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言论认为我国出口率太高、严重对外依赖，一些国家并将此作为我国的“原罪”，要求我们控制出口、减少外需依赖。但系统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在大部分时间里低于世界总体和各国平均水平。基于各国实际数据建立的模型分析表明，我国虽然持续存在贸易顺差，但实际顺差率与比较优势等决定的理论顺差率基本吻合，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顺差水平及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与世界各国相比更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明显失衡。从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中得不出我国出口和对外依存度过高以及过度依赖外需结论，由此，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外需，理直气壮地稳定出口，坚定不移地发挥出口对稳增长的支撑作用。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不时有言论认为我国对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太多，内外经济严重失衡，并由此要求我们减少出口、减少对外需依赖。之所以得出我国出口太多、过度对外依赖的结论，主要基于与一些国家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数值或国家组平均值的直接简单比较。国际比较的确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如何比较则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移中国家，判断我国出口多不多、对外依赖高不高，不能简单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与比较优势相同、发展阶段基本相同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要比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更有说服力，但考虑到影响出口和对外依存度的因素比较多，简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的说服力同样有限。
要比较科学地判断我国出口率、对外依存度是不是过高，比较理想的方法是先发现出口率与依存度的影响因素，然后构建模型来推测理论预期值，进而与现实值进行比较。正因如此，上述简单的比较方法及由此得出我国出口率过高、外贸依存度过高等结论并不十分令人信服。为此，我们将我国的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放到了国际大环境中进行多维度、系统性比较，以发现主要的影响因素和直观推论。考虑到计量方法虽然比较科学且受业界广泛接受，但直观性比较差，对于非专业人士的说服力较弱，而多维度、系统性比较除了可以直观发现影响因素或其线索，还可以给出比计量方法对一般人更具有说服力的直观结论。
据此，我们首先进行系统的国际比较，以期发现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对世界各国数据的分析和检验，建立基于多国现实数据的一般性顺差率模型，来计算理论值并与现实值进行比较判断。考虑到此模型基于各国现实数据，已经内在地去除了各国的特殊因素，比较好反映了各国发展的共同规律和趋势，我们认为比简单比较和直接的计量分析可能均更加具有说服力。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似乎并不能得出我国净出口率过高及过度依赖外需的结论。
一、我国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与世界趋势基本一致，属于世界各国中较低国家
1960年以来世界大部分国家及国家组出口率与外贸依存度呈上升趋势，我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与世界总体水平基本一致，所谓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和高度对外依赖观点得不到统计数据支持。
1.我国出口率处于世界较低的一半国家行列
（1）大部分国家组出口率稳定上升，我国出口率变化趋势与世界基本一致。1960—2012年，世界出口率从12.8%上升到30.3%，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组出口率稳定上升。我国出口率1990年之前长期低于世界出口率，1992—2002年之间与世界基本一致，只有2003—2008年之间的短短6年期间明显高于世界，2009年以来重新与世界保持一致。即使是在全球化高峰期的2006年，我国出口率虽然达到创纪录的39.1%，高于世界总体水平的28.2%近11个百分点，但由于各国出口率普遍上升，我国仍属于较低的一半国家。
（2）我国出口率持续低于东亚发展中国家组5个百分点，长期低于东亚和欧洲主要国家。1980—2011年，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出口率从16.9%上升到36.3%，我国则从10.7%上升到31.4%，稳定地低于前者5个百分点。即便是在全球化高峰时期的2006年，我国出口率仍然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的44.4%约5个百分点。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口率虽然超过了日本，但长期低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韩国及印尼等。我国出口率创纪录的2006年，也与韩国（39.7%）相当，明显低于马来西亚（116.6%）、泰国（73.7%）、越南（73.6%）、蒙古（59.4%）、菲律宾（46.6%）等东亚国家，比利时（80.8%）、爱尔兰（78.9%）、匈牙利（77.7%）、荷兰（72.8%）、保加利亚（61.2%）、奥地利（56.4%）、瑞士（52.5%）、丹麦（52.1%）、德国（45.5%）等欧洲国家，以及智利和以色列等，更不用说土库曼、阿联酋、沙特等中东中亚产油国。
2.我国外贸依存度处于世界上较低的三分之一国家行列
