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的要求，等于是从增长目标的角度压迫中国经济转型，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转向一个发达国家初级阶段。这样的转型意味深长，影响巨大而深远，并不是仅仅一个经济增长目标问题，还涉及到诸多的问题和改变，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研究界似乎并未清醒认识到，因而有必要进行讨论。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与以往安邦咨询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金字塔减速状态的研究结果是相当契合的，安邦咨询提出这个观点的时间是在2013年，也正因为如此，安邦咨询有着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转型之后的若干问题。
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新常态”，这种转型的结果将会是非常复杂的，巨大的调整将可能冲击现有模式，产生两大类的问题，需要各界充分认识。这两大类问题，一个是行业结构问题，一个是行业生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行业结构的调整问题。行业结构的调整过去曾反复提过，并不新鲜，但过去提法的逻辑基础在于，“外部世界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也要这样做”。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新常态状态，因此行业结构的调整从“将来时”一下子变成了“现在进行时”，有了一定的紧迫性。
长期以来，金融业在中国是典型的服务业，传统的存贷汇业务与客户的关系犹如“三明治”那样，紧紧地贴在一起，互相之间的关系清晰可见，相互依存。但转型到了“新常态”之后，这种情况将会出现转变。一方面是市场开放的问题，更多新的金融机构涌现出来，抢夺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支持中国金融业像过去一样，依靠数量规模来获得非常高的回报，必须寻求更多的交易形式和交易产品，以便获得利润，维持金融业的发展和增长。
在僧多肉少的情况下，混业经营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也只有在混业经营的过程中，才能实现逐渐调结构的政策夙愿，同时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银行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2009年只有3.81%，这个比重是相对较低的，未来看会有进一步的空间。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曾在2012年发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目标，“十二五”时期，中国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保持在5%左右；“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证券行业在一些交易不景气的年份，如2004年，甚至出现负增长0.23%的情况。如果比较来看，中国银行业的增加值占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80%，而美国只有50%，中间的30%，其实可以视为是未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空间。同样是2009年，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8.4%，比中国的金融业增加值高出3.19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一般也都能达到6%左右。
另外，银证保三业的结构比例也不合适。从2008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银证保三业的比例为80.6:10.9:8.6，美国的银证保三业的比例是，45.0:16.3:38.7。所以转型意味着中国金融业的结构大调整。而且在整体经济转型的条件下，不能不调，非调不可！只有调整进行到位了，金融业的蛋糕才会持续放大，这个行业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才会充分体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行业生态问题。这个问题在“新常态”下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可能更大，决不能掉以轻心。
与传统存贷汇业务不同的是，转型之后的金融业渐渐会演变成为一架金融机器。这架金融机器一旦得到机会和空间高速运转起来，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其中的问题。甚至很多金融产品的推出，只是几个人关在密室中经过一番切磋就可推出，金融资本小圈子的重要性凸显。外人很难清楚其中真正的模式含义，能够看见的都是经过包装的靓丽数据和复杂的金融概念，如果大家都跟风的话，那么这种复杂金融产品的边际增长率和机会增长率也就转化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模式含义的风险，既难以被发现，实际也经常被忽略。所以，一旦传统金融转化为新常态下的金融，进一步实现市场化，则这架金融机器的运作是非常诡异的，对金融监管和法律体系的要求非常高。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初步迹象，如各种各样曝光的庞氏骗局、各路理财产品和平台交易等等，都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至于未来，可以相信的是，问题将只多不少。于是，国内金融监管当局面前的严厉挑战是，如果不放开，则金融业将无法适应“新常态”的要求；如果放开，则又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监管难题。这种两难抉择，是中国金融领导者所无法回避的。
至于金融业的这种转型，是否就是在“新常态”的战略考虑之下，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大致上从各国的经验来看，管制是永远跟不上市场节奏的，重大风险将会不时出现。能够做的政策方案选项，最多也就在于预先设计一些减速和刹车工具，必要时可以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