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碎片化概念的提出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可能是地区合作最为落后的地理区域之一，特别是其“经济和安全合作缺乏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层次的正式制度化” 。反观其他地区，欧洲联盟虽然发展曲折，但总的目标是朝着超国家实体的道路前进。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紧紧联系在一起，东南亚也通过东盟而开展各种地区合作。即使是各方面发展比较落后的非洲，也早就建立了非洲联盟，并且在解决索马里、多哥、苏丹和刚果(金) 冲突方面发挥了“非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作用。然而在享受着经济繁荣与进步的东北亚(除朝鲜外，中国、日本分别是世界上第二、三大经济体，而韩国则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地区层次的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类似安排却十分缺乏。相反，在地区各国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紧张关系。例如，朝韩之间因朝鲜战争遗留问题以及民族分裂导致隔离与对立，中日、韩日因为岛屿主权争端和历史问题而关系冷淡。自2008年起，中日韩三国开始在“10+3”框架之外单独举行年度领导人会议，但该会议在2013年因为钓鱼岛争端等问题而停摆，后来又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的强烈不满而流产， 2014年能否召开也未可知。中日韩自贸区(FTA) 谈判虽然已经启动，但由于以倡导更高水平的贸易开放为特征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的介入又陡生变数。所以，尽管东北亚各国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但彼此之间的制度化、地区化合作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政治、安全方面的地区合作更是无从谈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北亚地区没有合作，不过这种合作多发生在双边、偶尔在三边之间。例如，域外的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结成政治、安全同盟，在一系列的双边、地区安全议题上有着紧密合作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日韩可以说是一种间接的合作关系。与之类似的是，中朝之间也签订了具有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但由于时过境迁，中朝之间的关系与美日、美韩同盟的差异很大，双方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也存在重大差异。另外，东北亚地区还存在大量的议题性、临时性合作关系。例如在朝核问题上，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朝鲜的核试验行为。在对日本的历史问题上，中国与韩国具有共同利益，并且开始采取一些协调行动(例如中国应韩方的要求，超规格地建立了安重根义士纪念馆) 。可以说，在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合作区块或临时性的议题合作区块，但这些合作区块之间却存在对立甚至冲突的紧张关系。而正是这种对立与冲突，使得整个地区层次上的合作区块无法形成。对于此种情况，有一个十分适当、且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已广泛使用的词汇，那就是碎片化。所谓碎片化，原意为完整的东西分裂成碎片或碎块，也可以引申为一个机体内部的各要素或各部分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和统一性。对东北亚来说，碎片化意味着缺乏地区层次的整体合作，地区的政治经济版图由各种次地区的合作区块所组成，它们彼此间充满了交叉、竞争的关系。
必须指出的是，碎片化已对东北亚各国的根本利益及地区整体利益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碎片化的张力使得地区的整体合作被分割和撕裂，地区一体化因此变得遥遥无期。特别是与那些正在一体化道路上大步探索的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国家不但不能像它们那样收获地区合作与一体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还不得不承受来自地区内挑战所导致的额外消耗。如对韩国来说，最危险的来源不在地区之外，而是其北方的邻居。三八线不但将半岛一分为二，在某种程度上也将东北亚割裂开来。中国则被周边形势深深困扰，美国所施加的战略压力主要是通过联合相关东亚国家制造麻烦来实现的，东北亚的日本、韩国都是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筹码。由于地区内部彼此牵制、敌对重重，目前东北亚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政治、经济和文化概念。但是，未来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地区之间的竞争，地区合作特别是一体化进程正在成为未来地区竞争的关键要素。缺乏地区合作正在成为东北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软肋。
