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和现状来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让全球经济在激发增量的过程中，平稳达到结构再平衡。
为什么这样说？首先，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是这些失衡的必然结果，也使得这些缺陷暴露无遗。
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其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被区域自贸板块逐步侵蚀。
西方的结构性经济失衡，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崛起有关。当代新自由主义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于英美国家的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时代。
开始时焦点在于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经济领域。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之后，新自由主义很快就发展到世界经济领域，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化，错误地认为全球化会形成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各国可以凭借其“比较优势”，来促进无限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
“看不见的手”和“比较优势”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过，这两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西方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现在国内产业格局的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的失衡等，而最终则表现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失衡。
全球化、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过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西方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和政治失衡的结果。这表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个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
最近，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讨论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政治危机。到处蔓延的抗议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机的其中一个表象。
西方没有能力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南非和中国)。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能力，需要有客观、冷静和理性的认识。
以“金砖国家”为主体的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的确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
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的版图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不难理解，人们开始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这些国家。
不过，这些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力来平衡世界经济。这里有很多原因。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尽管在快速增长，但要平衡世界经济的实际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观经济规模的制约。
金砖国家中，其他四国经济的总量相加还没有中国一国大。金砖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在扩大，也在产生一些外部影响力，但这并不自然转化成为平衡世界经济的能力。
要平衡世界经济，必须回到用什么方式来平衡这个主要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
这些国家也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它们各自的经济本身也同样避免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没有自己主导的“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美元”或者“欧元”。
西方的衰落并不表明非西方国家的自动崛起，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中，相比较而言，只有中国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承担国际责任，去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危机波及自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西方需要中国，但是只要西方内心消除不了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西方所需要的只是中国的支票。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越来越成为西方所认定的“竞争者”，甚至“敌人”。虽然近年来俄国不断挑动西方的神经，但很难威胁到西方。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不低，西方经济形势不可避免要影响到中国。
再者，国际和平仍然是中国内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能够对中国构成真正战略威胁的，也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而非其它国家。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在战略上要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来维持和平的架构；在经济方面，中国也要尽可能帮助西方。
不过，中国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为大国；相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自力更生”，努力打拼自己的大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