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Jean Tirole）发表获奖演讲，最后一张幻灯片上，是近20位合作者的大头照环绕着一个大大的“谢谢”。
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无人感到意外。
“梯若尔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很高兴看到他的经济学教育已经带他走了那么远。”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Eric Maskin）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开心地说。
“这太奇妙了，马斯金和我刚好都是梯若尔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老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也对财新记者热切地表示，“我在2008年也曾写过《机制设计人性的一面》一文，为诺奖评委会梳理这一领域的后浪推前浪，随着梯若尔获奖，我当时文中提到的7位都获奖了。我也算做了我该做的！”
马斯金和麦克法登今年受邀参加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周对话”，他们是参加活动的六位往届诺奖得主中仅有的两位经济学奖得主。“（我们参与）对话活动是很早以前就确定了的。” 麦克法登澄清道，“或许（梯若尔今年获奖）就是命中注定。”
作为诺奖周系列活动的高潮，诺奖颁奖典礼于12月10日下午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举行。2014年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Tore Ellingsen在引出梯若尔的陈述演讲中，小故事娓娓道来，渐入高潮：“梯若尔教授，曾几何时，我们试图寻找一把魔剑，可以劈开所有的石头。后来有一天，一位新的铁匠来到我们身边，他锻造了许多把剑，每一把都更坚硬、也更灵活；他还向我们展示了哪把剑可以劈开哪一类石头；最后，他在每把剑上都刻上了伏尔泰的警言：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就是那位铁匠。”
在马斯金看来，梯若尔的研究结论是：假如监管是必要的，就对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监管办法，对企业采用尽可能灵活的监管规则，给后者以一系列菜单选项，作精巧设计——就像在延迟退休问题上，不是强制延迟退休，而是让它变得更具吸引力。
今年，诺贝尔博物馆第一次邀请当地设计学院和音乐学院的学生对每个奖项类别进行艺术解读。在这一题为《诺贝尔创造》的展出中，两位并未系统学习过经济学的年轻艺术家呈现出了一件异常繁复又不乏美感的礼服。在研究了梯若尔的成就后，“我们试图刻画经济学无法逃避的复杂性” 。她们写道。
这一展览的策展人告诉财新记者，或许是出于对这一解读的认同，梯若尔在同其他诺奖得主一起出席展览的开幕仪式后，当天下午又带着家人，重返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保留节目——诺奖得主签名椅上，梯若尔写下的是，“这个美妙的奖项令我深感谦卑之至，而我获得嘉奖的恰好是我一直以来的激情所在。”
“他的所有贡献为经济学理论如何带来社会价值提供了一个光辉典范。”诺奖评委会在给梯若尔的近50页学术总结中如此收尾。
梯若尔在获得诺奖后不久曾表示，“我的选择一直是待在象牙塔内”。不过，在获奖演讲中，他强调了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更好地解释研究成果，并参与政策辩论；而研究的质量、模型及假设的可靠性，“决定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建议决策者进行政策干预”。
在12月10日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晚宴上，梯若尔以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名言开始他的简短致辞，“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想象成像牙医一样谦卑，又足能胜任其工作的人，那就再好不过了。”
但是，他坦承，在83年之后，“我们只能冀望能与气象学家和医生为伍。”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学家没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这刻骨铭心地提醒着我们自大的代价”。
当然，经济学家并不应该为此承担所有责任，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也有义务——正如梯若尔在专访中两次提到的。对于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马斯金表示，我们这个时代大的社会问题，都或多或少地涉及经济上的微妙性和复杂性。经济学家可以帮助理清、解开一些问题。如果经济学的建议被忽略了，会是个很大的遗憾。“所以，我希望至少有一些经济学家愿意承担这一使命。”
2014年是法国经济学界的大年。除了梯若尔获得诺奖，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掀起关于不平等的理论和政策讨论。此外， 有7位法国年轻经济学家出现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9月评出的全球25位45岁以下经济学家名单中。