第二，碎片化的存在不但抵消了许多合作区块的“外溢”效果，甚至使得一些次地区的合作也难以进行。根据新功能主义的观点，一些领域的合作“外溢”将导致更多领域的合作。但在东北亚，由于碎片化所导致的地区分裂状况，这种“外溢”被阻断了。如就中韩关系来说，尽管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但安全关系仍然非常滞后。尽管双方在朝核问题上有一些合作，但由于美韩同盟合作区块与中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对立关系，很难设想中韩政治安全关系能否进一步增进。在许多情况下，不但“外溢”效应全无，甚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坏苹果”效应，即一个领域的竞争或敌对导致其他领域也难以合作。一个典型的情况是，历史、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成为了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障碍，阻碍这一地区的国家结成正式的经济集团。 特别是中日关系，由于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关系曾呈现出长期的“政冷经热”状况。但自2012年新的一轮钓鱼岛争端出现以来，中日经济关系终于受到恶劣政治关系这个“坏苹果”的影响， 形成所谓“政冷经也冷”的现象。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不及早纠正东北亚碎片化的状况，该地区的整体合作不但难以形成，甚至可能出现倒退的趋势。特别是考虑到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正在不同程度推进之际，人们确实有理由担忧： 即使东北亚现在欣欣向荣，如果不及早消除地区碎片化，其未来发展的潜力将会受到严重损害。然而，目前对东北亚碎片化的研究却处于不受重视的状态。关于东北亚合作的文献汗牛充栋，不少成果涉及东北亚内部的合作与竞争，但就作者见识所及，极少有人以“碎片化”为观察或研究视角。碎片化概念的引入，并不只是一个术语上的翻新。它对于东北亚地区合作与竞争状态不但有着形象且贴切的表达力，并且有利于表达次地区内合作与地区层次合作缺失两种现象并存的事实。一个具有如此经济活力与战略重要性的地区，却深陷导致地区关系紧张的碎片化格局，对这一矛盾现象进行探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学术与现实课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引入碎片化概念，可以深入剖析东北亚地区内存在的各种竞争与张力，从而有利于揭示东北亚地区合作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及其根源。为达此目标，本文将对东北亚碎片化的成因与分布进行初步的分析，并通过合作强度等概念对东北亚地区内的碎片化程度进行评估，为碎片化的治理与地区合作的推进提供一些智识上的铺垫。
二、利益驱动： 碎片化的成因
一个地区是形成整体化合作，还是趋于碎片化，归根到底是不同国家行为合力的结果。因此，要解释碎片化的形成，就必须对相关国家(本文的分析对象包括中、日、韩、朝四个东北亚国家以及美、俄两个与东北亚密切相关的国家)的行为动机、结果及其合力做出分析。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力主要有两个： 或出于利益，或出于观念。在理性主义者眼中，国家都是理性行为体，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本驱动力。而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由观念建构的，至少是要通过观念才能起作用，所以身份与认知等非物质性因素在决定国家行为过程中起根本作用。 在导致东北亚碎片化的过程中，这两类因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1 利益导致的碎片化
对一个国家来说，核心利益不外乎三种： 权力、安全与经济利益。在理性主义的理论光谱中，经典现实主义强调权力， 新现实主义强调安全， 而新自由主义则更加强调国家行为背后的经济现实与考虑(特别是相互依存论 与贸易和平论) 。下面就以这三个方面的利益作为动机，分析东北亚各国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1) 权力竞争。主要包括中日间的地区性权力竞争与中美间的全球权力竞争。作为综合实力不相上下的两个强国，中日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左右了一百多年的东北亚局势。而对于中美关系来说，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视中国为最有可能挑战其地位的新兴大国，而亚太特别是东亚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首选之地。这两种权力竞争相结合的后果就是美日同盟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但未削弱，反而不断强化，其最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先后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摆脱出来，战略重心不断向东部署，甚至不惜亲自表明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 美日形成平衡中国的政治安全合作区块的趋势日益明显。
(2) 安全议题。具体的安全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二战”遗留问题，主要是日朝之间并未实现关系正常化，导致了日朝的对立。第二，朝鲜战争遗留问题。由于朝鲜战争仅仅签署停战协定而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美朝、韩朝仍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第三，朝核问题，包括两种利益的组合。一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在反对朝鲜拥核的问题上，呈现出五(美韩日俄中) 对一(朝鲜) 的态势； 二是朝鲜的生存稳定，一方面是“作为战略缓冲国，朝鲜仍对中国不可缺少” (基于类似的理由，俄罗斯也支持朝鲜的稳定) ，另一方面是美国、韩国，前者出于对朝鲜的敌视，后者出于潜在的统一考虑，都不愿意看到朝鲜政权的持续稳定与强大。第四，领土主权争端，包括钓鱼岛问题上的中日对立、北方四岛问题上的俄日对立和独岛(竹岛)问题的日韩对立，中韩间有苏岩礁问题，但对立程度稍小。
(3) 经济合作。当前主要问题是中日韩自贸区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日韩自贸区旨在消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通过为商品与服务部门开放市场，促进三国之间更多的贸易交流和资本流动。 相对而言，美国主导下的TPP 则是高标准、宽领域、高水平的贸易投资开放模式，并且远远超出了东北亚的地理范畴。目前，日本已成为TPP 谈判成员国，韩国亦可能加入谈判。美国名义上不排斥中国，但该组织本身就有牵制中国、夺回亚太经济主导权的意图，所以美国至少目前并不希望中国参加。因此，两个合作体系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不是零和式的，两者都不可能完全排斥、取代对方，彼此间存在一种利益交叉、重叠与部分竞争的关系。
