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似乎使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的国家成为了经济的赢家。然而，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第二个机器时代”，劳动力和资本似乎即将失去往日的辉煌。谁才是“第二个机器时代”的受益者？日前，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埃瑞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麻省理工学院首席科学家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从“幂律经济”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展望了“幂律经济”将迎来的社会前景和带来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的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日趋统一的全球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不论身处何地，由于劳动力和资本趋向最高价值的本性，它们都能实现全球范围的价格均衡。这种广泛的要素价格均等趋势有利于那些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可获得大量资本的国家。有人认为科技迅猛发展服务于劳动力，也有人认为科技发展为资本市场提供了服务。但双方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技术发展不仅整合了现有的劳动力和资本资源，也创造了新的资源。
机器比以往在更大范围取代了人类劳动，也创造了更多的资本。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真正赢家不是那些提供廉价劳动力或拥有资本的国家，他们的优势将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丧失殆尽。财富会青睐那些能够创造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国家。这种创造性类型的收入分配将呈现一种幂律（power laws）形式，即少数人获取大部分财富，其他参与者构成长长的“尾部”。在未来社会，相对于劳动力和资本，观念将是更稀缺的生产要素，只有那些能够提供好创意的少数人才将会获得巨大回报。因此，确保其他人获得一个可接受的生活标准，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将成为未来几年面临的重要挑战。
技术加速了全球化，极大地降低了通讯和交易成本，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市场。这不仅使提高效率和利润成为可能，也使地理位置不再重要。如果中国或印度的工人能够做与美国工人同样的工作，他们最终会获得类似的收入。这对于整体经济效率、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是个好消息，但对于那些面临成本竞争的发达国家工人而言并非如此。研究表明，发达工业化国家可交易性行业20年来没有增加就业，这意味着吸纳就业的几乎都是非交易性部门，而其收入也因来自交易性部门工人的竞争而降低。
随着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更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即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等。这种挑战正在超越前者，受冲击最大的是发展中国家那些技能相对较低的工人。智能机器变得越来越便宜和普及，它们将迅速取代人力劳动，尤其是在工厂中的标准化生产线或重复性劳动。自动化技术威胁到贫困国家为吸引外资而使用的策略，即以低工资弥补生产率和技能低下的不足，这种趋势将超出制造业的范围，进而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交互式语音系统和计算机编程项目。
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
如果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那什么才是？有人认为是资本。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特（Thomas Piketty）预测，随着机器人、电脑和软件技术日益取代人力劳动，经济中的“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将加速发展。有证据表明，这种以资本为基础的技术变革形式正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出现。
过去十年，劳动力和资本对美国国民收入的贡献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学家苏珊·弗莱克（Susan Fleck）、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和肖恩·斯普雷格（Shawn Sprague）发现，1947—2000年劳动力所占的平均份额是644.3%，而过去十年出现下降，2010年第三季度为历史最低点，达到57.8%。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经济学家卢卡斯·卡拉巴布尼斯（Loukas Karabarbounis）和布伦特·尼曼（Brent Neiman）发现，59个国家中有42个出现劳动力对GDP贡献下降的趋势，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墨西哥。他们还明确表示，数字化技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资本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一直在上升，那么这种趋势在未来可能会受到来自数字化资本（digital capital）的挑战。在自由市场中，最大化的收益会流向生产所需的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简言之，如果软件和机器人等资本可以廉价复制，其边际价值将趋于下降。与传统工厂的情况不同，许多类型的数字化资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进行投入，如软件几乎以零边际成本进行复制和使用，数字化资本将在所有行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回报将取决于最稀缺的生产要素。在数字技术以低廉的成本取代各种工作岗位时，当一名劳动者就不是好时机。如果数字技术越来越多地取代资本，那么资本拥有者也不应期待获得额外的回报。
埃瑞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把这个由数字技术及相关经济特点所驱动的时代称为“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那么，这个时代最稀缺和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什么？它不是普通劳动力，也不是普通资本，而是能够产生新思想和发明创造的人。这类人一直都是最具经济价值的人，也常常从他们的创造中获取可观的利润。但是，他们不得不与那些将其思想变为产品的劳动力和资本共享回报。数字技术使普通劳动力和普通资本日益成为商品，因此创新性思想所获的更多收益将属于创造者、革新者和企业家，而非个人或投资者。
或将损害社会契约与民主
如今，人们可以获得许多重要的商品、服务和生产流程并将其编码。一旦编码，它们就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一旦数字化，它们就可以被复制。数字化复制几乎是零成本，也可以随时传送到世界各地，每一个复制样本都和原来一模一样。极低成本、快速传播和完美保真这三个特点对经济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它可以在缺少的地方进行大量创造，不仅是唱片等消费品，还可以是劳动力和资本这类经济因素。
在这种市场上，回报呈现一种典型的幂律或“帕累托曲线”（Pareto curve）模式。也就是说，少数参与者获得不成比例的多数收益。一种产品越有价值用户越多的“网络效应”也会导致“赢者通吃”或“赢者得大半”的类似市场现象。例如，作为一个图片分享平台，Instagram是一种典型的数字技术经济和网络化经济。14个公司创始人并不需要没有技术的员工，也不要太多真正的资本。他们生产数字化产品并从“网络效应”中受益，可以在一年或半年之内赢利6亿美元。与之不同，另一家摄影公司柯达却破产了，它在顶峰时曾雇佣14.5万员工并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本。
当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将一个产品或生产流程进行数字化更有利可图时，最有眼光者常常会率先看到收益，其次是第二个参与者，然后是下一个，最后到来的参与者往往很难进行竞争。音乐、体育和其他领域的顶级表演者及其收入也呈现同样趋势。正在改变的不仅限于软件和媒体行业，数字化和网络化正渗透到经济行业的各个方面，从零售业到金融服务业，再到制造业和市场营销。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可能会增加世界各国的财富并提高经济效率，但不会对每个人都产生积极影响。普通民众将承受变化带来的冲击，作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或许会从中受益。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进一步干预，经济不平等程度很可能继续加剧，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收入不平等可能导致机会不平等，使一些国家难以获得人才，也会损坏社会契约。同时，政治权力也常常跟着经济权力变化，或将损害民主。这些挑战需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基本服务加以应对，如教育、医疗和退休保障体系。
图：《第二次机器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