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学经济学的人来说，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由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几乎是收入分配领域纲领性的黄金定律——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增长起初上升，终将下降的完美结局让人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但能促进效率，也能兼得公平。然而，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以一本长达千页的严肃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颠覆了这一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黄金定律，并因此而震撼了世界。
在接受第一财经电视和《第一财经日报》联合专访时，这位只有43岁、笑容灿烂的经济学家，以浓重法兰西口音的英语告诉我们：“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库兹涅茨曲线被完全颠覆了。我认为不平等现象不会自动消失，资本收益率r将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g，且这种趋势将延续。”
皮凯蒂口中的“数据”便源于他那个二十年磨一剑的 “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 WTID），数据横跨三个世纪，囊括20多个国家。在研究收入不平等时，皮凯蒂没有采用基尼系数，而是关注资本/收入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他看来，基尼系数将所有不平等都笼统地归在一起，但并非所有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如努力工作的人比懒汉赚更多的钱是应当鼓励的，而靠财富或财产继承来生息才是扩大贫富差距的终极推手。
对当前的种种收入不平等现象，皮凯蒂提出了解决方案——向“世袭财富”开刀，即在全球范围内对扣掉负债以后的净资产征收累进税，越富有的人缴纳越高的税负（最高可达80%），以此实现财富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当然他也表示，这是理想中的情境。
对于正大力反腐以振社会之风的中国，皮凯蒂也从另一维度献计献策。“首先要强化税收数据管理，并减少征收个人所得税、增加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资本税，这有助缓解社会收入不公，以在劳动收入和财产继承收入中取得平衡。那些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财富有限的人很难拥有房产，因此上述措施对促进社会公平十分重要。”
颠覆“常识”：r>g
第一财经日报：《21世纪资本论》一书在全球备受关注。你为何会着手写这本书？
皮凯蒂：不平等已非新鲜话题，这在19世纪、20世纪都为人热议，这本书记录了20多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历史数据，横跨3个世纪。最为根本的写作动机是希望人们从过往的历史数据中吸取经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可从中获得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冲击撼动了精英资本，引发了社会、财政改革，累进税的实行也减少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不公平现象。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在不发生此类重大冲击的情况下，必须使得收入和财富信息更为透明化。
日报：不少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对此书的结论倍感震惊（资本收益率r将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g，且这种趋势将延续下去），当然，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你怎么看待本书所产生的毁誉参半的反响？
皮凯蒂：我十分高兴看到此书能够激发各界讨论，甚至是争论或指责，因为这都是“游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澄清的是，本书探讨的问题极为复杂，很多人不完全认同我在书中对未来的一些结论或建议，这无可厚非。对于不平等，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此项研究的目的不是要使所有人信服，只要能激发对税收等重要问题更深入的政策讨论，我们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愿意不断迎接未来的挑战。
长期以来，我们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二十多个同事帮助搜集数据，建立了最大的“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但这一数据库仍然太小，我们仍然在扩大数据库覆盖范围，如中国、韩国、巴西、墨西哥等，很多国家都需要更好的数据，因此我们已将既有数据在网上发布，今后讨论仍将继续，我们也欢迎一切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甚至是质疑。
日报：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曾是公认的黄金定律，但你在本书中得出的结论颠覆了这一理论，为什么说库兹涅茨的结论只是短暂的偶然？
皮凯蒂：库兹涅茨是第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起着手统计收入不平等数据的经济学家，我在此书中所做的就是拓展库兹涅茨的数据，将更多不同国家、时间跨度更大的数据囊括其中，因此我们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从长期来看，库兹涅茨当时对于由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抱有乐观态度，他发现在20世纪上半叶，不平等现象显著缓解，因此认为各国只要等待，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不平等现象最终会自动逐步缩小。