“我是这一群体中最老的一个。”在物理、化学、经济学奖得主联合媒体见面会上，梯若尔笑着回应财新记者称。“但是不要忘了，IMF选出的7位中，有6位都在法国以外工作。”他提醒道，因此，我们的使命也包括完善法国的学术环境，把他们带回法国。
据财新记者了解，梯若尔目前计划在明年3月到MIT授课一个月。
一位法国记者随后向梯若尔提问：法国经济学家固然表现出色，但是法国经济为何如此艰难？
“如果我不是在内心深处相信法国的前景，我不会回到法国。”梯若尔坦承。我们需要的就是改革，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也需要改革政府——就像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国所做的，转变为一个更轻、更高效的政府。
“中国与法国的一些相似情况很有意思。”今年的经济学奖评委会四位委员之一佩尔松（Torsten Persson）在梯若尔的获奖演讲结束后对财新记者称，这不仅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学术环境。
没有类似英美等国的学术自由和相对灵活的教育体系，中国和法国的“海归”经济学家们肩负着更大的重担。
梯若尔认为，中国经济学者在海外获得良好的经济学训练，然后回到中国工作， 把在海外习得的前沿经济学技巧带回中国，能够帮助加深中国人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中流砥柱，有不少是梯若尔的同窗。作为他们共同的导师，马斯金表示，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中国经济学家回到中国，继承钱颖一、李稻葵、白重恩等人开启的传统、但还未竟的使命。
梯若尔最近一次来华，是今年6月中旬受他的学生张昕竹之邀到江西财经大学参加旨在纪念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逝世十周年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国际研讨会”。这距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有近15年。
尽管与中国经济学家有不少交集，但对于财新记者提到的聚焦中国的问题，梯若尔在专访中并未深入发表看法。一如他在200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一位好的经济学家必须保持谦虚，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深入研究，所以公开发言时必须很谨慎。
梯若尔的理论对于政府已然很强的中国是否有用？“当然，处处都相关。”马斯金直言，梯若尔强调的不是高压式的、很重的监管，而是灵活的监管，是试图在过度监管的危害和纠正负外部性及市场机制一些缺失特性的必要性之间，求得平衡。
至于诺奖获得者的研究哪些对中国有用，马斯金的看法或许也代表了梯若尔的看法，“我更倾向了解中国情况的人看一看我的研究，自己决定哪些可以应用于中国，而不是由我来选出适用中国的。”
在晚宴致辞的最后，梯若尔表示，先贤的智慧鼓励我尽快回到我的“铁匠铺”和我的同事们身边，回到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美好生活中。
在回归之前，梯若尔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纵论他的经济学“铸剑”历程。
政府与市场：轻而强的监管
财新记者：你研究的一对核心矛盾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你眼中，现代政府应该是怎样的？
梯若尔：对于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旧式理解，通常是政府参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然而，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国有企业通常效率低下，表现为所生产商品的价格较高、 质量低劣，很多时候入不敷出等特点。原因之一是国企治理，政府对国有企业强加了大量代价很高的要求，企业垮台时又不得不救助。此外，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职责通常也并不明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抽离经济事务。市场竞争很少是完美的，市场会失效，市场力量——即企业定价大幅高出成本，或是提供质量低劣产品的能力——必须被有效控制。其次，企业会对第三方强加负外部性，比如环境负外部性，当银行破产需要救助资金时，也会对纳税人产生负外部性。
此外，有不少的商品和服务，例如教育和医疗服务，都不可能完全经由市场解决，尤其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此类服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要自己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以教育为例，就既可以通过设立公立学校，也可以采用学券制。
政府还有其独有的功能，如通过财税制度对收入实行再分配，以及进行城市和区域规划。但是，我相信这些不在你所提问题的范畴内。
现代政府不应再是市场玩家，而应该承担监管、裁判的角色：制定游戏规则，保证这些规则的执行，保证市场势力较大的企业不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
