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目前的对外关系中，中日之间的关系是最坏的，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是存在的。不过，讨论中日关系，需要拓宽视野。如果放宽视野来看，日本问题可能就不显得那么严重了。我们必须将中日两国关系置于21世纪的战略框架内予以思考。
进入21世纪已经有14年了，应当说，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晰地展现出来了。从大国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崛起为全球性力量，并深刻地塑造21世纪的格局，将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目前的全球战略格局的调整、国家间关系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关系的变化，均须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说，美国的全球力量还将维持100年。这是基本可信的。中国对自己的定位，也比较清晰，那就是一个“新兴大国”。与美国方面举行的战略对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构建当今守成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中国很重视自己的战略地位，十分关注美国是否承认自己的这一地位。
在分析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到中国的战略。当我们说战略的时候，指的不仅是写在纸面上的规划，更主要的，指的是其战略行为。那么，如何看中国的战略行为呢？
在目前国际战略界，对于中国的行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他认为，在国际体系中，到处都是心怀修正主义意图的大国，只要有可能，就会打破均势，修改现状。他认为，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他一直不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第二种以哈佛大学教授江亿恩为代表，他通过分析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没有表现出修正主义或帝国野心。他的这个判断，是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的。
江亿恩的研究建立在一个评估模式上。这个模式提出了五项指标。1、对国际机构的参与；2、虽然参与，但并没有接受其行为规则；3、参与了并接受这些规则，但一有机会就想办法改变这些规则；4、明确表示对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进行彻底的再分配；5、为此采取行动，将军事力量作为重要手段。
江亿恩根据上述指标，衡量了中国的行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戴维•兰普顿也持类似的结论。
江亿恩的评估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明显的：其分析的重点是对国际组织的态度、参与度和对国际规则的态度，基于这一视角，更重视政策声明和字面上的东西，而疏于对战略全局做出全面的分析。
我觉得可以扩展对国家行为的分析视野。比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对一个国家的行为做出评估：1、是不是一个大国，是不是追求大国的目标。所谓的大国，简单起见，还是用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定义，就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抵抗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攻击。2、联盟体系的建立，也就是敌人和朋友的多少和选择。3、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否接受其规则？4、国内转型以及是否存在风险，这一点对于理解一个国家的行为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行为，并据此判断一个国家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
我们分别看一下中日两个国家的行为。
1、大国。中国肯定是有大国追求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大国。而日本很难说是一个大国，原来可以说它是经济大国，但这一地位在21世纪也将逐渐失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自2001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低于“金砖国家”。如果“冷战”后明显加速的全球化趋势不发生逆转，如果日本不能克服其内在的制约因素，如人口老龄化、政府债务问题，那么，可能用不了多久，“金砖国家”将在经济总量上逐渐一个个超过日本。日本的小国化，恐怕会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趋势。2、联盟体系，谁更容易得到朋友？谁的敌人多？至少从周边的角度看，中国更难以建立起一个联盟体系。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远比日本要多。3、在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上，中国参与国际机构的数量与日本差不多，但是，中国更倾向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也就是更倾向于对权力实施再分配。日本也希望对国际权力实施再分配，比如它提出要“入常”，不过，这种再分配的强度，要远弱于中国，其国内制约因素也远远大于中国。4、国内转型及风险。两国都存在转型和改革的问题，但中国国内转型的风险更大。学术界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陷入转型陷阱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这种风险，会释放出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国内的转型以及风险引起的不确定性，将外溢进国际体系。
综合来看，在21世纪，日本在战略上难以具备进攻性，恐怕会处在战略守势，其战略地位会不断边缘化。大前研一曾经写过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到过日本的忧虑，担心日本会成为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他写道：“目前最令我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的将来极有可能沦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大前研一，《中国，出租中》）依照这一分析，“日本问题”在中国的战略议程上，也将逐渐被边缘化。
大前研一常有惊人之语，但这种趋势，我相信国内很多人都会赞成。现实却是中日关系处在非常危险的“冷战”状态，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大家都会问，这是为什么？日本有那么大的危险吗？国内媒体上天天可以见到渲染日本危险的报道和评论。
中日之间之所以出现严重的对立，需要从21世纪全球战略格局的塑造和变动中寻找原因。问题的核心依旧是中美关系。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两个国家的关系将决定21世纪的面貌。比较而言，日本问题是一个旁支。中日关系反映着中美关系，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就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取得一致。之所以不断强化日本问题，根子也在对美战略上。但是，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尚处在不断发展中，还不到做出战略抉择的时候。与之相应，中日关系也不到战略抉择或摊牌的时候，过早地置身于抉择的情境，对中国并不利。
由此可以得出的政策结论是，不宜过度地渲染中日之间的紧张气氛。在战略上，你需要一个敌人，就会有一个敌人；你不需要敌人，可能就不是敌人。中国是一个大国，应当在充分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更为成熟的做法，不因政治关系的恶化而使所有的关系都恶化。我建议，有必要区别不同层次上的中日关系。比如，将中日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民间往来做必要的区隔，经济和民间的交往与政治关系适当脱钩，这是其一。其二，逐步把政治关系与政府间交往和地区间交往加以区隔，政府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可以正常交往，不受政治关系大的影响。
基于对21世纪战略格局的分析，我们认为，对待逐渐小国化的日本，没有必要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倾一国之力。日本与韩国也有领土争端，政治层面也激烈交锋，但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民间往来，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在钓鱼岛问题上，在日本极右翼问题上，政治层面上可以尖锐对立，甚至可以激烈对抗，但范围要限定在高层政治领域，经济、民间和政府间，需要保持交往、交流和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