然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库兹涅茨曲线被完全颠覆了。我认为不平等现象不会自动消失，资本收益率r将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g，且这种趋势将无限延续下去。我认为，库兹涅茨和马克思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前者认为不平等现象会缓解，后者则认为会持续上升，实际上我认为两个方向的力量都同时存在，因此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是不可取的，制度、政策的选择才是引导未来的力量，尤其是针对教育投入的政策和对财政体系的设定，如究竟是倾向于普通学生还是精英阶层，究竟是遵循累进的税收体系还是累退的财税收体系，以上都是艰难的政策体制选择，这将决定未来不平等现象的演进。因此，政策选择不同，我们的未来也将截然不同。
日报：针对当前的不平等问题，你提出了征收全球资本税的建议。但降低不平等的政策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在你的书中几乎没有展开讨论，这恐怕是你的理论框架中缺失的一环：若全球资本税征收将降低经济增长，就不是一个好的方案，而其改善收入分配的长期效果也无法得到保证。
皮凯蒂：消除不平等有很多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大教育投资，使更多优秀人才获得匹配的工作，而这都需要税收收入加以支持，因此公正的税收制度是一大关键。此外，收入、财富的过度集中对增长不利，这将加剧不公平现象，减少社会流动性。因此，在21世纪，我们不希望看见19世纪的极度财富不平等现象，如德法等欧洲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都存在严重的财富分配问题，不利于经济增长，此后这也是由极大的冲击（如一战、二战）才得以减退。在冲击过后，20世纪50年代起，新生劳动力能够获得创造财富的机会，成就了更多经理人，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这极大推动了经济增长。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在21世纪继续保持增长，就应该通过累进税和加强教育投资来避免20世纪初的情况重演。
日报：从长期历史角度来看，全球化、经济增长、不平等这三者间存在何种关联？
皮凯蒂：全球化是一股积极力量，由此可以将“蛋糕”做大，促进全球公民的福利。此外，全球化也将引发大规模的再分配，有利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对发达国家奋起直追，中国便是一例。
然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往往不均衡。因此，我们还需要得当的公共体制，如教育投入政策、公平合理的税制、财政透明等，以此促进财富均衡分配，确保人人都能从全球化中获利。
日报：从国际间而言，全球化缩小了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就国内而言，可贸易部门的产出效率高于不可贸易部门，因此这两者间的差距会扩大。你如何评价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总体影响？
皮凯蒂：全球化确实可减少国家间差距，但可能加剧国内不平等。从总体影响而言，全球化可以将“蛋糕”做大，然而最终这块“蛋糕”的分配结果可能并不明确。当前，尤其是顶层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顶层财富增长远远快于平均财富。当然，由于新兴市场的飞速发展，平均财富积累也不断加速，但顶层财富增速仍近乎均值的3到4倍之多。这种现象不能长期持续，否则100%的全球财富都将流入顶层收入群体。当然这一情景不会很快来临，但事件发展仍可能快于预期，届时可能将引发剧烈的政治反应，因此全球化所致的利益分配过度集中必须要尽早缓解，确保人人都能从全球化的这块“大蛋糕”中获益，不然亡羊补牢为时过晚。
欧洲的“药方”：财富累进税更透明
日报：西方学者和经济学家对“长期滞胀”（Secular stagnation）或“新平庸”（New mediocre）讨论热烈，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潜在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你认为这幅悲观的未来图景是否意味着不平等现象将进一步恶化？
皮凯蒂：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悲观，我相信增速会继续，只是将有所放缓，不可能再以5%~10%的追赶速度前进。但从生产率来看，1%~2%的增长仍能长期保持，经济增速放缓到0区间的可能性渺茫。只是在此过程中，增长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凸显，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措施更好地从增长中获益。
日报：当前，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进步飞速发展，中国在2014年已经成为最大的机器人进口国，更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步入“第二次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你认为科技进步将来是否会转变不平等现象？
皮凯蒂：科技进步一定会改变社会图景，我已阅读了《第二次机器时代》这本新书，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见过本书作者。包括机器人在内的科技进步无疑是“硬币的两面”，一方面能够创造新机遇，但同时也将加剧技术工作者和那些行将被机器人取代的人们的不平等。但总体而言，科技创新将使所有人获益。
眼下，资本密集部门是房地产、能源部门等，但到2030年或2040年，机器人行业可能将超过上述行业，但现在仍有很大的距离。
日报：你所提出的资本税在欧盟或欧元区可行吗？
皮凯蒂：近年来，欧元区各国削减赤字幅度过大，企业税也偏高（如法国），因此拖累了经济增长。在低通胀、低增长时期，试图大力减少公共债务是不明智的。此时，保持一定通胀才能减少公债，但对私人财富征收累进税可能是更好的办法。原因在于，通胀有时会产生累退作用，更穷的人一般习惯储蓄，通胀则对储蓄有侵蚀作用；而较富人群则多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如股票或房产等。因此，财富累进税可在保护穷人的条件下达到与通胀同样的效果。
日报：但目前欧元区长期面临通缩风险，你认为有何“治病良方”？
皮凯蒂：当前欧盟或欧元区首先应推进财政联盟（fiscal union），迈向财政、预算、政治一体化。我建议先要在欧元区这个小范围内推行财政联盟，建立欧元区议会，每个成员国都根据人口数量获得一定代表比例，并根据各国的赤字、公共投资、企业税来进行相关决策，之后才能吸引更多欧盟国家加入。
此外，由于欧元区存在18个主权国家，即包括18项不同的公共债务和利率，因此欧洲央行很难制定通胀目标。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达成一项新的欧元区协议，为各国公共债务成立一项偿债基金（redemption fund），并以统一利率进行债务再融资。相信只要法国和意大利向德国提出此类建议，德国很可能会接受，德国也不希望受到其他成员国孤立。而最终，走向财政联盟才是解决欧洲问题的最佳途径。
