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把我的核心观点抛出来，第一，不能把最近经济增长的下降简单地理解成“新常态”，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常态的话，我们就没有改进的余地，这会产生严重误导。第二，我们今天应该检讨经济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又快又好，并非不可能。
今天讲的核心有三个词：土地、住房、工资，其中非常核心的中间变量是劳动力的流动。首先通过比较2000年和2010年中国国内移民的空间分布，基本上可以看到，移民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如果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对集中在省会和大城市。这个趋势到2010年被加强了，并没有减弱。
如果把中国分成东、中、西来看，会发现有一点点小的变化。通过计算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移民比重，可以发现2005年是一个拐点。（因为人口普查每五年一次，我们只能每五年看一个值，其实真正的拐点是2003年。）2005年，东部虽然在移民比重上占到绝对多数（60%多），但在这之后有所下降。虽然绝对数上仍然是往东部迁移的人口多，但是往东部走的份额往下走了。怎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在2003年，工资上涨速度开始加快，沿海地区还出现了农民工短缺问题，有些学者称之为“刘易斯拐点”。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发生在2010年，但2003年绝对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当时中国还处在人口红利期。仅从这个角度讲，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很难解释2003年的拐点。在2003年出现工资上涨拐点的时候，中国城乡间收入差距大于3，而此后，中国城乡间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直到2009年才开始下降，这也是刘易斯拐点不能解释的。如果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话，应该是农民工资加速上涨，城乡间收入差距应该缩小才对。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加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90%，但是把农民工包括进来，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3%。而在2003年的时候，城市化水平要比现在低大约10个百分点，所以在那样一个时期，我们说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需要特别小心。
房价推升工资
工资上涨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劳动生产率上升带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劳动生产率上升带来工资上涨是好事情。但是另外一种工资上涨是由成本推进型的因素导致的。我不否认中国有一部分工资上涨可能来自于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我更加想强调的是来自成本上升对工资的影响，也就是土地政策影响到房价，从而影响到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工资的增长。
2003年，土地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总量上，更加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这一点跟保持18亿亩耕地红线有关。在这样的目标下，对中国建设用地指标的增长是严格管理。2.在土地供应的方式上，实行招拍挂制度。3.在供给的结构上，用地更加倾向于中西部省份。从大的角度来讲，中西部是劳动力流出地，也就是说，政府希望通过土地供应方向的转变，给劳动力流出地更多的土地供应，同时限制劳动力流入地的土地供应来对当时的人口流动的方向做一个对冲。
在2003年以后，中西部省份在全国的土地供应里所占的份额是上涨的。现在土地供应的份额更加倾向于中西部，就是人口流出地。而在人口流入地，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土地供应量却相对减少。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会告诉我们，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导致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价格上涨，同时房价也会涨上去。我们生活在上海，有这样的感受，2003年正好是上海的房价出现明显上涨的拐点。
我们看中国各个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与房价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拟合线我们可以发现， 2001年，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两条拟合线的斜率很相近，2004年，也是非常接近，到2007年的时候，东部城市的拟合线斜率明显往右方旋转，到2010年更严重。这意味着东部房价出现比工资更加快的增长。但是中西部城市的房价相对于职工平均工资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变化，而这个跟刚才讲的土地供给较充分有关系。
工资和房价之间的相关性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这里面有一个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如果工资上涨的话，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讲会带来住房需求上升，会带来房价上涨。反过来讲，房价如果上涨，会引起生活成本上升，而生活成本的上升就会使得劳动力进一步去劳动力流入地的成本更高了，到东部打工的人就少了，这解释了东部国内移民份额的下降。对于那些仍旧选择到发达地区的人，你就只有支付他更高的工资。
工资上涨的原因是什么？这里区分了需求和成本效应，如果工资上涨仅仅是因为劳动生产力带动，这对宏观经济没什么负面影响，因为劳动生产率本身是经济竞争力。如果是来自成本的方面，则会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的区域分布，相对减少沿海地带的劳动力供给。导致这个地方工资上涨特别快。这样的话，工资和资金的价格关系会发生变化，劳动力相对变得更加贵一些，于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成本上升更大的冲击，或者用资本替代劳动，或者关门大吉，或者远离中国，转战其他发展中国家。
