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或许是一个热点问题，不过描述它的确是一个难题
尽管近年来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话题，但其精确定义却常常是模糊的，有时候用中产阶级的相对命运来描述，有时候用1%收入最高人口的收入来界定。对于该问题的衡量，在税前、税后以及转移支付前后并无明确规定。具体衡量对象与想得到的结论以及应采取何种应对政策密切相关。
此外，随着不平等的现实日益为大家所接受，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采取什么措施（如果有的话）来应对这一现象—比如是否需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如果需要，应如何分配以及收入再分配将带来怎样的潜在影响。就不平等现象而言，“再分配”的定义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衡量对于分析和政策而言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不平等？
所有经济概念均会提出具有挑战性的计量和概念性问题，不过不平等可能尤甚。例如，国民生产总值（GDP）的计量本身就十分复杂，但至少其目标是明确的，即对既定经济体总产出的计算。而不平等则不然，它更类似于“竞争力”这种概念—任何简单化的计量都会将一个复杂的议题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大部分有关不平等的原始数据来自调查。此类调查通常面向家庭，询问各种来源的收入、纳税和消费情况。通过这种方法获取的数据非常不完善。由于开展调查程序复杂且造价高昂，最多也只能每隔几年开展一次，而且无法保证这样的调查具有代表性。调查人员可能更难找到那些富裕人士，即便找到了，他们参与调查的可能性也较小。
通常，研究人员希望对不同时间和国家的不平等性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十分困难，有很多原因：
•各种调查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存在多种定义收入的方法。可以仅包括工资等劳动报酬以及资本收益（市场收入），也可以同时包括私人馈赠、政府补助等转移支付以及养老金或食品救济券和纳税减免等非现金资源（净收入或可支配收入）。此外，调查所反映的可能是消费方面的不平等，而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分析所使用的核算单位可能也各不相同。调查考察的可能是人均收入、家庭平均收入或每个纳税单位（通常与家庭的概念不同）的收入。通常，调查反映的是调整后家庭的收入，因为随着家庭人口规模的增加，每个家庭成员的成本会有所下降，需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调查存在上述问题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其中富裕阶层人士的收入难以跟踪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经济学家开始将纳税记录作为考察收入分配数据的依据（Atkinson、Piketty和Saez，2011年）。与调查数据相比，税收数据具有几大优势：所有纳税人的税收数据均可获得，所以调查中富裕阶层的收入情况就可以得到更好体现，而且可以考察较小的细分阶层，如最富裕的0.1%人口。此外，税收数据基本上能够逐年获得，且通常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
不过使用税收数据也存在重大不利因素。第一，许多不缴纳所得税的贫困，甚至中产阶级人士被排除在外。第二，通常而言，很难获得有关实际纳税和获得的赠与的信息用于计算可支配收入。第三，可获得相关数据的仅限于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第四，基于税收的数据存在其自身的与误报或使用避税方法等相关的计量问题，而许多避税方式可能更便于最富裕阶层人士使用。
衡量对象的选择十分重要
当涉及上述各种并不完善的衡量方法时，一个关键的原则是针对所需解决的问题使用恰当的衡量方法。
我们首先根据调整后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对美国和德国进行一个简单比较（见图1）。可支配收入本质上是指家庭所获得的收入和转移支付减去纳税额。我们需要将相关资料进行简化并变成我们能够轻松进行比较的东西。可以采用很多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每种方法都有各自的用途。
基尼指数是最为常见的概括性衡量指标。该指标衡量的是人口中任意两个家庭（或个人）之间的平均收入差异。基尼指数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其数值在0至1之间变动：“0”表示所有家庭都获得相同的收入，而“1”表示一个家庭获得所有的收入。由于基尼指数涵盖了所有分配情况，并且被许多国家所采用，所以其在了解整体宏观经济影响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尤其有用。
自从1980年前后，部分国家最为富裕的1%或0.1%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急剧上升，这一情况在近期获得了广泛关注。收入份额的增长主要出现在基尼指数所衡量的收入分配的最上层，由于其过于集中，基尼指数并未能非常准确地把握其动态，因为该指数是根据调查结果考察全部收入的分配情况。
最富裕1%人口的收入份额可能是一个更为有用的衡量指标，部分原因是其出于特定目的衡量了收入分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如这些巨富阶层掌控政治进程的能力。正如已故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曾经所说：“我们可以拥有民主，我们也可以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两者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其一。”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基尼指数等衡量不平等的一般性指标。诸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12年）一类的作家认为，一直以来对基尼指数的重视令许多分析师忽视了巨富阶层的崛起对美国政治力量的影响。不过，针对一些用途而言，更宽泛的衡量指标更加有用。例如，当采用基尼指数这一指标时，可以看到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倾向于具有更低的代际流动性，而最富裕的1%人口这一指标则无法体现这一点。
