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强国，新加坡更是中国在经贸往来上的密切伙伴。最近，两国有许多合作项目，比如与广东省、浙江省等的大型经济活动。也许大家忽略了在不久的未来，中国也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大国之一，它在研发（R&D）的投资上，也许很快会追上美国、欧洲。不少国家看到了这一点，积极展开与中国在科研上的合作，已经落实了许多的计划，甚至以色列理工学院也在汕头大学建立一个规模颇大的有关电脑和应用科技的学院。之前，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与法国巴黎高科，合作在中国创办了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为了新加坡未来的科技发展，我们的确应该更积极与中国在科技和高等教育上合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在科技方面已有合作。当时的吴庆瑞副总理，是中国的特区顾问，他很有远见，看到吸引人才的重要性。吴庆瑞博士通过许通美教授，联系上当时在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并拜托杨振宁邀请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来新加坡工作。后来吴与杨振宁在新加坡见面，探讨中国与新加坡如何在科学技术与经济领域开展合作。这次讨论的效果很好。吴庆瑞的吸引人才和教育政策，都是参考了杨振宁的意见进行的。这可以说是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专业人士，互相交流的开始。经济发展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1990年代初期，由于陈嘉庚在中国大陆有极崇高的威望，新加坡的陈嘉庚基金会在陈共存的提倡下，计划在中国设立一个陈嘉庚奖。但我们认为这个奖应该只集中在科学方面，我和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非常熟悉，周院长同意在中国科学院设立陈嘉庚科学奖，由院士选出最好的五个不同学科的杰出科学家，每两年选一次。这个奖已成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科学奖之一，可以说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建立了两国合作以及友谊的桥梁。
我预测，10年后中国大陆的科技投资应该是与美国等量齐观，当然10年后中国的整体科学水平不一定与美国并驾齐驱，并领导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一些科技领域，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科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它是文化、教育、传统哲学、政治制度等的综合体现，比在体育上取得奥林匹克金牌奖，复杂得多，意义也深远得多。
目前，新加坡和中国在科技之间有不少的交流和合作。最显著的例子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和中国的浙江大学合办学术课程，国立研究基金会内的“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园”也和北京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共同设立实验中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有不少个别的合作等等。
毫无疑问，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印度应该在科技和高等教育要有多一些合作。道理很简单，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占75%，印度裔人口也有一定数量。虽然我们建国只有49年，但是中国，印度都有数千年的历史。新加坡无论是政府或民间，大学的确要多了解中国和印度的科技近况和新方向。
就中国大陆来说，它最近有“双轨”的政策。首先，它也吸引国际顶尖科技人才，另一方面也大力鼓励海外华裔科技人才回中国服务，例子很多：上一辈有陈省身、杨振宁等等，其实更重要的是中青年人才，比如丘成桐、田刚、杨培东、饶毅、施一公等等。因为中国政府完全了解到这些华裔一流人才会更献身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
中国大陆在发展科技方面也面临不少严峻的挑战，其中如怎么改善科技政策的运作，尤其资金的分配，公平合理的对待外来人才和本土学者之间的待遇、研究条件等问题。其实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克服心理的障碍，无论是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都不应该过于盲从西方的科技思潮，也不应该完全跟随西方在讯息交流、出版及版权方面的垄断现状。如果没有自己独立和具备一定要超越西方的思想意识，亚洲的科技永远会落后于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