（1）世界外贸依存度趋于上升，我国外贸依存度同样与世界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一致。1960—2012年，世界外贸依存度从25.9%上升到60.6%。与出口率变化趋势一样，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组外贸依存度稳定上升。我国外贸依存度1990年之前明显低于世界总体水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世界总体水平基本相当，围绕世界水平上下波动。其中，1995—2001年低于世界，只是在2003—2007年之间高于世界，2008年以来再次与世界基本一致。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处于世界各国中比较低的三分之一国家行列。即使在全球化高峰时期的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现70.6%的峰值水平，虽然高于世界总体外贸依存度56.5%，但仍然低于各国平均水平的99.9%，处于世界上比较低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国家行列。
（2）我国外贸依存度长期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10个—20个百分点，明显低于东亚和欧洲诸多国家。我国外贸依存度长期低于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我国1990年之前一直低于东亚和太平洋所有国家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与后者大体一致，只有2003—2006年之间略高于后者。与东亚主要国家比较，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虽然高于日本，但长期明显低于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蒙古、韩国、印尼等。新世纪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虽然赶上了印尼，但仍然低于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柬埔寨、蒙古、韩国等。即使是在峰值时期的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到70.6%，也与智利（71.9%）、加拿大（69.8%）相当，仍然低于马来西亚（210.5%）、越南（151.8%）、泰国（143.8%）、蒙古（112.9%）、菲律宾（94.9%）、韩国（78.0%）等东亚国家，以及比利时（157.7%）、匈牙利（156.4%）、保加利亚（140%）、捷克（130.9%）、阿联酋（119.5%）、奥地利（107.7%）、德国（85.4%）、以色列（85.2%）等欧亚诸多国家。
新世纪以来，世界进入第二次顺差率高峰期，各国顺差率普遍上升。我国顺差率虽然短期内明显上升，并处于全球顺差率较高国家行列，但仍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组总体水平和我国比较优势决定的理论预期水平基本一致，基本符合世界发展趋势。
（1）新世纪以来各国顺差率普遍上升，我国顺差率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组相当。上世纪60年代各国家组以逆差为主，70年代各国家组出现第一次顺差高峰期，80—90年代各国家组再次以逆差为主。新世纪以来，出现了比第一次顺差期持续时间更长、顺差幅度更大的第二次顺差期，所有国家组均呈顺差率上升趋势，其中，阿拉伯联盟和中东北非等国家组上升幅度最大，东亚发展中国家组上升幅度其次，欧洲货币联盟、欧洲和中亚等上升幅度最小。我国无论是顺差率水平还是变化趋势，都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组保持一致，表现出作为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2）我国顺差率与泰国、德国等相当，更接近基本均衡而非严重失衡。2001—2010年我国顺差率为4.8%，与泰国（5.6%）、伊朗（5.3%）、芬兰（5.2%）、德国（5%）、丹麦（4.6%）、印度尼西亚（4.6%）、奥地利（4.4%）等经济体相当，不仅明显低于小型经济体、产油国及马来西亚（20.3%）等出口导向经济体，也明显低于阿塞拜疆（13.2%）、土库曼斯坦（13.1%）、俄罗斯（10.7%）等转轨国家，挪威（14.5%）、瑞典（7.1%）及智利（6.5%）、阿根廷（6.2%）等欧洲和拉美国家。即使在全球化高峰时期，我国顺差率也基本居中，更接近基本均衡而不是严重失衡国家水平。2000—2006年我国顺差率为5.3%，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4.7%）及阿根廷（6.2%）、德国（5.3%）、捷克（5.2%）、埃及（5%）、巴西（4.7%）、波兰（4.6%）等相当。即便是2007年，我国顺差率创纪录达到8.8%，也与爱尔兰（9.0%）、俄罗斯（8.6%）、泰国（8.4%）、荷兰（8.2%）、阿联酋（8.0%）相当，仍明显低于马来西亚（20.6%）、挪威（13.7%）、智利（11.9%）等。
（1）我国顺差率符合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从顺差率的影响或相关因素来看，跨国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在世界、中下等收入、转轨以及高增长国家组，工业比例与顺差率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世界、转轨、高增长和东亚等国家组，青年待业人口与顺差率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工业比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等指标上升，顺差率呈现上升趋势。我国此前青年待业人口比例比较高，且一直以来工业比例比较高，出现一定的顺差率具有一定必然性，符合我国现阶段比较优势。
（2）我国顺差率实际值与基于各国数据的理论预期值基本相当。由于顺差率由多因素共同决定，只从单一因素分析具有局限性，因此，我们通过多国数据面板分析来构建世界统一的顺差率模型。考虑到此模型基于各国现实数据，已经内在地去除了各国的特殊因素，比较好地反映了各国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可以认为是类似于钱纳里标准模式的世界各国顺差率一般模型。从据此计算的我国顺差率理论预期值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顺差率实际值与理论预期值比较接近，只有1997—1998年及2005—2008年，实际值明显高于理论预期值，其他年份实际值与理论预期值基本一致，说明我国顺差率基本合理。
