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展相对缓慢的亚洲区域一体化
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亚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相对缓慢。首先，区域一体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其成员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具有同样历史经历、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宗教文化的国家间比较容易塑造共识、促成合作。亚洲是世界上众多文明、民族的交融地，国家间在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状况、民族宗教构成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进而导致区域内各国国际和区域性事务容易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偏好。此外，亚洲地区安全形势较为复杂，治理起来难度相对较高。不仅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等“传统热点”问题依然困扰着区域局势，跨境犯罪、恐怖主义、跨国贩毒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推进也在不断发酵。
其次，区域一体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区域核心国家的主导与推动。从欧洲的经验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法国和德国两个有历史恩怨的国家携手合作，共同提出倡议和规划，共同构建制度框架，共同推动与引领谈判，共同带头履行职责，共同监督成员国履行义务。而在亚洲，中国与日本两国间的关系时有反复，很难形成稳定的合力，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走向纵深。
再次，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区域一体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与欧洲一体化不同，亚洲区域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受到区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区域内国家与美国这一非亚洲国家的关系（例如中美关系）在亚洲区域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部分国家和地区把美国作为平衡区域内力量、消除区域内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也积极采取多种手段以确保其对亚太地区秩序的影响。从客观效果来看，与一些亚洲国家的期待相反，外部大国不仅没有给亚洲地区带来稳定与和平，反而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变数。在某种意义上，建立和谋求独立公正、合作导向的亚洲安全治理观，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协调机制，更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稳定，符合亚洲各国的根本利益。
求同存异，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亚洲发展和命运共同体
亚洲国家具有广泛的共性，差异也很明显。这是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不可逾越的现实基础。区域核心国家引领作用的确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美国仍将努力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那么，亚洲国家间究竟应该怎样求同存异，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共建亚洲发展和命运共同体呢？笔者认为，中国与印度关系的近来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借鉴。
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新兴经济体，同为金砖国家成员，且比邻而居，经济发展模式各有特色，被称为“龙”和“象”。
从经贸关系的发展来看，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印经贸关系进入了既合作又竞争的转折期。一方面，双方出现了新的利益融合点，如两国均面临着抵御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加快本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任务，都谋求提高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影响力，等等；另一方面双方的利益差异也很明显。虽然中印两国经济结构中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经济发展阶段的落差提供了更丰富的合作机会，然而对于相互间贸易障碍、投资壁垒、管理体系以及经济制度的不同看法极大影响了这些合作机会顺利转化为现实收益。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大环境下，印度频繁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的产品出口进行限制以及通过安全审查制度对部分来自中国的投资设限，这些都给两国整体合作全面推进带来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此外，受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印两国间的关系更为微妙。这些共性和差异给“一带一路”大战略下中国与印度间互联互通的推进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对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深远意义，并且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一带一路”战略包括四条线路：中蒙俄经济带、新亚欧陆桥经济带、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以及海上战略堡垒。其中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通过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海上战略堡垒分别由环渤海、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北部湾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和地区。而印度同时涉及中国－南亚－西亚经济带和海上战略堡垒两条线路，是“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要一环。推动中印互联互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还有利于中国与印度间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不仅是稳定周边战略的必要环节，对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具有战略价值。
互联互通建设将带动中印两国加强经贸往来，而双边经贸合作的扩大有利于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与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比较起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敏感性较弱，优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贸易、投资、人员往来和资金流通的双向扩展拉近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距离，促进两国在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认同，相对于解决政治问题要简单的多。绕开领土问题通过互联互通优先发展经济贸易合作，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明智选择。另外，通过经贸合作也会强化中印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促进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
南亚虽然是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居住着世界1/5以上的人口。中国与南亚国家已经在投资办厂、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等很多领域开展经贸合作，对南亚国家的贸易也在稳步增长。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及经贸合作顺利推进将形成一个拥有26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合作潜力不可小觑。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在南亚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如果忽略印度的作用将会增加中国与该地区合作的阻力。
南亚是中国周边的重要区域，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是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环节。通过互联互通扩大经贸合作是在南亚地区增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一直希望主宰地区事务，其周边国家对其持有一定的戒心，甚至保持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在南亚地区发挥作用，一方面不可能迈过印度，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中印合作共同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加强中印的经贸合作对于稳定中国和南亚的关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一带一路”统筹陆海两大方向，涵盖面宽，包容性强，辐射作用大。保障海上石油输送线的畅通是稳定石油来源的重要条件。中国目前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海湾地区，而印度洋是国际海洋输送线路最集中的地带，是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石油运输必经之地。在印度洋海域沿岸，印度在综合国力方面是唯一的大国，并具有仅次于美国的海上力量。中印间互联互通的推进，将形成更加密切的两国关系，提高印度对华外交行为的谨慎度，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石油和能源安全。
