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讲到全球视野下的中非关系，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中非之间的文化其实有很多预知性的地方。非洲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收获的季节(Golden age)，参与非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像习主席所说，在投资非洲这件事上，怎样才能获胜呢？最主要的是态度。首先，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外来者对他们的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要有一定的认可和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做到投资的有效性，这些文化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中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中国在非洲建立了很多的孔子学院。教非洲人讲中文，教非洲人中国的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非洲人学习中国的文化、学习中国的语言，同时中国人也应该以同样的精神，学习非洲的文化，学习非洲的语言，理解他们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取得在非洲共赢的机会。真正的赢是共赢，单方面的赢不是赢。
我有幸被重庆大学邀请，有一次有机会与重庆的留学生见面，其实规定的是1个小时，结果我谈了6个小时。在重大与同学们交流给我很深的印象。中国的教育还是更多地重视实际技能的培养。比如科学、工程这些在非洲的教育方面，并不是非洲最强的。但是中国方面是非常的重视，而且功底非常扎实。在这一点上，我想感谢中国对非洲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比如，在三亚举办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上，和我一起参加“投资非洲”的论坛上就有加纳的驻华大使。他过去就是来中国的留学生，曾经留学香港学习中文，现在已经成为大使。我们就讨论把对非洲学生的奖学金支持是放在本科生上？还是放在研究生上？后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把奖学金放在研究生上。因为，加强对技能、科学、工程等这方面的培养对非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人才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非洲人才流失的问题。非洲不是没有人才，但是非洲最聪明、能干、精英的人才受到很好的教育，分布在世界各地，最终还是会选择在非洲以外的欧美、亚洲等地方居住。所以在这一方面，非洲也应该想各种办法，把非洲人才带回非洲。这才是支持非洲发展的源动力。我的情况也是，曾经在波士顿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了非洲，但是最终还是选择回到美国去。我在加州大学教书16年，2006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做终身教授。如果能把人才带回非洲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还有很多非洲的青年来中国学习，但是反之，很少看到有中国学生到非洲学习。其实尼日利亚也有很好的教育，比如在欧洲的好的科学家，他们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如果你溯根求源的话，他们不是在欧美受的教育，而是在尼日利亚。所以，我鼓励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想更多的发现中国的机会，要真正走到非洲去，去非洲学习，非洲也是拥有很好的教育资源的。
医疗
另外，昨天我在飞机上读了《中国日报》，两个正版讲述了中国的中医对医疗的保养和康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下个星期是尼日利亚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会回到尼日利亚和总统见面，我会跟他说，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更大、更有效地发挥传统医疗的作用。谈到医疗问题，大家也知道现在非洲有很的流行病。大家有很多误解，认为非洲出现的流行病就是非洲的问题。其实，很多疾病不仅仅是非洲的问题，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整个人类的问题。疾病的发作和传播对整个人类会带来很大的侵害。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中国政府应该利用中国先进的中医水平和强劲的资金支持，和非洲政府联手，来应对疾病的侵害和蔓延。因为这是人类面对的共同的挑战。
基础设施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大的工程，每个人都在谈论到非洲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怎么在非洲建铁路、公路、高铁等设施。我想中国在这个方面投资很大，而且做得也非常好，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投资非洲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一定要花钱投资非洲人，投资非洲人的基础教育和基础技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础建设有可持续的发展的机会。因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等基础设施建设好了之后，建设的人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么就要保证当地的非洲人可以维护和修理基础设施，并且保证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所以，培养当地非洲人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花很多钱买了一个很贵的机器，但是坏了的话不会修理，那么这个投资就不是一个共赢的投资。所以，投资非洲的基础建设和投资非洲人都是很重要的。
非洲人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是持非常欢迎的态度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给非洲带来的很多的技术支持、资金支持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些对非洲的发展都是有意义的。但是非洲人普遍感觉，中非合作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的，总觉的非洲是一个贡献很小、或是说贡献50%的合作伙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才是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所以可以说，平等是一切合作与共赢的基础。
中非关系
在中非关系方面，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投资了很多非洲的青年人。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非洲青年人在中国学习，他们今天是非洲在中国的留学生，明天就有可能是非洲派来的大使，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投资。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我希望我每一个传递的信息都很精准，我希望我是努力在传达非洲的声音，精准地表达我对中非关系的看法。无论是习近平主席还是李克强总理，对非洲的投资都是非常重视的。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环境。
拓展到全球视野下的中非关系，我想中国可以从美国或是欧洲在非洲很多年的投资活动中学习到很多经验。学习他们在投资非洲时候的教训，是中国在投资非洲中获得成功的捷径。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我们要向那些真正的专家学习，有的人自称为专家，实际上他们只知道皮毛，并没有真知灼见。所以向真正的专家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非洲的腐败问题
