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就知道，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无法选择父母，更不用说更广义的出生环境了。他们没有如同成人那样的保护或照看自己的能力。因此，国际联盟在1924年通过了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国际社会也在1989年实施了儿童权利公约。
悲哀的是，美国没有在履行义务。事实上，它甚至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美国向来以机会之地的形象自豪，它本应该成为公正、开明地对待儿童的榜样。相反，它却成了失败的象征——为儿童权利在国际经济场上的全球颓势做出了“贡献”。
普通美国儿童也许不是全世界境况最糟糕的，但美国财富和儿童条件之间的反差大到无与伦比。大约14.5%的美国总人口属于穷人，但19.9%的儿童——大概相当于1,5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的儿童贫困率更高。美国的儿童贫困率比英国高三分之二，比北欧国家高三倍。某些群体的状况更是恶劣得多：38%的黑人儿童和30%的西班牙裔儿童是穷人。
所有这些都不是因为美国不在乎它的儿童。而是因为美国在近几十年中采取的政策日程导致其经济变得普遍不平等，让最脆弱的社会细分群体越来越落后。财富的日益集中——以及财富税收的大幅减少——意味着花在教育和儿童保护等公共品投资上的支出越来越少了。
结果，美国儿童的境况每况愈下。他们的命运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说明了不平等性不但破坏经济增长和稳定——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组织总算开始承认这一点了——也有悖于我们最珍视的公平社会的概念。
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和环境危险不平等都具有相关性，而所有这些对儿童的影响比其他人群更大。事实上，近五分之一的美国贫穷儿童被诊断出哮喘，比非贫穷儿童高出60%。年收入低于35,000美元家庭的儿童学习无能比例比年收入高于100,000美元家庭的儿童高出近一倍。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还想削减食品券——大约2,300万美国家庭需要仰仗食品券——这将令去贫穷儿童面临挨饿的危险。
这些结果上的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息息相关。在儿童营养不足、无法获得足够医疗和教育的国家，环境风险也难免更高，穷孩子的生活前景远远比不上富孩子。此外，部分因为美国儿童一生前景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目前美国的机会平等程度低于任何其他发达国家。比如，在美国的精英大学，只有9%左右的学生来自底层二分之一人口，74%来自最高层四分之一人口。
大部分社会都认为帮助确保年轻人能实现潜力所允许的生活水平是一种道德义务。一些国家甚至从宪法上规定教育机会必须平等。
但在美国，富学生的教育支出要高于穷学生。结果，美国正在浪费其最宝贵的资产之一。一些年轻人无法获得技能，只能从事非正常活动。加利福尼亚等州的监狱支出与高等教育支出相当，有时还要更高。
不采取补偿措施——包括最好从幼儿时期就开始的学前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在儿童达到五岁时转化为一生结果的不平等。这应该成为对政策行动的鞭策。
事实上，尽管不平等性的伤害效应很广，并且给我们的经济与社会造成了巨大成本，但它们大多是可以避免的。一些国家所观察到的极端不平等不是经济力量和定律的无情结果。正确的政策——强化社会安全网、累进税制和更好的监管（特别是对金融部门），等等——可以扭转这些消极趋势。
要形成这些改革所需要的政治意愿，我们必须将决策者的惰性和不作为与不平等性的严峻现实及其对儿童造成的消极影响对立起来。我们能够减轻儿童权利的剥夺、增加机会平等，从而为更公正、更繁荣的未来——反映我们所公开追求的价值的未来——打下基础。为什么我们还不行动呢？
不平等性给我们的经济、政治与社会造成诸多伤害，其中对儿童的伤害需要特别关注。成年人受穷，他自己得负责——也许是工作不够努力，储蓄不够充足、没有做出好决策等——但儿童的环境是上天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无从选择。也许儿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权利赋予的保护——而美国应该为前世界树立此中含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