2.2 观念导致的碎片化
联结某些东北亚国家的观念纽带包括共享的传统文化、历史记忆与价值观念等。一般而言，具有相近或类似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行为体间更容易产生亲近感，更容易实现合作，而敌对的记忆则一般会妨碍合作。这些观念及其作用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传统。佛教与儒家文化是东北亚国家共享的文化传统。 相反，美国、俄罗斯则是基督教文化国家，与上述各国的关系要更远一些。但美俄的文化也不一样，前者是新教文化，后者是东正教文化。文化纽带在当前中韩关系中体现得特别明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韩国与中国之间的历史与文化联系，一些韩国官员甚至视依赖中国为长期依赖美国的替代选择。 韩国外交通商部在2012年年底就夯实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总统交接委员会提交的相关方案中，曾探讨过使用“人文同盟”这一概念，后被朴谨惠政府更名为“人文纽带”。 用词虽然改变了，但文化在促进中韩合作方面的作用由此显露无遗。
(2) 历史记忆。目前东北亚国家所涉及的历史记忆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古代历史，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当时很多周边国家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与敬畏而主动加入和要求维系这一体系，并甘居藩属地位。但随着主张民族国家平等的近代国际体系的引入，包括韩、朝、日在内的周边国家开始以一种反思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的朝贡体系，并十分警惕朝贡体系思维在中国外交中的复活，担心中国重新把周边纳入一个不平等的现代朝贡体系范畴。另一部分是近代历史，即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吞并朝鲜、“二战”等重大事变，给相关国家与人民留下了巨大的创伤。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韩、朝等国的强烈反对，表明这种创伤仍远未抹平。
(3) 意识形态。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在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最为突出，当前虽有所淡化，但不可能根本消失。尤其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由于深受道德优越感的驱动，一直有着“山巅之城”的使命感，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其所认为的民主、自由已成为其重要的外交目标。当前东北亚在意识形态上可以分为三大块： 中国与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韩国与日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是借鉴西方民主模式的结果，而俄罗斯则介于两者之间(有人称之为可控民主 ) 。韩国与美国在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上的类似性有助于加强两国的军事同盟。 “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也使得日本领导人更难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更加谈不上对日本人民进行解释了。” 所以从大范围看，存在着美日韩在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区块与中朝区块之间的竞争。当然，如果就小范围即中朝双边关系内部来看，其实也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竞争，因为中朝走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排斥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围绕着物质和观念等方面的议题，东北亚各国分别形成了具有相互竞争关系的合作区块。多数合作区块并非完全固定的组合，常常是两个国家在此议题上合作，但在另一议题上又处于竞争、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交叉合作与竞争的状态，使整个地区陷入一种多重碎片化的状况(见图1) 。
三、合作强度： 碎片化程度评估的标准
前文分析、描述了东北亚碎片化的分布状况，但对诸合作区块内部及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碎片化并非一种匀质的分布，不同的合作区块，其内部的合作程度往往是不一样的，不同合作区块之间的竞争程度也往往不一样。只有对这些并非均匀分布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做出评估，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东北亚碎片化的状况。
为了衡量不同的合作区块之间及其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这里引入合作强度的概念。当两个或多个国家间的合作强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我们可以认定该关系主要以合作为主，构成一个合作区块； 如果两个或多个国家间的合作强度低于一定水平时，我们可以认定该关系主要以竞争为主，各自分属不同的且有竞争甚至冲突关系的合作区块(见图2) 。因此，判定合作强度的水平至关重要。
能够反映双边或多边关系合作水平的，最突出的指标是合作行为及其频率，亦可称之为行为强度。例如，如果两个国家之间频频举行各种政治对话、联合军事演习、高层互访等，我们可以认为其具有较高的政治安全合作水平。但除了日常的合作行为之外，不可忽视的是，有种合作是隐性的，在通常情况下只通过相关的规范而存在，而不一定体现为具体的合作行为。但如果出现特定的情况，一般会引发相应的合作行为。例如，两个国家间签订联合声明、战略合作协定、和平友好条约或是具有同盟性质的条约等。对此，可以称之为规范强度。
