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美国经济呈现出“U型”走势，欲将重塑世界秩序。美联储停止购买国债，美元持续升值，危机前累积的对外经常账户赤字缩减了58%，失业率维持在5.8%的水平。总体来讲，全球金融危机，至少从美国来看，已告结束。某些颇具威力的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石油和页岩气行业投资，不断缩减的经常账户赤字，目前降为GDP的1.9%，达到16年来的最低水平。能源需求激增和较低的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的综合作用，加之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创造了全球股市上扬——提高了投资收入——共同促成了美国制造业振兴的梦想——一项非凡的成就——预计将降低美国对进口工业品的依存度，同时促进美国工业品出口。
如果这些数据反映了美国基本上挺过了危机，修正了危机前的严重失衡，使经济步入更加健康的轨道。然而，这个鼓舞人心的局面有其阴暗面，沈联涛的观点让人不禁想起了“特里芬难题”。
“迟早，美国经济将缩减经常账户赤字，降低美元流动性，为新兴国家创造负债-通胀陷阱。如果美国央行不采取行动为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流动性，将引发信贷危机”。（2014年东亚论坛）
我们正在经历这一时刻。关键问题是哪些因素可能导致美国重新调整全球经济，尤其是对于那些严重依赖美国的国家。不断缩减的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升值的美元促使“优质资产避险”，尤其是美元出口（石油美元）的减少将降低全球经济中的美元供给。
从经济学角度，这是“特里芬难题”的信号。维基百科的定义是：
“特里芬难题或悖论是指当一国货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时，短期的国内目标与长期的国际目标产生经济利益冲突。比利时-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发现了这一目标选择难题。他指出外国希望持有全球储备货币，因此该国必须愿意将额外的货币输往全世界，满足世界对外汇储备的需求。”
美元供给减少，美元升值（这是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合法结果）将触发信贷危机，提高依赖美国的发展中经济体获得贸易货币和以美元定价的外汇储备的成本。
那些仍严重依赖美元的新兴经济体将首当其冲，因为他们大多需要以美元结算国际贸易。
由于美联储保持着零利率，美元仍是充足的。然而，随着美元供给的减少，“特里芬难题”将比预期更快地来临。问题是在美联储领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将愿意提供大量应急资金。那么，是否将发生大规模的流动性危机，我们将从哪里获得新的流动性以维持世界经济发展？
由于占全球GDP半壁江山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依赖着美元，上述问题不容忽视。一旦发证流动性危机，不仅将冲击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还必将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令人沮丧的情境证明，目前的货币体系不得不听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摆布。2013年和2014年10月，美国货币政策两次促使资金逃离新兴经济体。两次均是因为美联储宣布将停止购买国债，提升利率。资本从新兴经济体，甚至从欧洲流出稳定了保持零利率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同时提升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债券收益率最终将迫使央行提升新兴国家的利率。
传统的“特里芬难题”预测，通过其他储备货币解决问题不具有可行性——“我的货币，你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各主要货币组成均衡的一篮子“全球货币”。
然而，货币体系浮现了一股崭新的革命性思想，超越了“全球货币”假设。真实的货币市场以及保守的央行储备管理人似乎准备好了接受人民币，为了分散风险，需要更加平衡的货币体系分散各大储备货币的风险和机会。
2013年，中国的人民币，也称为“红币”称为全球使用率最高的十大货币之一。预计2020年，人民币将广泛用于国际贸易和金融。
诚然，中国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以人民币结算国际贸易的结果是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2008-2009年危机期间，中国决策者在美元匮乏的情况下建立了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
如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保持贸易活力，在短短三年中，人民币已经超过了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人民币区似乎欲意挑战主导战后货币体系的“美元区”。新货币区显然在亚洲。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决定设立两个旨在与“美元区”堡垒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比肩的重要组织（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以后，人民币已经成为参考货币。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完全取决于中国决策者决定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对于中国来讲，这意味着决策者将调整仍依赖政治导向的货币和利率决策的国内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并下定决心摒弃阻碍国内需求和私营融资的金融控制措施。正如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表示，放松金融管制将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内需求的关键一步。与此同时，强大和更加复杂的金融环境和应对汇率和资金流波动的能力，人民币很可能成为成熟的储备货币，协助调整当前失衡的货币体系。
总之，国际社会似乎正在热切并积极地期待着人民币，正如对待欧元那样。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国际货币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做好准备，完善过时的货币制度，以平稳地步入更加稳定的多极货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