图2显示了德国和美国市场收入不平等（在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基尼指数以及最富裕的1%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在上述两个国家，这两种衡量指标都出现了增长，不过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所占有的收入份额指标上涨更为迅速。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在这两个国家中，由基尼指数所衡量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基本上相同。
不平等与增长
在有关不平等的研究中，我们选择了许多国家作为样本，并着重考察了不平等对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假定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许多相关机制可能都在起作用，其中包括不平等对贫困阶层和中产阶级积累人力资本能力的影响；对政治稳定性以及对投资激励措施的影响；对社会凝聚力以及抵御和适应冲击能力的影响；以及对有关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压力的影响，这可能会弱化激励作用并进而降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将所有上述渠道都涵盖进来，且对各种渠道的重要性持中立态度，另外由于我们需要大量的样本国家和各种时期的数据，所有基尼指数起到了非常完美的作用。在伯格和奥斯特拉（Berg和Ostry，2011年）的著述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较高的不平等程度与增长缺乏持久性具有相关性；这一结论进一步加强了目前研究者们逐渐达成的、或者说不断深化的相关共识。
目前研究的重心已经从不平等程度转移至收入的再分配。我们针对不平等程度和增长的研究结果在有关再分配的影响方面不是十分明确。如果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试图加大再分配的力度，则所采取的提高税率、增加补贴等再分配措施会削弱工作和投资的动力，那么再分配就将无法成为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方法，而会成为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在涉及增长问题时会是如此。
我们面临着两个具有挑战性的衡量问题。首先，大部分有关不平等程度的多国数据集主要包含有关（可支配）净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信息。不过，要考察是否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的再分配力度更强，需要考察市场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因为净收入不平等会使潜在的市场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影响变得复杂。其次，我们希望衡量再分配本身，以便评估问题的下一个环节：再分配是否对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正如阿瑟•欧肯（Arthur Okun，1975年）所描述的平等和效率之间的重要权衡。
但结果表明，想全面地衡量再分配，其难度甚至大于衡量不平等程度。大部分研究力量都侧重于考察再分配的替代性指标，如政府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补贴方面的支出，或者侧重于国民总收入或税率。
但这些替代性指标非常不精确。许多税收可能不是特别具有累进性，如个人所得税或营业税。同样，社会支出所带来的好处可能并不主要流向低收入群体。例如，发展中经济体的许多教育支出主要针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所以主要受益者是经济状况较好的群体，而许多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所支持的是城市医院，并非针对贫困群体，甚至中等收入市民群体。在利用这些替代性指标来衡量再分配时，研究者发现，有很少证据表明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的再分配力度更强。但是，在对衡量手段加以改进之后，结果就更加清晰了。米拉诺维奇（Milanovic，2000年）充分利用了《卢森堡收入研究》维护的主要针对工业化国家的高质量数据集。该数据集主要提供了有关市场收入不平等和净收入不平等的可比数据。米拉诺维奇发现，对这组较为富裕的民主国家而言，再分配与市场不平等程度密切相关。
我们的研究一直侧重于所有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幸运的是，政治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绍尔特（Frederick Solt，2009年）所编辑整理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数据集提供的信息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绍尔特将可获得的基于调查的高质量不平等数据按照主要维度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绍尔特收集了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其他组织有关基尼指数（包括市场收入和净收入等各种收入定义以及户均或人均等会计核算单位）的调查结果中的相关信息。之后他对许多案例中特定国家和特定时期有关不平等的若干可获得衡量指标进行分析，以便估测不同指标之间具有代表性的关系。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消费方面的不平等与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比较具有可预测性。通过上述情况以及所考察的数百个类似关联性的存在，绍尔特就众多国家和时期推断出净收入不平等性和市场收入不平等性的标准化衡量标准。
从此类有关净收入不平等性和市场收入不平等性的信息中产生了某些非常引人注目的发现。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高于德国，拉美的不平等程度高于欧洲，可是却往往不了解上述比较在针对净收入时才是大体正确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纳税和转移支付之前）的相关研究结果与上述结果相当接近（见图3）。