在对市场势力进行规制方面，政府一方面通过反垄断执法进行干预——主要以一种事后执法的方式（例外情况包括并购审查和美国司法部等机构采用的业务审查），另一方面对网络型行业（如电信、铁路、电力、邮政服务等）进行行业监管——通常以事前规管的方式。
在履行监管职能时，现代政府应该保持独立：独立于行业利益及游说团体，也要独立于某一届执政的政党。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20年内，很多国家的竞争监管当局、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都被赋予了独立性。但是，在此种情况下，保证这些监管部门具备足够的（监管）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议会就各监管部门负责人的选拔进行深度听证是明智举措。
政府作为生产者的年代已经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一个强的政府，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强有力的监管。
财新记者：你曾提到政府应该是“轻而强”（light but strong）的。这是否意味着监管机构应该基于全面的分析订立充分考虑各类可能出现情形的监管框架，然后可以更少但更具可预测性地进行监管干预，但能在必要时进行强力干预？
梯若尔：这样一种逐案分析（case-by-case）的方法，对于监管者来说会是艰巨挑战，因为他们往往更习惯于机械化地套用简单的规则。经济学家们必须能提供有关市场如何运作的缜密分析：融入理论基础，并尽可能提供实践分析，还需要将目标行业的特性加以考虑。
经济学家们在开政策处方时，还需要考虑监管者能获取哪些信息而哪些信息不可能获取，以及监管的执行成本。前者要求经济学家提供“信息强度低”（information light）的政策建议，也就是不需要以监管者不太可能知道的信息为基础的政策。此外，经济学家还必须提供一些总纲性质的原则性建议，这些原则可以提供一些默认规则或是警示信号，来触发进一步的分析。
经济学家还应该参与政策讨论。一个例子是，人们事实上可以在学术刊物上找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多数核心要素。当然，在这一点上责任是双向的：政策制定者以及媒体也必须愿意聆听经济学家的意见。
财新记者：在政府相对较强的法国，或者在中国这样的不仅政府较强而且官员寻租较为普遍的国家，如何在让监管变得有效的同时，避免强力政府的负面作用？
梯若尔：我不会将法国政府形容为“强的”。尽管法国政府部门历来吸引着来自精英大学（Grandes ecoles）的顶级人才流入，而且政府在法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小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对于公共舆论的压力事实上异常敏感。
尽管在社会性事件上听取公众意见确属合理——这可以避免少数人因多数人的奇思异想利益受损，但是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公众的认知很可能有限。这也是为什么要设立独立的监管机构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证公共政策制定免受政治家为了迎合公众而采取的煽动性做法的负面影响。
财新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得有更多的专业人才任职于政府或监管机构？
梯若尔：我并不想说“更多”。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所在的现代经济体异常复杂，需要训练有素的监管者。因此，大学为足够多的学生提供良好的经济学训练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考虑到监管机构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同业界竞争顶级人才，大学就需要培养更多具有较高经济素养的人才。
财新记者：监管机构应该如何解决人力和人才的问题？是应该更多采用“旋转门”做法，还是寻求来自外部专家和学者的政策咨询？
梯若尔：“旋转门”问题较为复杂。通常某个行业内最顶尖的专家已经在业界工作多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因此，首先需要保证最终决策者是独立的。在此前提下，决策者可以向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专家征询意见——但是，也得保证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是完全透明的。
监管机构也可以利用这些专家对个人声誉的考虑。举例而言，如果他们是独立的，就让他们（公开）发表意见，这正是美国最高法院采取的做法。这会激励他们对要给出的政策建议进行深思，抵抗与特定游说团体“同流合污”的诱惑。换句话说，不应低估“难堪因素”（embarrassment factor）的作用，虽然仅此无法提供足够激励。
设立一个有名望的“首席经济学家”职位，对树立监管机构的公信力也可以有很大的帮助。此外，诸如美国司法部等美国政府部门，通常会借调顶级学者几年时间，被借调者之后会回到学术界。这些外部经济学家，通常有不小的分量，往往能够直接与监管机构的负责人进行沟通。
