国专家：好智库应具备政治深度、人文热度”，《文汇报》，2014年2月17日。http://theory.gmw.cn/2014-02/17/content_10391622_4.htm
2.王义桅：“打造国际话语体系的困境与路径”，《对外传播》2014年第2期，第14页。
3.John J.Hamre,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sia-Pacific Review,2008,15:2,p.2.
4.王文：“智库，战略大传播的发动机”，《对外传播》2014年第2期，第37页。
5.参见布鲁金斯网站：www.brookings.edu
6.王莉丽：“美国公共外交中智库的功能与角色”，《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期，第42页。
7.崔树义：“智库的大众传播操作：由胡佛研究所引申”，《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88页。
8.崔树义：“智库的大众传播操作：由胡佛研究所引申”，第88页。
9.Richard Higgott and Diane Stone:The Limits of Influence:Foreign Policy Think Tanks in Britain and the USA,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0,No.1,1994,p.26.
10.James M.Scott,Transnationalizing democracy promotion:The role of Western political foundations and think tanks, Democratization,6:3,1999,p.155.
11.Ibid,p.156.
12.参见国研所网站：http://www.ciis.org.cn/
13.参见国研所英文网站：http://www.ciis.org.cn/english/index.htm
14. 参见《国际问题研究》杂志网站：http://www.ciis.org.cn/gyzz/2013-02/04/content_5720720.htm
注：
来源：胡正荣等主编，《中国国际传播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