（1）我国顺差率已经开始下降并将持续下降。2008年以来我国顺差率已经开始并明显下降。“十三五”时期，考虑到我国劳动供求关系变化尤其是青年待业人口比例变化，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减弱，同时企业“走出去”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比例必将明显下降。青年待业人口比例和工业比例变化将共同推动我国顺差率进一步下降。初步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净出口率有可能下降到2%。所谓我国严重依赖外需和顺差等情况，即便过去曾经出现过，但并未长期存在，将来更不会存在。
（2）持续顺差并非中国特殊问题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全球化现象。我国顺差率无论在发展水平还是在变化趋势上都与东亚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组极其相似，说明顺差率持续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是世界经济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现象，而不是中国经济的特殊问题。即便属于特殊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特殊问题，而非我国一国的特殊问题。
三、坚定不移地发挥好出口的支撑作用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将全面进入发展阶段转换期，内外部环境条件发生较大变化，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新的比较优势有待形成，经济发展动力有可能处于青黄不接状态。为了避免经济急剧减速、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十分必要。为此，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外需，坚定不移地稳定出口。
（1）坚决维护自身出口权益。前几年，伴随我国出口率和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国外一些机构指责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和外需，国内一些人也不加判别地随声附和，以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自觉不自觉地自我约束，不敢理直气壮地利用我们正在逐步减弱的比较优势。客观来看，外界尤其是美国对我国顺差的批评，并非完全是从公理角度、而是更多从自身利益角度提出。既然美国从利益而非公理角度切入，我们也需要从自身利益角度来回应。要坚决抛弃外界前些年灌输给我们的出口原罪感，坚定维护我们的出口权益。
（2）抓住最后时机充分利用传统比较优势。从理论上来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减弱之后，应该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在全球化以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全球性产能过剩，因此，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弱化之后，资本密集型产业难以及时发挥接力作用，并有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台阶式急剧减速，加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为此，我们需要在加快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注意充分发挥传统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以保持出口的稳定性，发挥出口对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
（3）多管齐下稳定出口增长。要根据各类出口产品市场的不同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稳定出口。首先要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设备更新改造，推动以机器替代人工步伐，加快制定设备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其次要加快推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化升级与创新发展，以产品优化升级为主基调推动正向产能调整，抓紧提高产品竞争力，瞄准世界经济复苏后的世界市场新需求，利用我国成本和资金等优势，努力开拓新市场。第三要大力发展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产业和出口新优势。
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展趋势与战略思路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
宋立，男，1965年生，陕西凤翔人，经济学博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与财政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等。先后主持30多项国家软科学、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等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数十篇，出版学术著作和研究报告5部。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省部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9项，获得中国投资学会等学术团体优秀研究成果奖励2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