这个被我称之为过度的资本深化和过早的产业升级。中国早晚可能进行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当你通过政策抬高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时候，这个过程就会来得过早，就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率。
我们最近的研究通过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方法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能不能看到房价影响工资的机制，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二，这样的机制在中国的地区之间有没有差异？的确是有，房价上涨和生活成本的上升进而影响到劳动力供给，最终传导到工资上，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中国东部，并且这个机制也仅仅在2003年以后存在。
中国东部工资更快上涨，除了土地和房价因素以外，有没有别的因素来影响？
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中国东部的人均GDP（或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上涨得更快？我们看东部相对于西部第二三产业人均产出的相对数，把东部的人均产出算出来去除以中西部人均产出。你可以看到，在2003年以后，中国东部的人均产出相对变得更低了，虽然它在绝对值上还是更高的，所以不能从人均GDP的角度解释我刚才讲的工资上涨问题。
再看另外一个因素，中国2003年开始实施严格的最低工资法案。我们搜集了每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东部的最低工资不仅没有出现更快的上涨，反而出现了相对更慢的上涨。因此东部工资上涨得更快，不是由于劳动生产率上升更快，也不是由于最低工资的推动，而是由于土地政策传导到房价，并进一步影响工资的机制所导致的。
扭曲的土地政策导致经济效率下降
现在通过把更多用地指标给了中西部，似乎可以让农民工在家门口有工作了。可是从经济学逻辑角度来说，如果你试图用政策干预资源配置方向的话，它的结果一定是效率下降。通过计算1998年-2007年这段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我们可以发现，拐点在2003年，之后TFP的增长速率放慢了。
我们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每个企业的投资、劳动力等要素，不包括基础设施投入，然后再算出这上百万的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003年之后，TFP的增长就开始出现放缓。一般情况下，TFP的增速往往是顺周期的，即经济增长速度快的时候，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但是资本投入可能并没有增长那么快，因此TFP增速会加快。恰恰在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快的时候，TFP增长速度是放慢的。这里就出问题了。
图1显示了企业和企业之间TFP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力量一定会引导资源从效率低的企业向效率高的企业去配置，如果市场在运作的话，企业和企业间的效率差别是缩小的。蓝色的线代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别的指标，在2003年之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别是缩小的，说明市场在配置资源。到2003年以后，这条线往上走了。如果只看一直在样本中的企业（在位企业），它们之间的TFP差距在2003年后在扩大，这个拐点更明显。
图2显示了不同区域间的区别。我们把企业分成东部企业、中部企业、西部企业。东部的线处于最低位置，说明东部企业和企业之间效率差别最小，市场力量最强，其次是中部，再其次是西部。
在2003年之前，这三条线基本上是平行往下走的，也就是说，虽然东部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最高，但是大家同时在改进。到2003年以后，这个线开始分化了，其中东部并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问题出现在中部和西部，你可以看到TFP差距明显扩大了。
这种土地政策影响东部劳动力流入和工资成本，对东部是不利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对中西部就是有好处的呢？答案是，对中西部也没好处。
前面讲中西部也出现了效率恶化，如果没有效率的话，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维持的。以上这些事情背后是地方政府负债的大量累积。我们看债务除以GDP的比率，如果投入是有产出效率的，那么投资下去后，GDP也会同时上升，债务-GDP比率就不会上升。这个比率的上升意味着投资下去以后，产出没有同步增长，通常大家认为这是危险的事情。图3横轴表示每个省人均GDP，纵轴表示这个省的负债率。如果画一条拟合线的话，这条线总体是往右下倾斜的。从图中可见，总体上收入低的省份负债率更高。红圈的部分是总体负债率超过40%的省份，除了海南，其他都是中西部省份。通过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的区域发展政策，表面上看是在帮欠发达地区，其实既危害到中国东部的竞争力，同时，因为投入产出效率低，给中西部也带来沉重财政负担。
中国要强调结构的红利
最后把今天讲的事情总结为几句话，并且做出延伸的启发性思考。
首先，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简单理解为“新常态”，很多人强调中国的人口红利结束了，外需也不会像2008年之前增长那么快，其实导致最近这一轮中国经济下滑的因素，已经从2003年开始，我们在高增长的时候就已埋下低增长的祸根了，问题出现在一些干预的政策上。
第二，如果我今天讲的东西是对的，那么对中国发展来讲，要强调结构的红利。这个结构红利特别强调城乡间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说，中国劳动力问题是“总量过剩，局部短缺”。如果这八个字是对的，它更加不是刘易斯拐点。总量过剩，局部短缺，一定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否则你把过剩的地方的劳动力移动到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就可以了。局部短缺一定是劳动力流动障碍的问题，而不是人口本身的刘易斯拐点的问题。
如果我今天讲的都是对的，同时“新常态”成立的话，我认为只有一个“新常态”，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而政府只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方面，人的流动方向跟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向应该一致起来。政府要做的事情，不是跟市场作对，而是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为市场的失败去做补充作用。
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安泰·问政”论坛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