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作坊式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不依赖科技创新和自然发现，而是更看重小富即安与世代相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它的困境，都来自这种作坊式国家的生产逻辑和文化意识。
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困境，造就了现代文化的悖谬
在南开大学EDP中心举办的一次文化论坛活动中，我提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问题，没想到一位听者异常激动地站起来发言。在他看来，无论是工业化陷阱还是现代文明困境，都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被湮没的后果；认为只有恢复传统文化，一切现在的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在他列举的各种理由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传统文化倡导节制欲望，可以克制今天物欲横流的生活；传统文化认同孝道，可以化解今天日见冷漠的伦理；传统文化讲求宽恕，可以对抗今天人们的暴躁易怒；传统文化鼓吹诚信，也就自然可以用来去除今日之欺诈偏私。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孔子所谓的“礼义廉耻”，正是对社会活动的规则（礼）、人伦活动的观念（义）、政治管理的法则（廉）和道德约束的原则（耻）提出了要求，这也就无形中涵盖了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三大领域中，人如何才能更好地与他人相处、与社会相容的种种问题。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治人”、“立人”的文化，即重视对人的管理和规范的文化；而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浪漫想象，认为它可以救万事于不堪之中，其实是有点“蔽于人而不知天”。也就是说，我们把现代社会的弊病，简单地归结为“人”的问题，自然也就把救赎的眼光落在了讲求人伦规范的传统文化身上了。
换言之，今日社会之物欲横流与欺诈自私，并非“人”造成的，而是造成这种“人”的现代资本社会的后果。马克思早于19世纪中叶就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迅速地改变，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也创造了变动不居的生活；于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也将被亵渎，价值不仅在重建，而且也在迅速崩坏；“利己主义的冰水”，也自然将淹没那些看起来温馨、温暖而和谐的旧的传统和文化。
简言之，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了“传统”，乃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工业进程和资本社会的全球生长需要，确立了完全不同的文化。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的分析中指出，工业化大生产不仅仅要求自身的再生产，也要求对其生产结果（物品/商品）的需求能力和欲望的再生产。所以，“欲望”膨胀的背后，是现代商品社会鼓吹消费也依赖消费的后果。而“资本”之所以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带有“原罪”的，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也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建立在超越了“简单物物交换”逻辑的、以博取巨额利润为己任的现代市场法则基础上的。不妨说，不是现代人学坏了才有了商业欺诈和经济剥削，而是商品社会以霸占、享乐和囤积为“准则”，从而养育了现代人的“坏”。也就是说，不是文化坏了才有了现代社会困境，而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困境，造就了现代文化的悖谬。
作坊式国家的文化逻辑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乃是一种“治人”和“立人”的文化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传统的中国文化总是围绕人伦主题展开呢？如果说现代文化是紧紧捆绑在现代资本社会的基础上，那么形成中国传统文化逻辑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事实上，重人伦乃为社会管理之顺捷便利，而在学问和思想层面上，则形成对于“性”与“欲”的剥离意识，仿佛天性和人欲的对立，就是整个人类活动的核心命题。而纵观几千年来之中华，这种文化逻辑又是与“作坊式中国”紧密相关的。
我所说的“作坊式国家”这个概念，首先指的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基本生产模式依赖一种作坊式产业，形成小成本、小投入、低科技含量、高利润的生活经济方式；与之相关，就有了这个概念的第二个层面：建立在作坊式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不依赖科技创新和自然发现，而是更看重小富即安与世代相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它的困境，都来自这种作坊式国家的生产逻辑和文化意识。
作坊式国家的“成就”是惊人的，而作坊式国家的困境也是明显的。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16到19世纪中国一度是全球白银流动的终结点，从而让江南一带农民放弃了水稻种植，致力于桑蚕的生产。这种状况持续几百年，一个转产贸易国家就产生了。可是，这种良好贸易的最终结果，却是欧洲白银数量的大量减少，不得不谋求殖民扩张和产业革命；而中国社会对于贸易的依赖，造就的直接后果则使得作坊生产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下养育出来的循规蹈矩和墨守陈规，造就出来重视人的活动的规范，忽略现代科技和教育进步的思想意识。
有趣的是，这种模式似乎也在英国人身上出现了。全球殖民的后果则是贸易的通行无阻。成熟而有效的帝国模式，养育了保守守旧的生活方式。人人都有机会发财的市场，令产生革命的成果被各种各样的家庭企业吞噬消耗，欧洲人鼓吹“兢兢业业”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却看不到“兢兢业业”、“勤劳奋进”又是小资本运作下的文化品格。对于创新的鼓励，远远小于对于资本利润的渴求。如果简单的重复生产可以创造足以支付自己生活的富裕资金的话，创新就变得极其多余了，而人伦天理问题自然上升为核心话题。在英国走向作坊化的过程中，不仅仅英国出现了经济的富足，也出现了经验主义文化的流行，自然也隐含了衰退的阴影。
显然，一种文化与一种社会的经济模式息息相关。这些年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过度浪漫的幻想，也就自然不是几个学者、名人和官员的倡导就能达到的。我在此前曾经撰文说过，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大量引进外资，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种引进贸易模式的脆弱性先放在一边，但就整个社会创造力的发展来看，这种模式养育了一个“作坊式中国”：小企业主活力无限，家庭工业异常发达；东部的经济激情，与这种小作坊追逐小额利润的积累，也更钟情于爆发式销售的神话。于是，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山寨国家和小商品国家。与五百多年前的情形相似的是，大量纸币（外汇）流入中国，而小商品的有效输出则在导致通胀压力的同时，也损耗了对于创新力的期待和热情。鼓励冒险、倡导创造的文化意识，其吸引力开始小于鼓励研习、希冀现状不变的文化意识。传统文化的热情里面，包含了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困境和未来隐忧。
有了现代国家意识和思想观念，才能懂得传统在哪里
鉴于上面所论，我倡导一种“现代型的传统文化”，即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作坊国家意识，不能因为提倡传统文化就把孔子作为神，把孔学堂作为圣地，把汉服作为仪式，即把传统文化看做是“恢复之后拯救天下”的东西；现代型的传统文化，归根到底乃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结合现代文化继承和创生的新型的传统文化。
就国家意识形态而言，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主义思想的合理之处在于其对公平、公正和民主的天然诉求，而“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体制，在当前条件下，却不能为很多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接受，尤其是我们的亚洲四邻。而传统文化追求和谐相处、天下大同，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历史上，中华文化作为不具有侵略性的文化，曾经起到了整合亚洲的积极意义，曾经形成过汪晖所说的“跨体系社会”，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传统文化，应该重视其作为文化价值观输出的功能，而不应该把之乎者也作为正宗。
就社会生活观念来说，建立现代性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观。最近以来，因为文化自信而国学兴起，这是好事；但是因此就大力排斥科技文化，甚至将千宗罪归结到“学英文”上，何其自闭而无聊！未来世界依旧需要创新和教育立国，需要年轻人掌握更多的外语，有能力学习更先进的文化。今日之传统文化观念隐含着作坊式国家“有钱有自信”、“当前就是最后”的可怕意识。 事实上，传统文化教人学做人，却不能用来养育人的全部。
