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品共和国》一书的封面上，“中国”一词在一团如灰色的污渍中若隐若现，这恰恰也是对如今现实的鲜活写照。《化学品共和国》一书对时常笼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有毒化学烟雾以及跨境漂浮而来的大团颗粒云所造成的这场危机展开了调查。
作者威廉·J·凯利和奇普·雅各布斯曾合作著有关于气候问题的经典著作《烟雾之城：洛杉矶空气污染史》。这本出版于2008年的精彩回忆录揭露了南加州烟雾带的空气质量、政治和健康问题。这一次，这对儿自称“洛杉矶烟雾侦探”的搭档走出南加州，对或将影响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空气污染展开了调查。另外，本书的中文版也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毫无疑问，该书中文版的译者们将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如何将这本“关于污染带来的痛苦和轮回的阴暗札记”中的一些夸张的臆想和俚语转化成不会让人觉得油嘴滑舌或者费解的文字。
“笼罩在烟灰一般苍穹之下的城镇”比比皆是，煤炭燃烧“像在橱柜里抽雪茄一样污染着空气的对流层”。书中将北京描述成一座“空气中有时带着黑炭气味的城市”。一个名为“好事者的推特”的章节中提到，“一个推特账号让两个经济超级大国结仇”。书中接着描述了位于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在2009年和2010年每小时发布旧馆屋顶空气质量表测量出的颗粒物数据是如何在无意中引发一场争议的。美国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本是供前来中国的美国公民和使馆工作人员使用的，而发布数据的@BeijingAir账号也由使馆管理。美国使馆的数据显示，中国首都的大气污染物水平常常高于中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官方日均污染物水平。中国官员恼羞成怒，试图阻止公众获取这些令人尴尬的数据。很显然，凯利和雅各布斯并未气馁，并且坦然承认自己的调查大多以二手资料为依据。他们在书中毫无隐晦地表示：“我们用谷歌查啊查，手指都敲疼了。结果令我们非常震惊。”
两位作者不仅行文有如行云流水，而且对自己所写的问题了解颇深。凯利和雅各布斯对头条新闻背后的故事，以及煤烟排放和癌症村的死亡率等数据展开深入调查，关注旨在阻止数千中国人每日因环境污染而无谓死亡的最新行动。中国每年有120万人因罹患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肝癌、骨癌、肺癌、乳腺癌、血癌等疾病而过早地死亡。两位作者觉得这些疾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认为这些人口的死亡应该被视为中国经济复兴速度过快的结果，而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至中国的跨国企业则应该被视为帮凶。在超过3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之后，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有了更高的诉求，希望能够过上质量更高的生活，或者至少要呼吸到更洁净的空气。可持续能源或者可再生能源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而中国必将在相关技术的研发过程中扮演领导作用。
解决方案不会自己冒出来。虽然北京近期宣布将于2020年之前全面禁止使用煤炭，但未来几十年中国现存的煤炭电厂仍将在其他地方产生碳污染。由于中国政府减少空气污染的计划也可能没有取得预计的效果，中国的空气污染会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重大的影响。一边将燃煤电厂内迁，一边却为了将中国充足的煤炭能源转化为清洁的煤制气或者液体燃料而对兴建煤炭气化设施大开绿灯。但煤制气的碳足迹却几乎是煤炭的一倍，并且制作过程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在计划新建许多大型煤制气生产厂的中国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已经十分严重。
“一个国家对于发展路径的选择决定了它的空气质量，”两位作者警告说。但同时他们也承认，“中国的煤炭问题不是一般的复杂。这是一个古老的遗留问题。”书中从历史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剖析。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可以上溯至秦始皇时期的武器商。他们用镀铬的宝剑和令人胆寒的战争工具武装了秦始皇的军队，但那时“金属的蒸汽、碳水化合物、一氧化碳、一氧化氮——这些今天的空气污染物——就已经萦绕在中国城镇平静的冬日上空”。
凯利和雅各布斯认为，南加州治理空气污染的解决方案非常适用于当下的中国。正如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北京一样，筹备1984年奥运会给了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的强大动力。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对空气污染的理解日益深入，从而避免了很多陷阱。两位作者呼吁，科学家之间应加强合作，共同增进对化学污染物的了解；另外还需要在地区以及跨国层面上加强对重污染企业的监管。
凯利在环境记者协会旅行经费的资助下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实地研究。期间他遍访曲阜、安徽、江苏、山西等地，并在北京停留多日。有着“灰京”雅号的北京让二位作者不由联想起20世纪60年代他们童年时南加州的烟雾污染，以及那“阴沉的天气、沉默的死者、无休止的推诿、暗无天日的疯狂生活”。凯利曾担任加州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的发言人，他比大多数记者更清楚多如牛毛的环境监管机构。他逐个拆解了官僚表达关切时常用的一些官话套话，并且揭露了那些用来糊弄公众的虚假数据。奇普·雅各布斯同样是一位语言生动的调查记者，他揭示了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问题背后的离奇人性和隐秘动机，以及政治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本书不仅生动，而且发人深省，并对官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目光机敏、手不离烟的邓小平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提过烟雾污染的事情，”两位作者指出。相反，尽管头顶上的天空已经变得灰蒙蒙一片，他却依然鼓励国民要“勇敢地、以更快的步伐前进”。这场由邓小平设计、江泽民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后继领导人继承的变革是一场[拿环境与工业现代化进行交换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其宗旨是要将中国“变成一个出口制造业巨人，专为西方国家的货架服务”。
书中还指责美国总统克林顿是生态流氓。虽然克林顿支持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但凯利和雅各布斯指出，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双边贸易协定让美国消费者彻底与廉价的中国商品挂钩。由于中国廉价、肮脏的能源以及支付给生产线工人的极低的工资，中国商品价格低得不正常。但是将污染严重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并不能实现污染的无限期外包，特别是生产商在不利用现代过滤手段的情况下使用陈旧的、资源浪费极高的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是，现行规定均无法避免中国为污染严重的煤炭相关项目提供融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哪怕一只烟囱都可以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两位作者指出。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大气中碳含量过高带来的气候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凯利和雅各布斯敦促习近平主席“将恢复生态环境提到和反腐倡廉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并为之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