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期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武汉肺炎疫情肆虐中国，同时还远播部分境外国家和地区。截至1月26日24时，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744例，现有重症病例461例，累计死亡病例80例。面对一场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尽快科学地确定疫情传染来源、传染方式、传播途径，对于防治疫情来说极为重要，这是下一步确定防治对策、防治行动、组织动员、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据。
在应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早期阶段，有相当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确定疫情“源头”上。一般认为“武汉肺炎”的源头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因为第一次有规模的不明肺炎病例爆发，大部分病例来自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市、国家卫健委均持这种看法。去年12月底，国家卫健委专家组重点考察的也是华南海鲜市场，此后舆论影响力很大的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断定，病毒爆发的源头可能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来源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反思疫情时也认同华南海鲜市场是肺炎的源头，并称该市场的存在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值得深思总结”。在舆论报道下，华南海鲜市场已成为与“武汉肺炎”关联性最高的词汇。
与这些流行观点形成对照的是，安邦的信息分析表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一个集中发生地点，但该市场是否就是疫情的真正“源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在现阶段有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个“源头”定性的问题关系重大，如果一旦判断错误，可能会导致此后的工作方向和重点发生偏差，甚至贻误疫情防治的时机。我们认为，判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不是肺炎疫情的“源头”，是一种审慎的推理和分析过程，需要有在科学和逻辑上都能站得住脚的直接证据，而不能依靠那种在证据或逻辑条件上都存在缺陷的非科学推断，更不能仅仅是源自某些人物、专家或是行政机构的猜测。
从分析逻辑证据链的角度来看，第一，迄今并未从华南海鲜市场的商品中直接检验出新型冠状病毒。中国疾控中心也只承认“成功从环境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证实在华南海鲜城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但在环境样本中分离出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来自何处？载体究竟是什么？显然环境与载体不能混为一谈，医学专家们对此并不能给出答案。海鲜市场环境中的样本，完全有可能被污染，而且也只能表明环境与病毒的关系，不能代表载体与病毒的关系，根本不是“源头”直接证据。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病人在家，那么肯定就能在家中环境里面找到大量的病毒样本。总不能说，武汉大量存在的这种患者家庭都是“源头”吧。推而广之，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同样也不能这样被确定为“源头”。
第二，我们必须审慎看待科学分析中的证伪结果。如果假定华南海鲜市场就是“源头”，而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武汉市的一个有很大规模的海鲜为主的超大型综合批发市场，处于整个武汉批发商业体系的上端，往来人流货流很多。那么在证据链上，如果该处是病毒源头，那么病毒肯定会随着批发的海鲜或野生动物在其他市场出现，“武汉肺炎”的发病案例必然也会在直接相关的体系下游的多处商业网点群里面集中爆发。问题在于，这样的情况并未出现，迄今在武汉其他直接相关的地区并未发现类似肺炎病例。因此从这一证伪过程可以看到，华南海鲜市场很可能只是一个因为人多而导致的病毒的集中爆发点，而不是“源头”。显然，确定“源头”是一件大事，我们必须审慎确定现有证据的性质，而定义现在已经因舆论传播而“蜚声国际”的华南海鲜市场同样需要审慎、客观和科学的论证，这关系到中国科学的品质。
第三，从传染病学角度的来看，在新发传染病发生之后，至少要回答四大问题：病原体是什么？病原体如何致病？病原体从哪里来？该病应该如何治疗？目前前两个问题有了答案，医疗部门已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获得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但在线索链的第三个问题上卡住了——病原体从哪里来至今未解[1]。虽然可以怀疑可能来自非法售卖的野生动物，但这只是一种基于经典书本理论的延申推测。迄今为止，在华南海鲜城的售卖、交易的商品中，没有直接分离、发现病毒，没有直接的商品检定证据，根本不支持所谓华南海鲜市场就是“源头”的说法。虽然有所谓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已经过了“清洗”，因此调查组专家难以通过调查“复盘”的解释，但即便如此，现有国内外的技术条件，也可以在商品市场的微观现场，得到病毒的发现。而且这种发现，还必须与物流环节以及商品货源地的病毒发现保持一致，证据链才算完整、可靠和有效，才能支持华南海鲜市场就是“源头”的说法。从公共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科学分析这种对于微观和完整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确保证据链的可靠和有效，这种专业的科学探索也会反映病毒传播的路径，锁定真正的病毒携带者，使得一些被“戴帽子”的动物摆脱不明之冤。总不能因为是中国鼠年，就一口咬定老鼠是病毒源头吧。
第四，其实最简单直接的证据是源自现场信息，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直接信息来源表明，最早的几个病毒感染者是卖鱼虾的商贩和售卖干果的商贩，而非贩卖野生动物的商贩。此外，国内外的一些论文检索也表明，第一个发病的病例很可能不是源自于华南海鲜城。所以，实际上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武汉肺炎患者就是最早的武汉肺炎感染者。相反，大概率的情况是，最早的一批病毒携带者在华南海鲜城的出现和游逛，导致了华南海鲜城的空间里面，病毒浓度较高，商户又是在固定摊位上经营，因此导致了“武汉肺炎”在华南海鲜城的集中感染病例。