日报：金融本身是否也会加剧不平等现象？
皮凯蒂：我认为金融去监管化有些过度，而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提振作用有时却比不上其加剧不平等的程度。我也在书中提到，金融去监管化从两方面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其一，交易员或其他金融界人士收获了更多的薪酬和红利，这远远超过了其对于实体经济的贡献，甚至有时他们对实体经济的贡献为负，却仍坐享巨额财富。其二，金融回报不平等，如那些投资组合规模更大的人能够投资更高端、更高收益的衍生品，从而收获更大的r。在理论中，完全竞争的市场就是给予每个人最佳回报，但现实世界却大相径庭。
日报：金融去监管化也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主因之一。危机后美联储推出了3轮QE救市，当前欧洲央行和日本也正在不断走向宽松，你认为QE对不平等有何影响？
皮凯蒂：我认为当前货币政策扮演的角色过重，当然央行在2008~2009年危机期间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防止了金融系统全面崩溃。但问题在于，货币政策的持续可能会阻挡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而这也可能招致新的危机。
当前，我们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并让财政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央行不是万能的，尽管印钱比起改革税制轻而易举，但在不经意间可能就会造成资产泡沫，使部分人群一夜暴富，而这却不一定是他们的应得财富。相较之下，征收财富累进税就显得更为透明。
建言中国经济：反腐+透明财政
日报：2012年11月，中国设立了增长和收入目标：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但实现目标的前提是经济增速得以保持，且劳动收入占比保持不变。然而，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在过去持续下降，你认为中国能否实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
皮凯蒂：中国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但两位数的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此后不平等现象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需要加强收入和财富透明，在过去15年，中国不平等现象有所上升，但具体数据不得而知。因此，首先要强化税收数据管理，并减少征收个人所得税、增加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资本税，这有助缓解社会收入不公，以在劳动收入和财产继承收入中取得平衡。那些来自农村、家庭财富有限的人很难在中国拥有房产，因此上述措施对促进社会公平十分重要。
此外，加强金融监管也很关键，这有助于资产透明化，使监管方在部分地区房产泡沫过度膨胀前就能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在欧洲，西班牙对房地产市场投资过度，部分就是缘于缺少金融监管，且欧洲央行缺乏缜密的经济数据。
日报：上海、重庆两地正在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且政府也正在考虑引入遗产税。你认为对中国而言，征收类似你提出的“净财富税“是否可行？
皮凯蒂：我认为，中国能够、也应该每年征收净财富税，仅征收个人所得税不能准确预计未来个人资产的回报。由于不平等现象近年在中国有所上升，财富对GDP占比上升，因此进行相应征税至关重要，以此加强社会流动性，帮助那些没有财富积累的人参与“游戏”。
中国已经开始房产税试点，这已相当于一种房产累进税。但我认为房产税应该从地方层面向全国推广，并同时将金融资产(除去负债后的净额)也纳入征税范围。西方的财富税诞生于200年前，但仅针对房产，而并未征收净财富税，这对低收入人群十分不利。举例而言，美国的众多购房者背负着巨额住房抵押贷款，而他们却要和那些享有百万金融资产的人支付相同的房产税，这就加剧了不平等。
日报：若你受邀成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顾问，你会就中国未来发展提出何种建议？
皮凯蒂：除了大力推进反腐之外，我认为中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以更为透明的财政体系面向世界，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打击个别的腐败案例来调节一个13多亿人口的国家财富集中和遗产累积的方式。首先，完善累进税、推广房产税和遗产税等资本税。此外，中国应该就金融资产登记方面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否则中国可能承受巨大的资金外流风险，如拥有巨额财富的俄罗斯寡头身在伦敦或巴黎，却能坐享源自俄罗斯本国企业靠国内自然资源所产出的利润，这对中国而言也将是噩梦般的一幕。为防止此现象出现，除了反腐以外，还需要发展出一套合适的财富税体系，加强财政透明度，以确保中国各界都能均衡合理地从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而不是让大部分财富流入小部分集团的手中。
日报：在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期间,你成为了当时左派社会党候选人罗雅尔的经济顾问，但她竞选失败了。之后你于2010年加入了社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的竞选团队，为其竞选纲领中税收制度的制定出谋划策，但此后你们在税收政策方面意见相左。经历了这些事情后，你对政策咨询有何感受？
皮凯蒂：其实我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为两位提供政策建议。只是2010年法国大选前夕，我的确公开表示我不支持萨科齐，因为他太为民族主义，所以我表示支持奥朗德。
我相信的是书籍和思想的力量，而我写书的初衷并非为了政客，是为了在读者中引发公众讨论，并帮助转变由政府主导舆论的现状，这也是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家、媒体人士的使命。
日报：这本书的巨大成功是否改变了你的生活轨迹？
皮凯蒂：并没有太大改变，我和妻子以及三个女儿在巴黎过着和往常一样的生活，经常一同度假，我仍然会去看电影、阅读文学著作。毕竟只有足够的休闲时间才能写出好书，我在书中也提及了许多文学名著，它们有时往往能更有力地展现出民众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