更加常见的情况是，由于市场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再分配力度可能更大，所以这些国家的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不一定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平均而言，再分配在这一差异中占据约60%的份额。美国具有较高的净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在富裕国家之中是一个例外情况，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再分配规模较小以及较高的市场收入不平等所起到的作用基本相同。
新的突破
在我们自己的著作（Ostry、Berg和Tsangarides，2014年）中，我们利用了绍尔特的数据并达成了三个宽泛的结论。首先，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倾向于具有更高的再分配程度，这并不仅限于富裕国家，对那些尚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也是如此（但总体来说力度较小）。其次，在给定的再分配水平下，较低的净收入不平等与较快的更加具有持久性的增长密切相关。再次，再分配—用市场收入和净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差异来衡量—总体上看来其对增长具有良好的影响（图4对第二和第三个结论进行了说明）。仅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有证据显示再分配可能会对增长带来伤害。因此，再分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总体上看是有利于增长的。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数据集本身以及多国比较所具有的局限性。此外，再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IMF，2014年）。不过，基于我们的研究，我们不应假定在再分配和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权衡，这一点需要注意。
目前，该领域的许多重大议题也在积极探索之中。显然，工作重点是收集更多更好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其中包括来自更多国家的更多更好的有关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数据，对较富裕国家财政再分配的考察（Lusting和其他人，2013年）以及对财富不平等程度（而非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更多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坐待完美数据的出现：我们必须不断付出努力来完善数据并谨慎地利用我们目前业已掌握的数据。
参考文献：
Alvaredo,Facundo,Anthony B.Atkinson, omas Piketty,and Emmanuel Saez,2014,The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http://topincomes.g-mond.parisschoolofeconomics.eu
Atkinson,Anthony, omas Piketty,and Emmanuel Saez,2011,“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9,No.1,pp.3–71.
Berg,Andrew,and Jonathan Ostry,2011,“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IMF Sta Discussion Note No.11/08(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2014,“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IMF Policy Paper(Washington).
Lustig,Nora,and others,2013,“ e Impact of Taxes and Social Spending on 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Argentina,Bolivia,Brazil,Mexico,Peru and Uruguay:An Overview,”Tulane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1316(New Orleans,Louisiana:Tulane University).
Milanovic,Branko,2000,“ e Median-Voter Hypothesis,Income Inequality,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An Empirical Test with the Required Data,”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3,pp.367–410.
Okun,Arthur M.,1975,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
Ostry,Jonathan,Andrew Berg,and Charalambos Tsangarides,2014,“Redistribution,Inequality,and Growth,”IMF Sta Discussion Note No.14/02(Washingt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olt,Frederick,2009,“Standardizing the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Social Science Quarterly,Vol.90,No.2,pp.231–42.
Stiglitz,Joseph E.,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New York:W.W.Nor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