综合分析逻辑来看，很明显的证据分析结论是，将华南海鲜市场视为是“武汉肺炎”的源头，至少在现阶段，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更大的可能性是，华南海鲜市场由于人潮密集，环境条件不符合现代化商场标准，导致新型冠状病毒在空气中的浓度较高，而市场中的商户是定点经营，无法移动，在病毒携带者进入并且四处游逛的条件，让商户成为易感群体，最终使得华南海鲜城的大市场变成为“武汉肺炎”的首批集中爆发的地点。这种情形，犹如一个病毒携带者进入了一家电影院，结果传染了很多观众，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电影院是病毒的源头一样，这个电影院实际上只是一个集中爆发的点。
这样的结论与目前国内外舆论潮的方向是相反的，当然在病原体的确定以及环境方面也是颠覆性的结论。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与此结论相反的一些所谓科学论证呢？
首先，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近期在线发表了中国专家有关2019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论文[2]，该研究分析了2019年12月16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在武汉市入院的首批41例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发现早期感染者中有66%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其实，这个结论很明显是与流行病以及行为学相关的结论，是对病毒场所的一种概率怀疑，应该用以指导病毒检定的方向，而不是匆忙论断“源头”。
其次，中国疾控中心在病毒溯源研究中发现，该所首次从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中（2020年1月1日采集环境样本515份，1月12日再次采集标本70份），PCR检测结果显示其中33份标本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这些阳性样本分布在市场上的22个摊位和1个垃圾车上，其中93.9%（31/33）阳性标本分布在华南海鲜市场出售野生动物的西区。而中国疾控中心对核酸检测阳性的样本开展了病毒分离，成功从环境样本中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证实在华南海鲜城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这个看似“铁证如山”的结论，其实已经强调了病毒的样本仅仅是源自于环境，只是在结论的评估和实际舆论影响存在明显缺陷，忽略了对市场环境和体系的认知，将环境场所与“病毒源头”划了等号。如果按照这样的信息链和认识链来判断，那武汉市可能还存在千家万户是“源头”的可能性。
从这一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分析案例的过程来看，对于“武汉肺炎”的防控，尤其是政策决定，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安邦智库之所以对肺炎疫情的源头问题紧抓不放，根本原因是这关系到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方向和重点问题。我们认为，科学就是科学，科学必须客观，必须要拥有直接证据来加以证明，要有客观存在的完整证据链，才能形成结论。只有明确了这些要点和重点，才能封杀真正的病毒“源头”，阻断疫情的恶化与传播。从疾病控制的公共政策角度来看，或许应该这样说，查找病毒的“源头”现在并非是最重要的事情，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卫生健康资源的投放，应该更加集中的关注于病毒的宿主、病毒传播的关系等问题之上，这才是现阶段重中之重的事情，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验证：
中新网：有中国科研人员研究发现称，华南海鲜市场并非新冠病毒发源地
2020年02月22日
中新社昆明2月22日电 据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官方网站消息，该园联合华南农业大学和北京脑科中心，收集了全球共享到GISAID EpiFluTM数据库中覆盖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冠病毒样本基因组数据(截至2月12日)，通过全基因组数据解析发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其它地方传入。
93个样本包含58种单倍型，演化关系显示，单倍型H13和H38是比较“古老的”单倍型，通过一个中间载体(mv1，可能是祖先单倍型，也可能是来自中间宿主或“零号病人”)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关联，并通过单倍型H3衍生出单倍型H1。
研究人员称，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患者样品单倍型都是H1及其衍生单倍型H2，H8-H12，而一份武汉样品单倍型H3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可见，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是从其它地方传入，再在市场发生快速传播并蔓延。另根据病患发病时间记录和种群扩张时间推断，也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发源地的推论。
此外，研究人员对H13和H38的病毒样品溯源发现，分别来自深圳的病患(广东首例)和美国华盛顿州的病患(美国首例)。他们的旅行记录表明都是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初在武汉被感染。现有武汉样本中没有检测到H13和H38单倍型。
研究还显示，新冠病毒在2月12日前发生过2次明显种群扩张：一次是2019年12月8日，该结果暗示病毒可能在12月初，甚至11月下旬已开始人际传播，随后在华南海鲜市场加快；另一次种群扩张发生在1月6日。