在非洲，虽然很多总统也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是政府还是有很多腐败现象的存在。那么对腐败的态度很重要。对腐败是不是应该做到零容忍？如果是这样，就会渐渐地树立一种正气。因为你不能选择非洲是怎样的政府，但是你可以选择如何来对待这个政府。这样的话就能够树立正气。
到非洲投资，大家总是想找一个成功的路径。但是我们知道，非洲是世界上第二大大陆，它的人口达到了10亿，一共有58个国家，大家觉得可能是非洲是千人一面，千国一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各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特色，非洲的情况也比较多样化，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也推出了不同的举措和战略。所以，在投资非洲之前，可行性调查是非常重要的。可行性要从清晰的历史性的角度来看待。所以现在认真研究中国到非洲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中非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全球的经济发展也有重大意义。纵观非洲大陆投资情况，南非第一，尼日利亚第二。但是2014年的数据是尼日利亚第一。
中国对非洲投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中国提供了免费的资本吗？到非洲到底是做什么？只是赚钱吗？还是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呢？还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呢？所以我想定义中国去非洲投资是投什么。从过去十多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总量来看，增长是令人鼓舞的。可以说，现在中国到非洲的投资热潮到来了。投资不仅仅是经济的回报，也是社会影响力、全球治理、全球创新等方面的回报。可以说，中国投资非洲可以获得相对较好、且较高的回报。传统行业是投资原材料、能源、矿业开采等等，其实还有新的方面的投资，比如说农业。在尼日利亚南部，投资农业，从全球市场来看都是非常好的。因为那里的自然资源好，有肥沃的土壤，充分的水资源，很适合农业的发展。当然投资基础建设、电信方面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投资我很想强调的是融合。合作一定是和非洲的人、非洲的机构的融合。中国到非洲投资有一个现象，就是对非洲的政府的高级关系的依赖，是一个比较中国特色的方法。其实，我认为这种方法需要修正，值得推敲。其实未必是政府，和关键人物或是关键机构有一个深度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的挑战
另外，我们谈到挑战问题，中国对非洲的文化、历史、政治缺少最充分的理解，和对价值观念的欣赏。这个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其实非常重要，其实这是升华接近当地人心灵层面的理解。还有，中国企业进入到非洲之后投资慈善、公益等方面还是比较少的。像之前我提到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还是投资能源、矿产、基础设施比较多，所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的结构有必要调整。
我们看到非洲的竞争环境、公共医疗、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确是有很大的危机，是非常现实的。但是投资非洲机遇也是非常现实的。中国人到非洲投资，要树立中国好的形象，不是中国大哥、不是新来的中国警察，而是建立在文化历史互相理解、经济利益双赢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对非投资。特别是中国在投资非洲的时候要注意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另外，在北京有一个以非洲的行动计划为核心的中非论坛(2013-2015)，其目的就是要增加中国人的在全球治理上的声音。我想强调，投资非洲，一定要投资非洲的青年。这是一个非常战略的投资。这才是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刚才所说的在北京举办的中非论坛，这个计划是非常崇高的，但是再崇高的计划要使得它有效率，关键是看怎么来执行。
建议
中国投资非洲，要有真诚的态度、建立友谊、建立平等、互利、互助、且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相互支持、紧密协调。而且是在国际发展背景下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计划，相互理解、寻找共同繁荣的机会。
加强文化理解。特别强调投资NGO，履行企业在非洲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经济发展的同时，投资社会创新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好的社会体系的建立、好的政府、好的制度，才能带来更好、更多的商业机会。
企业通过双边协议，和非洲政府、非洲机构、非盈利组织共同携手促进社会发展、医疗进步、教育成长等。
双赢是最重要的，在企业全球化论坛上，我学到了这个道理：即真正的国际化其实就是本土化。企业到非洲去，不单单要有国际化的视野，还要有本土化的经营。雇用当地的员工，投资本土人才的教育。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力。所以，接下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模式，可能不同于之前欧美在非洲的投资模式。中国应该有更高明的投资模式，与当地人构建充分的信赖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效果。
作者介绍：
Jacob Kehinde Olupona，哈佛大学哈佛神学院、文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及非裔美国人、非洲宗教传统。曾于1971-1975年在尼日利亚大学学习，1983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并获得比较宗教学博士学位。1976-1990年在尼日利亚依费大学任讲师，1991年进入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副教授，并于1995年晋升为教授。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职期间，Olupona教授曾担任非裔美国人及非洲研究项目和宗教研究项目主管。200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神学院、文理学院任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非洲宗教传统研究教授。在哈佛大学任职期间，他于2006-2009年任非洲研究会主任，现任哈佛大学非洲及非裔美国人研究生项目主席。他还担任国际尼日利亚研究会魏德海中心主任。
Olupona教授出版或主编了多部著作，包括Kingship. Religion and Rituals in a Nigerian Community: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f Ondo Yoruba Festivals which won the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grant for its publication in Stockholm等。他的著作City of 201 Gods: Ile Ife In time Space and The Imagination获得了哈佛大学卡伯特奖金、2012-2013年度杰出教师奖金。他的著作涉及宗教现象学、宗教仪式、神恩复兴派、非洲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
注：
1、这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Olupona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第二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上作的发言。
2、FT中文网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授权发表该发言的文字整理稿。
3、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致力于研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课题，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及时性的建议和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