线路设计以外，亚洲互联互通的几大工作重点在中印合作中有着全面体现。首先，亚洲互联互通以经济走廊为依托。目前中印两国正在携手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2013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期间提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得到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的积极响应。该倡议对深化四国间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东亚与南亚两大区域互联互通有重要意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新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和关键路段，而新南方丝绸之路是构建“一带一路”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陆上丝绸之路民意基础较好的一段。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是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带来新机遇。
其次，亚洲互联互通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基础设施不但能够在短期内直接拉动社会总需求、迅速增加就业，而且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私人资本的生产力，在长期内扩大社会总供给。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困扰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印度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相对开放的建设政策为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进一步拓展印度市场、扩大工程承包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对于推动中印经贸合作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适宜的突破口。
第三，亚洲互联互通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印度正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长期以来，印度的财政贸易双赤字依靠外资流入弥补。印度的外汇储备进入2012年以来已经出现大幅下滑，难以覆盖其总体外债务余额，仅够应对数月的商品进口。受到欧美国家的“去杠杆化”过程的影响，流入印度的外资难以大幅度增加，而且随着美国退出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或将引发大规模外资撤离印度。中印已经在融资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中国将成立的，总额高达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会进一步为中印两国互联互通的建设提供融资便利。
最后，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印两国尽管毗邻而居，然而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所指出的，两国民间和人文交往严重不足，存在着巨额的“交流赤字”。作为两个有着10亿人口以上的邻国，2012年印度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1万人，而在印度的中国留学生只有1200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赤字由此可见一斑。除了提供互联互通领域培训名额以外，还可以通过在中国举办印度节、印度博览会等，来提高中国企业对印度的认知程度，以及建立中国印度企业家联谊会等民间组织，借助文化交流等形势，以文促商推动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互联互通。
从上述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如何缔造和保持一个繁荣稳定的区域环境对亚洲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而言都事关重大。中国积极推动亚洲互联互通，一方面符合中国和平崛起和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符合亚洲区域内各成员的现实利益，得到了诸多亚洲国家的明确支持，体现了亚洲大家庭的成员们求同存异、积极谋求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稳定决心与努力。尤其是，互联互通在为各国经济增长提供利好消息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亚洲地区政治安全稳定，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借力互联互通，完善合作体系建设，共铸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光明未来
长期以来，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具有低机制化的特点。机制化程度低意味着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力相对较差，但胜在灵活，能够包容多元化利益。在外部环境波动大、成员国不想被过度牵制、灵活性要求高的情况下，低机制化合作更容易被成员国接纳。亚洲区域内的成员国在历史背景、文化、宗教、经济状况、国际定位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再加上历史性原因，强机制化的区域一体化框架很难形成。与不合作或者勉强达成高机制化合作后面临维持困境这两种情况相比，低机制化的区域治理方式也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尤其是机制化在保证尊重组织成员多样性的同时，仍然能够集体讨论和处理敏感性高、不确定性强、大家普遍关心的区域性问题，例如打击跨境贩毒和灾害救援等。东盟地区论坛作为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核心组织平台之一，还专门针对应对灾难、实施救援、抗击区域内恐怖主义等具体领域，设立了特定的区域内对话机制，借助“小国搭台，大国唱戏”的对话形式，为成员国提供了自由、灵活、渐进和弱机制化的政府间对话平台。
因此，亚洲区域一体化推进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跃进到高机制化阶段，而是完善合作体系建设。合作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将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紧密结合；二是整合区域合作机制，化解碎片化风险；三是制定区域合作高机制化的远景目标和路线图，并开始逐步践行实施。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有贸易协定、投资协定、论坛和峰会等机制性安排，也可以有非机制性的多种灵活安排。在差异化中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把机制性合作与非机制性合作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实现亚洲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
亚洲地区近年来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安排大量衍生，而且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和标准，这种情况与区域合作低机制化相伴相生，使得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面临碎片化的风险。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演变中，一直伴随着“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竞争性自由化”两种合作指导思想的竞争。当前的TPP与RCEP是这种竞争的延续，又都体现了整合区域资源、塑造区域经济秩序的不同努力。
而在亚太自贸区框架下有可能实现TPP和RCEP在内的诸多亚洲区域内治理机制的有效整合。尽管亚太自贸区的设想早已提出，但在过去几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2014年11月北京APEC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与会的21个成员经济体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建立APEC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开展自贸区谈判多年期能力建设，推进服务、投资、原产地规则等具体领域合作，亚太自贸区建设自此进入新阶段。APEC领导人会议同时还批准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决心在2025年前实现加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并完成共同确立的具体指标。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这互联互通三大支柱，本身就构成了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推进、落实互联互通就意味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落实。
互联互通是亚洲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引擎，它顺应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这两大世界潮流，力图整合亚洲资源、亚洲制造、亚洲储蓄、亚洲工厂等多方面竞争优势，服务于发展亚洲价值、亚洲创造、亚洲投资、亚洲市场，致力于在新时期培育亚洲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得到了诸多亚洲国家积极响应与大力支持。借助互联互通的链接，必将使每个亚洲人、每个亚洲国家的梦想紧紧相连，共同铸就亚洲大家庭的辉煌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