财新记者：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研究中，你都拥抱复杂性。但是，当今不少的政策制定者、学者和民众都往往倾向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或是希望有“万灵药”。对此你怎么看？
梯若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个人更倾向于采用“复杂的” （sophisticated）的分析和政策制定方式。但是，这无疑要求在经济分析上，有足够的能力。
财新记者：很多中国人对于你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很感兴趣。你是否有一些建议？
梯若尔：我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国企确实普遍存在激励机制差、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干预行为，比如劳动力窖藏（Labor Hoarding）（编者注：指要求企业留住不需要的员工，以减少名义失业率的做法）。
财新记者：在治理国有企业方面，中国可以向法国吸取什么经验？
梯若尔：法国已经在逐步转离国有企业，当然还是有一些表现出色的国企，如运营得还算不错的法国电力（EDF）。但总体来说，国有企业并不是十分有效率。所以，法国政府正在逐步退出经济生产活动，现在也有相对独立的管理国有企业的机构，也有一些独立的监管机构，负责竞争政策、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的监管，还有独立的中央银行——法兰西银行，当然也包括欧洲央行。所以，与几乎所有西方国家一样，法国也在实践政府应该作为裁判而非生产者的理念。
反垄断：引入竞争是手段不是目的
财新记者：你在反垄断方面的研究很多聚焦于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对于政府赋予的垄断是否有研究？
梯若尔：政府赋予的垄断有几种形式：在竞争中从政府处获取市场形成的垄断——比如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以及来源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垄断。
一些企业获得高铁、港口和机场的特许经营权，可能是经由设计良好、竞争充分的拍卖得到其垄断权，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一垄断权是免费获得的，或是经由不公平的，或设计愚蠢的拍卖获得的，那么它们就不配拥有这一垄断地位。
类似地，如果某项专利是显著的，专利所有者应该被允许利用这一专利，或者将它独家授权给其他企业；但是，如果某项专利缺乏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因为被纳入国家或行业标准才变为主要的（即所谓的“标准必要专利”），这种专利的持有者不应被允许借此获利。
财新记者：去垄断或是私有化行业的监管有哪些需要监管者注意的地方？
梯若尔：这很大程度上是个如何把握平衡的问题：监管者不应该被历史遗留下来的垄断力量（企业）缚住手脚，但是也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创造竞争。在要重组行业以引入竞争时，监管者或许认为它的使命就是去创造竞争。虽然这一使命不乏合理性，但是需要保证它是通过恰当的方式完成的。监管者的目标不应纯粹是 “引入更多企业”（bring in numbers）。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监管者纯粹出于制造竞争的目去支持一个低效的新进入者。
总的来说，监管者应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必须保证旧的运营商对于瓶颈基础设施的过往投资获得应有的补偿，但这不应包括那些已经在过去由消费者埋单了的投资。
我与让-雅克·拉丰（之后与Patrick Rey和 Jeon Doh-Shin一起）详细阐述了如何保证这一公平竞争环境的一些原则。
产业组织：难以预测的创新
财新记者：你在产业组织领域所做出的研究极为完整，且颇具终结性，你于1998年出版的著作仍是该领域的“圣经”。基于你的研究，实证产业组织领域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你如何看待产业组织这一领域的前景？哪些方向或子领域还有可能带来惊喜？
梯若尔：首先，正如你提及的，产业组织的实证研究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是，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近年来也出现了中兴。产业组织这一课题目前异常火热，很多顶级的年轻学者正不断做出令人兴奋的研究。
关于可能出现突破的子领域，我认为很多时候很难预测未来理论创新可能发生的方向，这有三个原因。
首先，经济学家与监管者和业界的双向沟通，有时可以帮助揭示出那些原本被经济学家忽视的研究课题。图卢兹经济学院研究团队对双边市场、支付卡、专利池，以及标准制定的研究，更不用说大量有关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研究，都来源于与监管者和业界的讨论。
其次，政策演变和创新也有可能导致研究议程发生变化。我和拉丰始于1982年的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当时传统的公用事业监管模式很可能会被新的监管模式所取代。这带来双重挑战：如何提高被监管企业的积极性？如何在竞争受制于瓶颈环节的投入时还能引入竞争？当时的经济学文献没有这方面的答案。
