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再工业化”建议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提出，但直到奥巴马政府才真正得以实施，背后的根由值得深究。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几次大的“再工业化”争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社会舆论对美国政府政策作用”的认识。
“劳联—产联”鼓动“再工业化”
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关于“再工业化”的争论与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现象紧密相关。七八十年代，美国在国际市场上遭遇日本、德国强有力的挑战，而且国内经济也面临着危机，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社会舆论开始将美国经济不振的原因归结为“去工业化”，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这种势头。
引领这次讨论风潮的是美国《商业周刊》的编辑们。1980年6月，该杂志刊发一期特刊《美国的再工业化》，专门讨论美国工业的“衰落问题”，明确提出“美国如果要保持一些经济活力，要保持领导地位，美国经济必须进行根本变革”。
1980年8月，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再工业化”的声明，宣称美国经济的健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工业基础，以生产美国人需要的产品。
保守主义者阵营则主张“问题是政府本身”，要依靠市场自身力量来解决工业问题。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新政”以来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社会”扭曲了市场，使得企业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因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下降。
随着保守派里根总统的上台并连任，这次争论以保守主义的供应学派的主张占据上风而告终。保守派的获胜与舆论不无关系，里根也坚持用“供应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美国的工业问题，美国事实上没有出台保护性的工业政策。
跨国公司促“外包”社会舆论反对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加快，随着美国公司离岸和外包的快速发展，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加速向国外转移，美国“去工业化”程度加深，2001—2002年经济衰退又一次激起了美国社会关于“再工业化”的争论，并在2004年大选年上升为最突出的经济议题。
2002年，美国弗雷斯特研究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预测到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就业机会因为外包流失到海外，引起美国舆论的一片哗然。社会舆论纷纷将矛头指向了跨国公司的外包，谴责外包夺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行为。
对外包的指责和批评最终在2004年大选年被引爆。2004年2月，小布什政府推出了《总统经济报告》，在谈到外包时声称如果一个产品或一项服务在国外能被更便宜地生产或提供，那么自然是进口而不是在国内生产该产品或提供该服务更有益”。时任小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在国会为报告举行的听证会上又做了相同的陈述。
民主党议员在国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敦促国会立法以遏制外包，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于2004年2月提出《就业机会留给美国人法案》，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于2004年3月提出《美国工人保护法案》，要求对有外包业务的美国公司施加限制。这些法案虽然最后都未能通过，但外包的反对者们成功地使“外包”成为一个立法上无法回避的议题，而且还迫使小布什政府做出了象征性的让步——随后小布什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将联邦政府的合同外包给海外公司。
2004年，在社会舆论的作用下，小布什授意美国商务部出台了一个报告，提出振兴制造业的“综合性战略”。这个报告的中心思路就是打造美国制造业的竞争环境，使之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外包的反对者们希望政府采取直接干预的保护性工业政策的愿望没能实现。
反“外包舆论”刺激奥巴马和民主党智库支持“再工业化”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被格林斯潘称为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不仅催生了政权轮替，而且在美国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再工业化”争论，涉及官产学研各界，其广度和深度为前两次所不能比拟。
产业界方面，美国制造业企业及工会组织是“再工业化”的积极鼓吹者。2009年7月，美国制造业联盟发布了一份题为《为美国制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报告，要求政府从贸易政策、技能培训、投资研发等方面采取措施保护制造业发展。2010年4月，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下属的“工业联盟委员会”和钢铁贸易部等资助的一项研究指出，美国制造业面临着危机，主张美国出台国家制造业战略，从贸易、汇率、税收、投资、技术帮助、劳动力发展等方面支持制造业发展。
学术界方面，2010年初《美国展望》做了一期专刊，全面分析了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对美国的影响、中国的外部竞争等问题，要求美国政府出台工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发展。2008年到2012年，美国的一些智库，特别是经济政策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基金会等亲民主党的智库，纷纷出台报告，阐述制造业的独特性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性的工业政策。
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这次美国国内的舆论氛围明显有利于自由主义阵营。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再工业化”作为基本政策取向，并密集出台了“再工业化”的综合性举措。2012年奥巴马获得连任后，进一步强调了制造业的重要性，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回到为外包、恶债和虚假的金融收益所削弱的经济上来”，要从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建设持久的经济蓝图”，“重新点燃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个上升的、繁荣的中产阶级”。
美国三次“再工业化”的争论热潮，其结果都与社会舆论紧密相关。社会舆论被视为社会意向的表达，因此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都与此保持相对一致。这也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极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为舆论往往容易被权力所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