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莫雷这个名字，对很多人而言，可能比较陌生。同样，他的这本《论妥协》，想必很多国人也不太知晓。不过，民国时期，约翰·莫雷和他的《论妥协》，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其中，最有名的是章士钊与胡适。
留学英伦的章士钊深受英伦的宪政主义影响，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莫雷的《论妥协》更是让他受益匪浅，他对激进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他的《调和立国论》的主张，都深受《论妥协》的影响。在《调和立国论》中，章士钊写道：“莫烈（即莫雷）者，以学者出为政家，愚读其书，最为倾服者也。”
章士钊之外，胡适也深受《论妥协》的影响。在《我的信仰》中，胡适写道：
我读易卜生、莫黎（即约翰·莫雷）和赫胥黎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诚实与发言诚实的重要。我读过易卜生所有的戏剧，特别爱看《人民之敌》。莫黎的《论妥协》，先由我的好友韦莲司女士介绍给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将其放弃，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
1925年，应《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邀请，胡适给青年学子开一个“青年必读书”的书单。这份书单开列了10本书，5本中文书，5本英文书。这5本英文书中，就有约翰·莫雷的《论妥协》。由此可以看出此书在胡适心目中的地位。
这本深刻影响了章士钊、胡适的书，主要讲述了什么内容呢·最近，启蒙编译所翻译出版了中译本的《论妥协》，让我们得览其义。
这本书首先论述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虽然主张调和与妥协，但是，在是非问题上，约翰·莫雷坚持站在真理这一边。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的思想与现实世界产生矛盾时，他是应该沉默以顺从现实世界呢，还是应该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并由此反抗与批判现实世界呢？毕竟，反抗的代价可能会导致这个人被主流世界抛弃。
约翰·莫雷给出的意见是坚持已见。他喜欢理查德·惠特利的一句名言：我们将真理置于首要还是次要位置，这决定了世间的一切差异。在约翰·莫雷看来，“追寻至高真理的决心必须首先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认为：个人应该对自己意见的真实性承担责任；若一个人为了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可而向主流社会妥协，这种所谓的妥协，在作者看来，其实是假妥协，真投降。
由此，约翰·莫雷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敢于不顾公众对他的褒贬而生活。他只在意他的生活是否充满真实，他是否完全说真话。”
约翰·莫雷的这句话，被胡适记在了日记中。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胡适的行事作风。1924年，当冯玉祥驱逐溥仪时，在舆论一片叫好声中，胡适从法律契约角度出发，认为这件事违背了《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提出了抗议。这件事让许多革命青年对胡适产生了反感，影响了胡适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不过，胡适的所作所为，恰恰遵循了约翰·莫雷的思想主张。
除此之外，后来，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1930年代反对高调爱国主义等等，都为主流舆论所攻击，但胡适依然坚持己见，不顾公众对他的褒贬而生活。
当然，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真理与谬误往往只有一墙之隔。很多时候，人们并不能分清两者的区别。这就需要人类运用理性去区分鉴别。约翰·莫雷非常欣赏歌德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宣讲真理，因为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谬误，并且那些人并非个别，而是为数甚众。”
约翰·莫雷用歌德的这句话向人们展示了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其实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优胜劣汰。歌德的这句话，也让人想起哈耶克“用观念才能击败观念”的至理名言。巧合的是，在哈耶克追寻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脉络时，他也对约翰·莫雷推崇备至。哈耶克写道：“我们不能遗忘像莫雷勋爵那样的人物，他是英国古典政治智慧的杰出代表，其声誉和影响遍及世界。”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既然约翰·莫雷属于古典自由主义一脉，那么深受约翰·莫雷影响的胡适与章士钊是不是也带有古典自由主义色彩呢？这个问题，对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来讲，也是一件有趣的思想史命题吧。
约翰·莫雷虽然主张在意见市场上，经过再三考虑形成的个体的意见不能跟主流社会妥协。但是，当个体意见在付诸实施时，他却认为“妥协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当个体意见作为新思想出现时，那些主流社会的意见、习俗、制度仍深深植根于这个时代一部分人的生活。虽然它们与新的社会状况不相称，但是为了维持社会生活，在新事物尚未成熟期间必须保留，毕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断妥协与正常发展相伴相随”的世界。
在意见付诸实施时要妥协，要懂得“谨慎持重”，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就涉及到做事时的“手段与目的之争”。正如约翰·莫雷引用的孔多塞的名言：“仅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须用好的方式去做。”
与这句话异曲同工的是约翰·密尔的名言：“重要的不仅是做什么，而且在于做事的方式。”在他们看来，越过程序正义的方式去追求结果正义，必然走上不正义之路。
除此之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而这些思想之间彼此又是冲突的。既然如此，到底应该按照谁的意见去做呢？人类灾难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源于那些自认为思想正确的人总是用强制力来压迫异议者。在谈到思想压制时，作者用了典型的英式幽默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让一个人沉默并不能改变他，意见和强制力属于不同要素。你不能通过社会的反对或者其他强制手段来消灭一个人的意见，除非你能用大口径短枪射中天上的星星。
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为了避免思想专制，宽容与容忍就显得格外必要。也唯有如此，思想与意见的市场才会愈加繁荣，人类的天才也才会淋漓的释放出来。因此，真正的妥协是思想上的容忍与自由。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运用他们的理性，来鉴别真理与谬误，并最终用观念来击败观念。
在表达每个思想不同的人必须走向妥协时，约翰·莫雷提出了他的“自由理论”。这是书中最后一部分。作者写出了妥协与容忍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他说：“自由理论的基础是通过观察人类进步汲取经验而形成的信心，虽然我们知道小麦有用而稗草无用，可是在人性这片广大的苗床上，存在着无数初等的微生物——不是小麦也不是稗草，我们还没有适当机会确认它们的特性。如果太急切地拔掉稗草，同时就很可能除掉这些人类卓越品质的未经尝试的可能性，此外还很可能伤害到正在生长的小麦。”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年胡适在论述自由主义理念时，写出了非常有名的文章《容忍与自由》。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虽然没有引用约翰·莫雷的文字，但是胡适的思想理念与《论妥协》的思想主张一脉相承。可以说，胡适的《容忍与自由》就是浓缩版的《论妥协》。而《论妥协》则是对《容忍与自由》的详细展开与具体论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约翰·莫雷对胡适的深远影响。如果将这本书与胡适的《容忍与自由》比较阅读，看东西两位哲人对这一问题的精彩论述，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