再次，学术圈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有时候研究会变得过于“集中”（intensive）——研究者聚焦有用，但是差异很小的领域进行研究；而有时，经济学家在某个领域面临瓶颈后，也会转而研究其他的课题（“广泛”（extensive）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以为二级（非线性定价）和三级（市场分层）价格歧视、耐用品定价、拍卖理论、捆绑定价等领域都已经有了极为深入的研究。但是，我错了，很多问题事实上都被忽略了。新的研究工具和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这些课题因而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今年，我开设的博士课程就聚焦在这些“旧的”课题上，产生了很多令人兴奋的论文，尤其是年轻经济学家们写就的。
金融研究：理性泡沫与“致命拥抱”
财新记者：在过去的20年间，你将不少精力转向了金融领域的研究。你为何决定进入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研究领域？
梯若尔：金融对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异常重要。博弈论，尤其是信息经济学也为我们提供了工具，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监管如此复杂、为何市场会冻结、为何安全资产是稀缺的，以及系统性风险是如何产生的。
财新记者：你在1994年就提出了“审慎监管”的概念，随后还曾提醒救助破产金融机构以及高杠杆率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但是，你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引起政策制定者足够的重视，金融危机最终爆发。对此，你是否曾感到惋惜？
梯若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很多核心要素（虽然并不是全部）曾经在学术研究中出现，包括信息不对称、资本不足、流动性匮乏、资产证券化过度的风险、零售银行和保险公司卷入带来的风险和交叉风险敞口（cross-exposure）、软预算约束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风险的量级大小并没有多少头绪，比如对场外交易市场交叉风险敞口的大小，或是对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衍生的特殊目的载体（SPV），即金融通道的规模。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还应该努力尝试更好地解释研究成果。但在这一点上，责任是双向的，监管者和媒体也应该排除成见，做好准备倾听经济学家的想法和建议。媒体记者也应该接受一定的经济学训练，熟悉经济学的方法，从而可以更好地将与经济学有关的信息传播给大众。
财新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后，你在金融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流动性、（影子）银行监管、泡沫等方面。你觉得有哪些关键的发现尤其值得监管者关注？
梯若尔：我和我的合作者Emmanuel Farhi（编者注：哈佛大学年轻经济学家）就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做了不少研究。其中一个发现是，在金融体系内其他银行普遍进行期限转换操作的情况下，某一银行就越倾向于在期限错配上下赌注。
这里尤为关键的一点是，宽松（低利息水平）货币政策带来的成本就像一种“固定成本”，是贯穿整个经济体的。因此，如果有足够多的脆弱银行，中央银行就愿意承担这一成本——当每家银行都在进行期限转换操作时，监管当局除了为再融资提供便利，别无选择。
对于某个银行来说，体系内其他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中央银行最愿意救助的大型，或是互联度太高以至于不能倒闭的机构——越是拥有一张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负债表，在收益率曲线上下赌注，该银行就越有可能面临一个低利率，即更为有利的再融资环境，因而其股本回报率就会越发依赖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还研究了资产泡沫在宏观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在标准的“理性泡沫”范式下，泡沫会与企业发行的证券争夺储户的存款，从而拉高利率，挤出生产性的投资。
但是，如果（金融市场中）保值资产匮乏，这一问题就不复存在。资产泡沫通过扩大保值资产的总量——尽管泡沫还算不上安全资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一旦泡沫破裂，经济收缩，利率就将降下来。
最近，我们还研究了银行和它们各自的主权国家之间的“致命拥抱”（deadly embrace）。近年来，欧洲经历着金融体系的“再国有化”：一国的银行目前持有大量的该国主权债，但几乎不持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主权债。
这本来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这会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更具责任心（accountable）：如果这些国家的主权债违约，就相当于让该国自己的金融机构违约）。不过，我们也揭露了这一演变背后的原因，并对这可能产生的危害提出了警告。我们进而认为，设立银行业联盟是个极好的政策举措。当然，魔鬼仍然存在于细节之中，只有实践才能给出答案。