值得一提的是，为细分来源，研究人员将58种单倍型分成五组，包括3个古老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1,H3和H13)和2个新的超级传播者单倍型(H56和mv2)。以此鉴别出广东的病毒可能有三个来源，重庆和台湾的病毒有两个来源。有较多样本的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和美国，患者感染源至少有两个，尤其是美国包括了五个来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H56这个超级传播者单倍型，同时是澳大利亚、法国和美国以及中国台湾患者的传染源。
研究还表明，新冠病毒基因组没有发生重组事件。
科普：新冠病毒起源于哪里？专家表示目前尚难下结论
澎湃新闻网 2020年3月9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新冠病毒的起源、传播及演变备受关注。多位国内外专家表示，根据目前已有证据还无法确认新冠病毒起源于哪里。
传播“拼图”有缺失
新冠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是如何开始的？从最初报告的病例看，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一度被认为是疫情发源地。
然而，在英国《柳叶刀》杂志1月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分析了首批确诊的41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现其中只有27例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回溯研究认为首名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没发现与之后确诊病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而其家人也没出现过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美国《科学》杂志网站相关报道中，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推测说，新冠病毒进入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有三种场景：可能由一名感染者、一只动物或一群动物带到该市场。
多位专家及多项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被称为“病毒猎手”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维尔特·伊恩·利普金表示，新冠病毒与华南海鲜市场的联系可能不那么直接，也许该市场发生的是“二次传播”，而病毒在早些时候已开始扩散。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期以预印本形式发布论文说，他们分析了四大洲12个国家的93个新冠病毒样本的基因组数据，发现其中包含58种单倍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的患者样本单倍型都是H1或其衍生类型，而H3、H13和H38等更“古老”的单倍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之外，印证了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是从其他地方传入的观点。
要还原新冠病毒传播链，科学家还缺少一些“拼图”，其中最关键一块是常被称为“零号病人”的首个感染者。“零号病人”是众多疑问交汇处，对寻找中间宿主以及解答病毒如何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等疑问至关重要。
一个著名例子是百年前据估计造成全球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尽管此次疫情因西班牙最先报道而得名，但后来一些回溯性研究发现，首个感染者可能是来自美国堪萨斯州军营的一名士兵。
美国乔治敦大学传染病专家丹尼尔·卢西表示，考虑到病毒潜伏期等因素，首个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在2019年11月或更早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从新冠病毒全球传播来看，尽管大多数新冠肺炎病例可以追踪到传染源，但美国等国家已报告了不少无法溯源的病例。在疫情日趋严重的意大利，其国内“零号病人”至今尚未找到。
病毒溯源未完成
新冠病毒源于动物，它进入人体前在自然界是如何生存进化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2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发现新冠病毒与蝙蝠身上的一株冠状病毒（简称TG13）基因序列一致性高达96%。TG13是迄今已知的与新冠病毒基因最相近的毒株，表明蝙蝠很可能是新冠病毒的自然界宿主。
其他一些研究还发现，新冠病毒与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基因序列有相似性，尤其在允许病毒进入细胞的受体结合域上十分接近。这表明新冠病毒进化过程中，TG13可能和穿山甲携带的冠状病毒之间发生了重组。
虽然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不过多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新冠病毒起源以及中间宿主等还难以定论，对病毒完全溯源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英国诺丁汉大学分子病毒学教授乔纳森·鲍尔说，人类新冠病毒与穿山甲之间的联系仍是一个“小问号”，目前仍然没有得到病毒来源的最终答案。但如果将所有碎片线索放在一起，它们指向一个病毒从动物传播出来的事件。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兽医和生物医药科学学院教授查理·卡利舍表示，他对讨论新冠病毒来源持开放态度，下结论需要科学数据支持，而不仅仅是猜测。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认为，作为新冠病毒中间宿主的动物有可能来自中国以外，例如走私的穿山甲等动物。
2月底发布的《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也指出，“现有知识局限”的问题包括“病毒的动物来源和天然宿主”“初始阶段的动物到人的感染过程”“早期暴露史不详的病例”等。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诸多疑问还有待各国科研人员携手解答。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日前多次强调，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需要事实，而非恐惧”“需要科学，而非谣言”“需要团结，而非污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