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除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全球还未走出的大环境原因外，体制和国民经济创造分配流程扭曲所造成的挤压性衰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中，国民经济高利贷化，是这几年对企业投资、创业和经营利润形成强烈挤压，抑制实体经济正常发展，造成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一个重要考察指标是，一个国家，其借贷融资净利润占GDP的比例应当合理。多少合适，难有定论。从近几年的变化情况看，2010年，银行净利润为7430亿元，非银行非家庭的机构（如小贷公司、信托、典当行、担保、国企财务公司、基金发放的债券等等），其利润规模估计在7500亿元左右，民间家庭、集资、地下钱庄等借贷利润估计在5500亿元左右，全社会总的借贷利润为20430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左右，而当年全部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利润收入匡算为44560亿，占GDP的11.15%。这一年实业经济的收入还高于借贷利润。
到了2014年，银行业的净利润收入达到了18200亿元，非银行非家庭的借贷利润是10600亿元左右，民间借贷是18500亿元左右，全社会借贷利润4730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5%左右上升到了7.44%。与此同时，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的收入才42900亿元，占比从11.15%下降到了6.74%。全社会借贷利润比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的利润收入还要多4400亿元，据此可以判断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高利贷化隐忧。2014年非银行和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利润收入，比2010年的数还减少了1660亿。也就是说，2010年以来，非国有非银行实体经济所增长的利润，已经被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吃过头了。
现在亟须给整个中国国民投资短期化和“一夜暴富”的社会狂热泼冷水和降温，降低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挽救实体经济，特别是挽救中国的制造业。
融资成本过高重创实业
那么，非国有的实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到底多少呢？从宁波的百强制造业企业看，其总营收首超万亿，但其平均利润率却不足4%。全国餐饮业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月～10月，营业总收入达到22591亿元，同比增长9.7%。不过餐饮企业的利润率较2013年有10%的降幅，平均水平不足2.5%。小微企业的盈利能力较2012年有明显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亏损企业的比例上升至15.9%，与2012年的6.3%相比，激增了1.5倍。许多制造和服务业企业表示，融资利率远远高于企业实际的利润率，不贷款是“渴死等死”，去贷款是“吸毒找死”。
尽管2014年四季度央行降息“放水”，但根据央行2014年12月23日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2014年第四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64.9%，较上季度下降1.7个百分点，创下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新低。日前汇付天下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21.6%的小微家庭工商业有信贷需求，2014年第三季度，该比例下降至16.4%，降了5.2个百分点。
在现在这种倒置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家庭，都在想办法用钱赚钱，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参与放贷，有些大的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赚的钱比它的实体赚的钱还多。有的私营企业干脆把工厂卖了去放高利贷。这将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的下行。有的银行让一些中小企业先想办法借款给银行还款，还后再贷。许多中小企业借短期高利贷还银行后，银行不再续贷了，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就是这样被逼死的。
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信托、理财、小贷公司。资金的成本下不来，资金在以钱赚钱的池子里循环，最后是实体仍然背负高利贷。高利贷干预和扭曲货币政策，投放再多的钱都没用，要么进入股市，要么进入高利贷。在这样的情况下，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非常有限。
资金是有比较效应的，如果用钱赚钱能获高回报，流动性还比较强，把钱投到实业里，流动性受影响，还不保证赚钱，放贷至少能保证15%的利润，那为什么要办工厂呢？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没人愿意扩大实业了，整个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将面临重大打击。实业的增长动力和潜力也将受到影响。从数据可以看出，借贷利润占比的上升与经济下行是呈很强的反比相关性的，国民经济越高利贷化，经济下行的压力就越大，国民经济中借贷收入越高，实体经济占比就越低，直接影响财富的创造。
“高利贷化”的成因
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的高度垄断性。资金的卖家太集中，几千万买家对应着为数不多的集中卖家，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从人口比例来看，中国的银行数量显然太少。银行的集中度太高，垄断导致价格扭曲，所以资金的供应价格处于垄断定价状态。
不少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现在也成了倒钱的机构。目前的制度规定，村镇银行必须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并控股，事实上不是纯粹的独立银行，而小额贷款公司只能贷款不能吸收存款，就变成了贷款的二手商，从商业银行批发贷款，加成后贷给中小企业，推高了贷款价格，因此是一个怪胎式的机制。再看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比较容易，银行业愿意向他们贷款，有些国有企业贷款之后自己不用，而是通过财务公司转贷给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赚取倒贷利润。还有一种情况是，银行不愿意直接把钱贷给企业，而更愿意通过信托，把钱拆借出去，信托再通过倒钱的方式，推高贷款利率。
所以，国有企业、小额贷款公司、信托都变成了共同制造高利率的集合性机制。
一些融资机构和单位允诺高利率、借新债还旧债的庞式骗局，以及集资、地下钱庄，也对利率的不合理上涨推波助澜。比如，过去一年，仅河南省就发生了郑州、平顶山、新乡、安阳等地数家投资担保公司接连倒闭，引发投资人大规模抗议的事件。最近，河北邢台隆尧县三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历时7年建立的传销式庞氏骗局崩盘。三地合作社没有实体项目，更谈不上盈利，长时间下来，资金漏洞越来越大。
国民心态高利贷化，当然也有法律制度上的原因，比如现在的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以超过法定基准利息率的4倍”。其中也没有规定是短期贷款还是长期贷款，如果是一两个月的短期贷款的话，25%左右的利率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长期贷款，一般的企业根本无法承受。实际上这种法律条款，起到了保护和怂恿高利贷的不良作用。
解决之道
从主要渠道看，如果不改变国有控股银行集中度太高的格局，受制于市场固有结构，特别是没有大银行对大企业和中小银行对小企业的市场分工格局，将贷款利率降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消除国民经济高利贷化，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放宽中小银行设立的数量限制。从美国3亿人口有8000家各自独立的银行的比例看，中国各自独立的银行数量还是太少。绝大多数银行应当是社区里为创业、小企业和居民服务的小型银行。为防止小银行再度集中化和仅为大企业服务，应当限制大银行和国有企业入股城市社区小银行。
而且，小银行在小社区范围内，即使少量的小银行出现问题，导致国家连锁性挤兑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小。2014年年底，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贷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透露，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按照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当个别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运用贷款保险基金按照规定对贷款人进行及时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这将对一些小银行的风险进行保险。鼓励小银行充分发展，才能把贷款利率降下来。
在银行业改革的思路上，我们总是不想放开市场准入，想逐步过渡，采取了小贷公司、典当行等补充方式，现在看来，导致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这些金融机构，包括与有的国有控股大银行相互勾结，成了国民经济高利贷化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者。因此，在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上，不能再采取有可能出现更恶劣后果的路线，还得朝着坚决逐步放开银行设立准入，加强市场竞争的思路去设计和实施方案。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