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直生活在群体中，他们的个体生活总是取决于群体选择。但群体选择的挑战也许令人畏缩，特别是考虑到群体成员之间利益与关注点的分歧。那么，集体决策应该如何进行？
希望掌握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独裁者会寻求忽略所有其他人的偏好。但如此水平的权力很难获得。更重要的是，任何类型的独裁都天生被视为恐怖的治理社会方式。
因此，出于伦理和实际理由，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社会成员的关注点如何以某种方式反映于集体决策中，即使该社会非完全民主的社会。比如，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印度的考底利耶（Kautilya）就分别在各自的经典著作《政治学》（Politics）和《经济学》（Economics）中探索了社会选择的各种可能性。（考底利耶著作的梵文标题为Arthashastra，直译过来就是“关于物质财富的学科”）。
社会选择研究第一次步入正式学科是在十九世纪末，先驱式法国数学家，主要包括波尔达（J. C. Borda）和马奎斯·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当时的知识界气候受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人们对理性的社会秩序的构建兴趣浓厚，开始致力于创建响应人民偏好的社会。
但波尔达、孔多塞和其他人的理论研究常常指向悲观结果。比如，孔多塞提出的所谓的“投票悖论”表明多数统治可能陷入僵局，出现每一种方案都被其他方案在选举中击败的情况，以至于没有一种方案能够战胜其他所有方案的挑战。
现代、系统性的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主要基础是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在其195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做出的工作。阿罗的论文包括了著名的“不可能定理”，这一分析结果优美无比，也深邃无比。
阿罗的定理证明，对于以社会中个人的简单偏好排序为基础形成社会决策这一问题，即使是弱理性条件也无法通过任何程序（procedure）同时获得满足。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出版于1951年，立刻就成为经典著作。
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道德和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普罗大众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似乎——也确实是——灾难性的结果。在社会理性观点借助文艺复兴思想发展了两个世纪之后，这项大工程突然走向了无可避免的倒塌——至少从表面看是如此。
理解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何会出现、如何出现十分重要。对建立该定理的正式推理的仔细审读表明，只依赖个体偏好顺序导致很难区分截然不同的社会选择问题。易得信息的可用性因为在非正式讨论中十分流行的看似无伤大雅的各种原则的组合效应而进一步削弱了。
比较不同个体的利益和损失、注意他们的相对丰裕程度（这无法通过人们对社会方案的排序立刻推得）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做出关于社会福利的判断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考察哪些类型的偏好排列窜（cluster）对于不同类型的投票程序有问题。
尽管如此，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最终在研究民主要求什么的问题上扮演了巨大的建设性角色，这一问题远远超过了点算票数的范围（尽管这也很重要）。丰富民主的信息基础、让互动型公共推理排上更大用场可以极大地增强民主的可运作性，也让社会福利的理性评估成为可能。
因此，社会选择理论是一门广阔的科学，覆盖了大量不同问题。在何种环境下多数同志能产生不含糊的一致性决策？产生令人信服结果的不同投票程序的鲁棒性如何？我们如何判断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其成员利益完全不相干的情况下运行的如何？
此外，我们能够在协调个人权利与自由同时给予他们的总体偏好以恰当的承认？我们如何在度量总贫困水平时顾及组成社会的不同的人所经历的不同窘况和苦难？我们如何形成对自然环境等公共品的社会评估？
除了这些问题，关于正义的理论可以深刻影响来自社会选择理论的洞见和分析结果（我在2009年的著作《正义观念》（The Idea of Justice）中讨论了这一点）。此外，来自社会选择理论家对群体决策的研究的理解帮助了一些并非直接属于社会选择理论的研究——比如对性别不平等的后果的形式的研究、对饥荒的成因和预防的研究等。
社会选择理论的深度和重要性是巨大的。形成深刻挑战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及其所启发的大量文献并未阻碍对社会理性的追求，而是大大增强了我们理性地思考作为我们的生存和幸福基础的集体决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