一般情况下，规范强度与行为强度常常是相关联甚至重合的。一定的规范往往会触发相应的行为。但是，也可能出现规范与行为相分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有合作行为，但不一定能够上升为相应的规范。例如，中韩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特别是在朝核议题上有不少合作，但彼此间并未形成固定的某种政治安全合作规范。②规范是静态的、相对稳定的，可能赶不上情势变化。结果是，一旦情势变化了，相关规范还在，但相应的行为却不会产生。例如，中朝之间就曾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性质上看，这类似于美韩、美日之间的同盟条约。但从具体的合作行为来看，中朝之间并无美韩、美日那样程度的合作行为。③有的规范效力只反映了相关各方的意愿，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不一定能够变成实际的行为，可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甚至有的当事方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履行。例如，六方会谈中签署了《九·一九共同声明》，朝鲜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的核计划”，而它并没有履行。但是，即使规范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变成实际行为，它作为一种约束标准、行为导向以及其未来可能性，仍然有其重要意义。
因此，要判定合作强度，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第一，规范强度。最强的制度化的同盟关系意味着相关国家之间建立了特定的共享规范联盟，而且这种规范具有排他性，是不与他人共享的。例如，美日、美韩都建立了这种同盟关系，美国对这些国家承担着法定的安全义务，但它对其他非盟友国家则无此义务。其次是共享非排他性的规范，例如美国与日本、韩国、中国等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共享这些规范的国家形成了合作关系，但其强度显然不如那些享有特定排他性规范的国家。第二，行为强度。主要衡量相关国家间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合作行为及其频率。
根据规范强度与行为强度，可以将国家间合作/竞争状态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见表1) ：
(1) 全面合作，很少竞争。即存在强烈、持久的合作规范与经常性的合作行为，竞争行为则分布在相对次要的领域，如日美、韩美关系(体现为签订同盟条约、定期的联合军演、政治磋商、TPP 谈判中立场接近等，彼此竞争主要局限于军事基地的地点、费用分担等重要性较小的议题) 。对于这样的国家间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构成了比较固定的国家合作区块。
(2) 以合作为主，存在竞争关系。主要体现在有合作规范但无相应的合作行为，或有部分合作行为但没有建立相应的合作规范，与此同时存在重要的竞争领域。前者如中朝关系，两国间有同盟条约、一定的政治互动与较紧密的经济合作，但无美韩间那样的同盟合作，另在朝核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对立。后者如中韩(有一定的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但无相应的制度化关系，在历史文化所有权、岛屿主权上有不突出的竞争行为) 、韩日(通过美国形成的间接同盟，但缺乏相应的合作规范，在历史、岛屿主权问题上有可控竞争行为) 关系。对于存在部分合作关系的国家，它们可能会在一定议题上合作，但在其他议题上竞争，彼此很难构成固定的议题合作区块。
(3) 以竞争为主，存在合作关系。主要体现为在诸多议题领域存在竞争关系，但可能在部分议题上存在少量、不定期的合作行为。例如中美关系，双方的战略竞争关系十分突出，彼此之间既无排他性的特定合作规范，也无经常的合作行为，但在朝核问题上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如均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中日关系也与此类似。这样的国家经常分属不同的议题或国家合作区块，但在少数情况下也可能同处一个议题合作区块。
(4) 全面竞争，很少合作。即彼此间几乎没有合作规范，也几乎没有合作行为，彼此是完全竞争甚至敌对关系。主要包括美朝、韩朝、朝日等关系，朝鲜与这些国家或仍处于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或仍未实现关系正常化，且因为朝核问题而处于长期的紧张之中。这些国家分属不同的国家或议题合作区块，彼此间的张力为地区的碎片化划下了最深的裂痕。
四、结语
正如碎片化这一概念所形象表明的那样，东北亚地区存在道道裂纹，割裂了国家间的关系。由于利益与观念方面的原因，一些国家组成议题或国家合作区块，但与其他国家或合作区块之间构成了不同程度的竞争甚至敌对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自奥巴马上台以来推行战略东移(后曰“亚太再平衡”战略) ，美国的影响再次深深地卷入东北亚地区，具体体现为强化美日、美韩同盟； 在朝核问题上采取消极的观望政策，为六方会谈的复会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其主导的TPP 极力吸收日本参加，从而降低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意义。这些政策都固化甚至深化了目前东北亚的碎片化状况，保持一个分裂的东北亚符合美国利益，有利于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存在，并可以牵制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大国以巩固美国的霸权。故美国对该地区的地区主义发展持谨慎小心的态度，唯恐在东北亚各国之间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框架。 但是，这种状况对东北亚各国自身非常不利。尽管一些国家可能通过与美国的结盟或合作得到了暂时或某方面的好处，但由此导致的地区局势长期紧张以及地区一体化的缺失，将从根本上损害地区各国以及地区整体的利益。特别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正在不同程度推进的情况下，如果东北亚各国不及早采取措施缓解或消除东北亚合作的碎片化状况，加快推进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东北亚的未来很可能将蒙上一层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