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跑步进入“一带一路时代”：2014年，与此相关的大量会议在中国次第召开。进入2015年后，许多省份在最近召开的地方两会上纷纷摩拳擦掌，谋划如何实施“带路战略”。为了因应这种需求，国家层面的“带路规划”或将很快面世。作为国际战略研究者，笔者的深切感受是，中国在迈入“一带一路”快车道之际，有必要严肃审视周边的外交环境，以便发现战略实施的空白点。这个空白点就是针对周边亚洲大国的外交战略。
毋庸讳言，亚洲正在经历大变化，从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演变为全球政治格局调整最大的地区。中国既是这种变化的动力与原因，也要经受这种变化的严厉检验。如果应对不当，“一带一路”战略所承载的崛起征程可能遭遇重大挫折。
历史地看，陆权时代国家崛起的方式通常是：通过陆上征伐战胜对手，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以及被这些土地包围的水域，即成为最强大的陆上帝国。海权时代国家崛起则多依仗拓展殖民地并在母国与这些殖民地之间编制起一张贸易网络，为此，组建无可匹敌的舰队具有头等重要性。二战后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受一个半世纪的孤立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注重商业利益这双重传统的影响，治理世界的方式不再是领土扩张，而是维护自由贸易秩序。谋划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设立海外军事基地，乃至于组建联合国，都与这一目标有关。
在自由贸易体系下，美国在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实现对全球市场的占领与控制。这也为美国向外推行价值观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因此力推的是服务业自由贸易（BIT是典型代表），而在货物贸易领域则转而强调“公平贸易”，并促进本国的再工业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时隔一个半世纪再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可能在2030年前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而为进一步发展为综合实力第一大国奠定经济基础。不管中国是否能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与地位，成为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都将是中国的下一步。
1990年以来，中国在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侧重推行伙伴关系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保持了总体良好的关系，与此有重大关系。但那属于韬光养晦时期的外交应对。现在的情势则是：美国全力谋划亚太再平衡，日本加快国家正常化步伐，印度经济正在增速，中国崛起在亚洲邻国眼中并没有被看做纯粹的“正能量”，他们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在增强。为应对这种局面，新一届中国政府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以“新型大国关系”应对美国这个“点”，搭建几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线”，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互联互通夯实欧亚大陆（尤其是欧亚大陆中东部）这个“面”。
不过中国政府也很清楚，自己尚无法像美国那样，充当全世界193个国家的“邻国”，欲谋世界大国之“势”，须先经略好周边这个“局”。在地区外交上，经过一段时期的“侧重东亚”之后，正在转向“四面均衡”，这意味着中国在清晰地回归传统地缘认知：全面关注中国—周边关系（张蕴岭）。
问题在于，中国周边国家众多，接壤的邻国就有十四个，加上不接壤的邻国，合计超过30个。这些国家之间差别巨大，中国在强调周边外交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无法也不应该套用一个原则、使用一个标准、采用等距离政策。也就是说，有必要分类处置这些国家，以便实现自身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需求的契合。大致而言，可以有三类政策。
针对一般的中小周边国家，适用于2002年以来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周边外交原则，如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善邻富邻，亲诚惠容，建设命运共同体等。对于高度关注南海问题的东盟声索国，这些原则依然使用，中国所需要的是把南海问题放在“中国-东盟”整体框架下来处置，“管控分歧、强化合作”是现实途径，为此，有必要加快落实“双轨思路”、提速“南海行为准则”制定进程。
周边支点国家另成一类。支点的潜在含义有两重，第一，“靠得住”；第二，有一定力量。因此，有望成为中国支点国家的通常都不是次区域最强国，而是次强国乃至小国。西南部的巴基斯坦、东南亚的柬埔寨与新加坡、西部的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在经济与战略上都需要中国，也希望被中国认为“靠得住”，成为支点国家的可能性甚大。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对于区域整合持一种怨妇心态，在欧亚联盟、上合组织内不时充当合作进程的刹车器，因此，很难成为支点国家。中国东北部的韩国、南部的泰国与缅甸、东南部的马来西亚在经济上也比较需要中国，战略上对中国也有一定的需要，同样有望成为中国的支点国家。但由于力量相对有限，上述潜在支点国家对于次区域内最强国的影响力有限，也难以在其区域内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类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实施对象，中国的处置原则是：告诉我你希望的合作领域与项目，我评估后尽量满足要求，但肯定不会越俎代庖或大包大揽。
需要侧重强调的是周边大国，即次区域最强国。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但不属于亚洲国家，因此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西亚缺乏公认的次区域大国，伊朗、沙特、土耳其都只有某些方面的优势。但中国西边的哈萨克斯坦，西南部的印度，东南部的印尼与东北部的日本则是典型的次区域强国（当然，这不是说他们的强国地位仅限于某个次区域范围）。对于这类国家，目前的中国外交似乎缺乏系统性应对。
全球性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是中小国家所不能取代的，地区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也是地区内其他国家所不能取代的。因此，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必须重视这个环节。
美国治理世界的经验或许可以给中国某种启迪。美国通常的做法是：扶持全球各个地区的次强国（秦亚青），必要时与之结盟或提供安全保证，以平衡该区域的最强国。同时，又与最强国保持接触，乃至与之建立比较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再视情况建立适当的军事联系，以便在共同获益的同时保有影响区域最强国的手段。搭建制度平台对大国施加影响力则是美国治理世界过程中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联合国安理会与G20是两个典型例子。
上述四个国家的特点是：属于次区域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对于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超过其他国家，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在安全上与中国保持距离并与区域外大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能代表或相当程度上代表某种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
但这几个区域次强国又有不同的特点。哈萨克斯坦无疑是中亚五国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经济相对发达，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持积极热心的态度，长期任职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有战略眼光，在推动地区合作上表现出创见：1992年倡议建立亚信，旨在构建亚洲集体安全机制。1994年提出建立欧亚联盟概念。作为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近年来政局稳定、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未来可望成为东盟比较有力的领导者，在安全问题上对东盟成员国的影响力超过其他东盟成员国，其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与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存在交集。
日本的全球经济大国之一的地位仍将保持，“通过强化日美关系来推进国家正常化”已成中期国策，意识到中国崛起是大势但担心自己在亚洲的地位被削弱，对强化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持犹疑的态度但希望在亚洲事务中保持影响力。南亚的印度怀抱罕有其匹的文化自信与高度的政治自信，渴望成为不被任何国家所左右的“有声有色的大国”，希望强化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以发展经济并在亚洲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
而这些国家也存在一些不足：地理上处于亚洲的边缘地带，国土面积不够宽大，经济总量除日本外还嫌弱小，政治影响力也有限。相形之下，中国克服了上述不足，而且处于力量快速提升期。
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周边外交的过程中，有必要、也有条件推行针对这些国家的亚洲大国外交，而且，可以很好展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考虑到这五个国家在亚洲的经济地位，为了推进亚洲经济合作并强化五国间的经济联系，建立“亚洲五国经济论坛”（G5-Asia）值得考虑。
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是中长期战略，不能局限于经济领域。五国在安全与军事领域建立合作机制的时机或未成熟，但文化合作不妨大力推行。多种文明并立与交织，曾经是亚洲诸多纷争的原因。但我们乐于换个视角看问题：这也是亚洲的骄傲。这是一片滋生文明的沃土，孕育了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等影响遍及世界全球的几大文明。在经历千百年的宗教乃至文明纷争后，现在是时候探讨不同文明的共存共荣了。这方面亚洲是全球最好的试验田，可望为经济上日益交织的亚洲探索出一条化解宗教与历史问题的一个突破口。故此，中国不妨推动成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