此外，我还研究了（欧盟）国家间团结的问题。我将重点放在“自发性团结”（某个国家债务违约后，事后发生的为了避免连带伤害而采取的行动）和“契约性团结”（往往涉及问题发生前对承接其他国家一定数量债务的承诺；发行欧元债券和欧元票据的建议就属此类）的区别上。
我提出的核心思想是，跨越“自发性团结”（的陷阱）、采用“契约性团结”，要求认清“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的实现：一个具有担保性质的契约被订立的前提是，两侧国家问题爆发的可能性大体相当。
这令我对欧洲失业保险计划的前景感到悲观，因为南欧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创造较大规模的失业，北欧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却并不如此；但我也因此对欧洲统一的存款保险计划的前景感到乐观——由于有了欧洲银行业联盟，只需要将历史遗留下来的南欧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划入“坏账银行”。
双边市场：最佳监管实践研究已被欧盟采用
财新记者：你在近几年做了不少双边市场领域的研究。虽然搜索引擎和在线新闻门户提供的是免费服务，但它们往往利用其巨大的客户群收取高额的广告费。为了不令传统媒体和广告商陷入过度弱势的地位，应该如何对这些平台进行监管？
梯若尔：双边平台将两侧想要进行互动的用户群体联系在一起：视频游戏的游戏玩家和游戏开发者，操作系统的使用者和应用程序（APP）开发者，搜索和媒体平台的“眼球”和广告商，支付卡交易系统的持卡人和商家。
无论是谷歌（Google）还是免费报纸，也不论这些平台的市场支配力如何，它们都会选择让能给另一侧的多数用户带来好处的一方承担相对更低的经济负担。正如一般的商家，它们也通常选择让需求弹性相对较高的一方承担较低的负担。
这样的行为通常导致这些平台高度倾斜的定价策略：其一侧用户无需任何支出（如免费使用搜索引擎、门户网站和报纸），甚至在享受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报酬（刷卡人获得现金返还的奖励）；另一侧则要承受沉重的负担。
不了解双边市场本质的监管者，很可能会抱怨这些平台对于后者的过高定价，或是抱怨被赋予低定价方的“掠夺性”行为。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定价策略或价格结构也是小型的、新进入市场的平台会采用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监管者可以不对双边平台进行监管。举例而言，一些平台向其使用者提供服务，但这些平台并不是惟一的购买渠道。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向其持卡人提供服务，但是现金、支票和其他卡片公司的支付卡等其他支付方式同样可行。人们订机票或是酒店，既可以经由网上预订平台，也可以直接到官方网站预订。
这类平台通常向商家收取费用，并要求商家对于平台客户给出的定价不能高于直接预订客户的定价。尽管这样的“价格一致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制止商家借助较低的价格套牢消费者；但是这一做法也有负面效应：平台对商家收取的费用被部分转嫁给了第三方，即那些不使用平台服务的消费者。这进而有可能激励平台向商家收取更为过度的商家费。我和让-夏尔·罗歇（Jean-Charles-Rochet）研究了针对此类商家费收取的最佳监管实践，研究成果已经被欧盟委员会所采用。
我聚焦的另一个问题是保证市场准入。在任一时点，这些行业通常都被一家大企业主导。如果这家企业能够持续保持警觉，保持良性做法——维持低定价，且持续创新以守住其市场地位，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但是，更为高效、更具创新能力企业的进入仍然应该是可行的。在这些高度复杂且快速发展的行业中，监管者应该努力预期、判断行业的演变方向。
诺奖之后：从云端走下来
财新记者：你在获得诺奖后不久曾提到，在斯德哥尔摩的诺奖周活动结束回到法国后，你会可以“从云端走下来”。下来之后，你希望在研究、教学和帮助监管者等方面如何分配时间？
梯若尔：我想尽可能快地回到图卢兹经济学院和我们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图卢兹高等研究院（IAST）的同事和学生们身边。对于研究，我也仍然保留着与我初入经济学界时一样的激情。当然，在保证这一身份且能保持我的独立性的前提下，我也意识到（成为诺奖得主之后）人们对你有一定的期望，甚至可以说是责任，来促进经济学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使用。
财新记者：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图卢兹经济学院也更出名了。你还想对这一学院做出怎样的贡献？
梯若尔：图卢兹经济学院已经拥有一支非常出色的研究团队，了解这个学院的人原本就清楚我们这个学院的价值。但诺奖确实让图卢兹经济学院更广泛地为世人所知，之前不了解我们提供的研究生及本科项目的学生会借此意识到，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学术环境——拥有一整个研究团队，而不仅仅是一个诺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